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2期，原文標題《天才兒童之謎》，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英國布里斯托爾的聖貝德天主教學校之前給學生做了一次智商測試。校內10名學生智商高於140，最低的也有
關於為什麼研究超常兒童，美國心理學家戴維·費爾德曼（David Henry Feldman）曾經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在我研究的超常兒童中，常常遇到一些特殊狀況，是一個人的成長異常順利的典範：孩子的天賦興趣、父母的養育、學校的教育以及社會的機制，完美地促成了一個人一生潛力的最佳發揮。我想，研究這些順利的典範，至少是一種視角，可以讓我們看到是那些不那麼順利的情況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比如，超常兒童往往很早就知道人生的志趣所在，但對於普通的孩子，可能父母就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幫助他一起找到這種志趣。
超常兒童在人口分佈中的比例大約是1%～3%，按照中國的人口基數，每年的超常兒童的人數都在幾百萬左右，但是這些孩子的命運如何，我們基本上一無所知。因為國內基本上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在採訪這組封面的過程中，那些超常兒童在我們內心激發的情感是複雜的。一方面是對他們才華的某種困惑與敬畏——對於這些超常兒童，我們的瞭解其實很少。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特殊能力到底從何而來。
另一方面則直指我們內心深處的某種失落與痛楚——與他們相比，普通人的人生是否天生就帶著某種自身侷限，只能以某種速度思考到某一深度，而不可能最終達到卓越的境地。
其實，在關於天才的討論中，先天與後天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先天論者認為，才華由基因決定，是不可變的。後天論者則認為才華受文化影響，可以經教育／訓練而提高。
前者以從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為始作俑者。高爾頓是達爾文的表兄弟，博學多才，後人估計他的智商接近200。他開創了統計分析、問卷調查、複合肖像、法醫指紋等新方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氣象學家之一。此外，“先天與後天”的詞組也是他發明的。
1869年，他出版了《遺傳的天才》。在這本書中，他以統計學的方法，對英國400多名傑出發明家、領袖、運動員等人群的家族進行了深入研究，最後得出結論：天才是基因遺傳的，也就是“天生的”。由此，他也開創了以統計學方法測量人類精神特質的先河。
雖然他承認激情、毅力的重要性，但完全無視環境的影響。他認為，無論環境如何，天才自會脫穎而出。牛頓就算生在沙漠，也仍然會做出牛頓的成就。在他之後的一個世紀，人們對他的說法深信不疑。“自科學誕生以來，極少有什麼聲音，像一個穩定、獨特、獨立的智商那樣魅惑人心，如海妖之歌，攫住了大眾的耳朵(G.P.普特南，1976)。
但一個世紀以後，環境論興起。尤其是在美國，早期行為主義心理學，包括B.F.斯金納和詹姆斯·華生基本上否定有基因遺傳這種事情。他們認為，環境就是一切。比如華生曾經有過如下豪語：
給我一打健全的嬰兒，把他們帶到我獨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證，在其中隨機選出一個，訓練成為我所選定的任何類型的人物——醫生、律師、藝術家、鉅商人，或者乞丐、竊賊，不用考慮他的天賦、傾向、能力，祖先的職業與種族。我承認這超出了事實，但是持相反主張的人已經誇張了數千年。
100多年來，關於天才的爭論，似乎就是在這種先天VS後天的兩級之間不斷深化我們關於智力、努力、創造力、以及人之潛質的真相。尤其是過去25年裡，行為遺傳學、神經科學、發展心理學、個性心理學、積極心理學積累了大量了經驗證據，但沒有一門學科能單獨解釋天才的起源與結局。但我們畢竟可以達成一些共識，比如智力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智力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基因與環境之間是不斷交互、互相影響，並最終決定我們人生的走向。
我們知道，天才一定程度上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美國記者埃裡克·維納為了寫作《天才地理學》，探訪了七個歷史上天才輩出的城市，並總結了幾個重要的規律，比如天才從來都是扎堆出現的，而不是分散的，一兩個出現的；天才幾乎都在城市湧現，他們也許出生在鄉村，但一定在城市長大成材，因為城市的環境更有利於激發創造力。
我們還知道，一個超常兒童需要與他們的心智水平相符的智力挑戰與因材施教的教育環境，否則他們很可能會在無聊中浪費掉自己的才華，或者為了泯然眾人而泯然眾人。國內公立學校系統中開設超常班的中小學不過30多所，大城市的父母固然可以將資優孩子送去各種私人的天才訓練營，但寒門子弟的超常兒童，如果沒有國家層面的統一測評與教育支持，他們發揮自己潛質的機會微乎其微。
最後，作為父母，我們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讓一個孩子發揮出最大的潛能。“神經可塑性”讓我們相信一個孩子的潛力，他們可以變得更聰明，有更多的成就，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這種潛力有它自身的限制，你不可能通過後天的訓練製造一個超常兒童。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