西漢名臣桑弘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不依靠農業富國的改革家。
在經濟改革會議上，他明確指出“富國非一道”，“富國何必用本農”，“無末業則本業何出”。 在桑弘羊看來，農業並非財富的唯一源泉，工商業尤其商業同樣是財富的源泉 ，正因為強調工商富國，所以站在國家的立場，桑弘羊極力主張採取積極的財政調控政策，由國家積極介入工商業以增加經濟性收入。他所定製的各項經濟措施，都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桑弘羊的經濟體制改革，在漢武帝平定內亂、鞏固統治後全面展開。
事實上，西漢的商業發展是相對比較繁榮的，產業也全面。司馬遷開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業就有冶金、鹽業、物流、糧食、畜牧、高利貸、博彩、零售、化妝品、飲料、小五金、肉製品等等，不一而足。
當然，利潤最高的，是鑄錢、鍊鐵、煮鹽。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將這三個產業國營化。其中，鑄錢和鍊鐵完全由政府壟斷。民間有膽敢私自鑄錢的，死罪；有膽敢私自鍊鐵的，重刑。
儘管漢高祖制定了各種抑商的法令，但在漢初仍有許多容易致富的行業。
真正的國有企業，從此開始。
鹽業則開放一半。煮鹽由民間，賣鹽由官方。生產成本由民眾負擔，生產工具由官府提供，產品也由官府收購專賣，算是公私合營加統購統銷。
二十一年後，酒類也歸官方專釀專賣。
這當然是與民爭利，因此引起極大不滿。直到很久以後，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罵。蘇東坡由於痛恨桑弘羊，甚至連司馬遷也罵了。
其實這項改革的意義並不完全在經濟，更在政治。採銅、鍊鐵、煮鹽，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濱海，政府根本就鞭長莫及，豈非失控？
何況鹽可以換成錢，鐵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變成戰士，貨車可以改裝成戰車。如果銅錢還可以私鑄，那些私營礦主謀起反來，豈非很方便？
金融壟斷與鹽鐵專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政治需要。
真正的殺手鐧是算緡。
算緡，就是徵收資產稅。具體地說，就是工商業者都要申報財產，政府則徵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稅。如果是小手工業者，則稅率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譁然。
但是算緡法頒佈後，富豪們紛紛隱瞞財產，根本沒幾個人人申報財產。
漢武帝無奈，只好又頒佈了告緡令。告緡，就是舉報隱瞞財產。告緡令，則是對舉報者的獎勵條例，金額是被舉報者財產或資產稅的一半。
告緡令頒佈後，一場舉報他人財產的人民戰爭就打響了，幾乎所有中產以上家庭都被舉報。中央政府則派出由酷吏組成的工作組奔赴各地，就地處理隱瞞財產案。
其結果，是社會財富被強迫清零，中產階級集體破產，民眾的儲蓄和投資意識銳減。大家有了錢就趕緊花掉，生怕變成打狗的肉包子。至於國庫，當然盆滿罐滿。
漢武帝和桑弘羊，卻意猶未盡。
元封元年，漢帝國又出臺了由桑弘羊設計的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就是政府平價收購各地土特產，然後運往他地高價賣出，賺取差價。平準，則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國物資，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利歸朝廷。
顯然，桑弘羊的手從製造業伸向了流通領域。或者說，他已經不滿足於金融和鹽鐵的壟斷，還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業網絡，而且由帝國政府獨家經營。
漢武帝不但收稅，還要經營權。
這下子，民間資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業者發家致富的所有門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國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銀行家、企業家和批發商。
如此壟斷和霸道，就連當時的“紅色資本家”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這年，由於發生旱情，漢武帝讓巫官求雨。卜式卻說：用不著求。只要把桑弘羊扔進油鍋，天就下雨了。
天有沒有下雨，不知道。不過肯定的是，卜式被和諧了。
無論古代還是當今，桑弘羊的財政調控思想都有著難以否定的積極作用。雖然商業不能直接創作財富，但它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手段，卻可以帶動和刺激其他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間接有助於”創造財富，而且商業利潤的壟斷，對國家來說即等於“創造”了財富。
在中國歷史上，桑弘羊是一個有著重要地位和影響的歷史人物。作為著名的理財家，在長達近三十年的時間裡，他秉持工商富國思想，極力主張和踐行工商官營，主持或參與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和制度，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和許改革家一樣，桑弘羊的生前身後，同樣是是罵聲一片，甚至最後被殺。但他的財政措施依然被繼續推行。到了成哀時期，隨著官營壟斷政策的控制逐漸鬆弛，對桑弘羊及其理財措施的評價越來越趨於完全否定。 桑弘羊之所以受到許多譴責，在於他的理財措施極大損害了貴族官僚和商賈的利益。他的許多政策不僅在西漢中期壟斷了工商業經營，堵塞了許多人的財路，由於他為後世樹立了“言利”的榜樣，其理財措施也被歷代王朝紛紛效仿，因而招致後人責難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罵得最兇的，是儒家。這非常怪異，因為桑弘羊打擊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難理解，歷來藐視商人的儒生罵什麼呢？
何況經濟問題從來就是儒家的短板，他們也只會扣道德帽子。而且罵來罵去，無非為富不仁，與民爭利。
桑弘羊不屑一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礦山、海洋與森林原本就是天子的。開放給民間，是讓利於民。收歸國有，則天經地義。何況皇上並沒有把經營權捏在自家手裡，而是交給國家，怎麼能說是自私？
均輸和平準也一樣。物流和銷售由民營改為國營，政府就可以進行宏觀調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怎麼是為富不仁？更何況，通過國營商業增加財政收入，就不用加賦加稅，怎麼是與民爭利？
桑弘羊底氣很足。
其實，這裡面未嘗沒有道德問題。比方說，只准國家賺錢，不準商家牟利，有道理嗎？挑動群眾互相舉報，人人以鄰為壑，很正義嗎？政府說收稅就收稅，收不上來就動粗撒野，跟強盜有區別嗎？
可惜，儒家根本就認識不到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氣壯，因為他並沒有以權謀私。他之所謀為國家利益，他之所護為中央集權，他之所求為富國強兵。你要說他不道德，先得否定這三項。
然而問題的關鍵正在這裡。國家利益，一定高於個人利益嗎？中央集權，一定必須維護嗎？富國強兵，就一定要讓工商業者和中產階級破產嗎？
但是桑弘羊不會回答這些問題，漢武帝也不會。在他們看來，這些根本就不是問題，成問題的是那些鉅商大賈。他們富可敵國，貴擬王侯，已經構成對政權的嚴重威脅。國家的經濟命脈，又豈能掌握在他們手裡？增加中央財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間出現財閥和財團，才是根本所在。
漢武帝要錢，更要命。
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的社會，一個可能由集權發展為專制的社會，都不會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模，因為那會變成一種與絕對權力抗衡的力量。如果這些財團還涉嫌黑社會這些不安定因素，那就不但要遏制，還必須斬盡殺絕了。
比如明朝中後期的部分財團被抄家斬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不就是他們勾結倭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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