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刘文典的交往

抗战期间，沈从文和刘文典都在西南联大教书，据说两人关系不睦。关于他们之间的龃龉有多种说法，但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认为沈是写小说的出身，根本没有资格在大学里教书。

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

这位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年轻时曾师从陈独秀和刘师培学习，1929年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因学潮问题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被投进监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刘后来因此事名声大噪，受到人们的追捧。抗战爆发后，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著名作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中回忆说：“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是他的嫡传弟子，他在文章中这样评价老师：“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正因为此，沈从文课外对学生的影响要比课堂上大得多。

沈、刘二人素无往来，本来相安无事，但熟悉刘文典的人都知道，刘喜欢骂人，好“臧否人物”，而沈从文生性腼腆资历又浅，且与刘同在中文系教书，于是理所当然成为刘文典奚落的靶子。

刘文典攻击沈从文的故事很多，最经典的两件事大家都很熟悉，一是“教授事件”；二是“跑警报事件”。

沈从文1939年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副教授，有时也到文学院兼课。沈从文授课非常认真，学生习作他总是认真批阅，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批语有时长达几百字，给学生很大益处。1943年，西南联大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据说刘文典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刘文典

抗战初期，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天甚至两次。昆明也没有什么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随意的很。每当飞机来袭，昆明就会拉响防空警报，一有警报，联大的师生们就都往郊外跑，这叫做“跑警报”——多年以后，汪曾祺还专门写过一篇名为《跑警报》的文章，回忆当年那段难忘的时光。

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与大伙一道跑出校园，突然他想起陈寅恪还在后边，于是赶紧回头，找到视力不佳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快到郊外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里，于是便上前呵斥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对于刘文典攻击沈从文的这些故事，刘氏后人持不同意见。刘文典之子刘平章在《我的父亲刘文典》中说：“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沈从文的事情了，我夫人把她查到的资料作了些考证。沈从文在昆明的那段时间，住在丁字坡旁边，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馆对门，而我们家住在龙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报，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国花园或现在的圆通山后面。我们跑虹山，他们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而且我们没跑几次就搬到官渡。我觉得那时敌机要来了，大家都是慌慌张张地跑，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还能说出‘你跑为什么？我跑是为……’这样的话，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谁编出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西南联大到了云大（云南大学），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刘平章的话多少有些为先人讳的意思，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金安平写过一本《合肥四姊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充和会说，刘（刘文典）是个喜欢从心所欲的人，生活铺张，言语夸诞。他确实藐视充和的姐夫沈从文，但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充和坚信刘虽然主见很强，却并无恶意。她还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看来还是充和了解刘文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