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京東公佈2018年年報，由於谷歌去年6月份的5.5億美元投資，劉強東在京東的持股比例與投票權都略有下降。
從數據上來看，騰訊為京東第一大股東，持股17.8%、投票權4.5%；第二股東即劉強東，持股15.4%，略低於2017年的15.5%，但仍掌握著絕對控制權，投票權高達79%；沃爾瑪則是第三股東，持股9.9%、投票權6.1%。
若比較京東、阿里在股權、團隊上的不同把控方式，就能發現面對權力時，位高權重大佬們的差異化管理風格。
劉強東的強勢，在業界早已聞名
首先是高管的團隊選擇，目前更多由管培生提拔的嫡系員工與初創時期的老將構成。但其實在2012年時，曾有不少職業經理人加入京東，這也是團隊從草莽時期向成熟體系迭代的標誌。不過從劉強東的反應來看，這些空降高管的打法明顯不合心意。
2016年，在職業經理人的帶領下，京東以40% GMV快速發展，雖然甩開了天貓同期增速，但劉強東仍公開表示：“京東進入了最困難的時候。”隨即迴歸一線重新執掌業務，命18位高管直接向劉強東彙報。
今年4月，執行副總裁兼CPO（首席公共事務官）藍燁宣佈離職，這也是2012年外招高管中堅持最久的一位，自此，外企職業經理人的時代告一段落。
即使面對投資方時，劉強東的鐵腕風格也依舊延續。
“對於資本，我只有一個底線，就是控制權。我永遠要控制股東會，永遠控制董事會。”
京東是典型的雙層股權架構，其董事會成員只有五名，而管理層除劉強東外無一人在其中。董事會章程中還規定，劉強東不在場的情況下，董事會不得舉行正式會議，除非他自己迴避。此外，劉強東在“違背其意願的任何限制”期間仍然可以保持權力，這表明他甚至可以在監獄中保持對公司的控制權。
這種極度集權雖然能保證劉強東大權在握，但從性侵風波來看，與企業的緊密綁定，反而會形成負面影響放大的蝴蝶效應。
雖然在去年7月集團CMO徐雷就被任命要兼任首任京東商城的輪值CEO，但大半年過去，作為一名業務型管理者，一直在市場崗位打拼的徐雷，在集團統籌協同與輪崗流動上並不明顯，還是在劉強東的光環籠罩下低調做事。
京東，依然被牢牢掌握在擁有79%投票權的劉強東手中。
在阿里，卻是另一番景象。
從很早開始，阿里就開始了“去馬雲化”。2013年，馬雲卸任阿里巴巴CEO，隨後在2018年教師節時，又發佈公開信宣佈將在一年後辭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的職務，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
和其他互聯網巨頭相比，阿里核心高層的人事任命，更新的十分快速。
2013年馬雲卸任阿里CEO後，由時任淘寶CEO的陸兆禧接任，兩年後，這一職位又轉到阿里COO張勇的手裡。今年4月，新的動向又一次出現，張勇卸任淘寶與天貓的董事長與總經理職位，由兩家企業的總裁蔣凡兼任。
“救火隊長”陸兆禧、“雙11成就者”張勇、“後起之秀”蔣凡的先後出現，再加上馬雲在影視、公益上的活躍，令阿里與馬雲達成了適度切割，因此即使前不久“996”“669”言論掀起軒然大波，對阿里的資本表現影響也並不大。
但從權力結構上看，馬雲卻與劉強東類似，就算退居幕後依然手握實際控制權。
阿里的公司架構被稱為“合夥人制”。2013年，馬雲正式宣佈這一制度，認為“我們建立的不是一個利益集團，更不是為了更好地控制這家公司的權力機構，而是企業內在的動力機制。”
對於新入選的合夥人，不僅有三年考察期，還得獲得75%現任合夥人的支持。而一旦成為合夥人之一，就有權利提名董事會，這種集體決策與接納機制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阿里管理團隊上的穩定與可持續性。不過在現有的36名成員中，只有馬雲、蔡崇信是永久合夥人。
此外，阿里採用AB股的機制，雖然集團最大股東為軟銀與雅虎，但在內部的投票權有限，而馬雲手持的6.4%股權為高級股A股，一股有8-10個投票權，估算來看，他的投票權至少達到50%以上。
永久合夥人與投票權雙重加持，馬雲就算不掛任何名，也是阿里巴巴毋庸置疑的核心人物。
簡而言之：不論集權還是放權，作為創始人，掌控企業野心當然無法磨滅。
但隨著時間流逝，如何能令企業的良性持久發展與自我利益兼得？這還是擺在他們面前，最難解決的問題。
閱讀更多 壹侖科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