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發展至東漢達到鼎盛，伴隨著楷書的崛起，行草的興盛，在魏晉時期走向衰落；南北朝全面進入楷書時代，隸書幾乎被人們遺忘；唐代隸書曾出現過暫時的繁榮。然而，從文字的實用性看，隸書已不是官方正體；從藝術性看，唐隸已無法再現漢隸的輝煌。宋代以降，帖學風起，隸書由此而一厥不振，不僅善隸書家銳減，藝術上更是平淡無奇，甚至連隸書的基本法理也難以保持，隸書在行草書光環的籠罩下而暗淡無光。清代是書法史上的重要轉折期，碑學書法的興起打破了帖學書法的長期壟斷，使古老的隸書獲得新生。在清代碑學書法興起的過程中，隸書充當了先鋒的角色。
清代書家隊伍逐步發生著變化。金石學家大多又是造詣頗深的書法家，許多書法家也涉獵於金石學。金石學著作中廣泛涉及書法的品評，闡揚金石書法的審美觀點，逐步形成了系統的碑學書法理論，匯成了一股崇碑潮流。輿論的營造，理論的總結，引發了書法審美價值觀念的轉變，尊碑抑帖，崇陽剛卑陰柔漸成社會風氣。金石文字的書法價值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許多厭倦了帖學的書法家轉而從金石文字中學習書法。許多人把注意力由行草轉向了篆、隸、北碑。
鄭簠專以隸享名於時，影響後世。他取法《史晨》《曹全》，又融入楷行之法，終成自家面貌。他在帖學書法的重重包圍之中另闢蹊徑，在隸書上尋求發展，溯本求源，直追漢法，終於找到了傳統的根據，並在隸書的創作實踐中取得了成功，為清代書家樹起一面旗幟。朱彝尊稱他的隸書為“古今第一”雖有過譽之嫌，而稱其為清初隸書第一當不為過。正如錢泳所言：“國初有鄭谷口（鄭簠）始學漢碑，再從朱竹詫（朱彝尊）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鄭簠的率先垂範改變了隸書沉悶的局面。金農是繼鄭簠之後的又一位隸書大家，成為清代書壇的一個亮點。金農在鄭簠隸書成功實踐的基礎上推波助瀾，成為清隸高潮的前奏。他肆力古碑，隸書取法漢碑又能別出新意，高古脫俗，自謂：“石文自《五鳳刻石》，下至漢、唐八分之流別，私謂得其神骨，不減李潮一字百金也。”
清初隸書畢竟處於復甦階段，存在著明顯的侷限性。由於隸書積弱已久，首先要恢復隸書的元氣，重整隸書的基本法理。因此，在隸書的創作上，繼承有餘，融會不夠，創新不足，藝術內涵還顯得幼稚和浮淺。雖然出現了一些專攻隸書的書家，畢竟人數有限，多數書家兼習隸書，難以達到藝術的高水平。碑學書法理論剛剛起步，還沒有形成完備的理論系統，對於漢碑隸書藝術價值的認識尚欠深入。清初隸書處於書風轉換的醞釀階段，尚不足以和帖學相抗衡，還不可能產生足以領時代風騷的代表人物。儘管如此，清初面對隸書長期衰落的狀況，終於踏上了復興之路，起到了率先垂範的作用，代表了書壇的積極因素和發展方向。
高潮期的隸書不僅表現在書家數量的增多，更重要的是正確地解決了繼承與創新的問題，表現出偉大的藝術創造力。一方面清隸書傢俱有深厚的傳統功力基礎和深刻的理性思考，直追隸書本源且涉獵廣泛，取法高古脫俗，善於從傳統精華中汲取營養，尋求創新的依據。另一方面又融會貫通，不斷深化對隸書藝術價值的理解，並貫徹到創作實踐中，賦予隸書以新的藝術內涵，在體現隸書共性的基礎上，形成了各自的審美觀，從不同的角度豐富隸書的藝術表現力，從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藝術風格。清代隸書家大多都富於創造性，在堅持隸書基本法理的基礎上，融入篆籀、北碑、甚或是行草的筆法，並能達到和諧統一，使隸書在形式與內容上更具有時代感。清代隸書家在學習傳統中各有所得，個性特徵各不相同，在共性上又能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從而達到了多樣化統一，這正是書法繁榮的重要表現。
清隸的復興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書法發展的規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書法的變革往往是以復古為前提的。帖學書法以魏晉為依歸，又能與時俱進賦予新的藝術內涵，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時代風格。碑學書法則突破了魏晉的界限，直追秦漢乃至先秦，復古之路更遠，且廣泛挖掘民間書法的藝術價值為我所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問題，這是書法文化發展的永恆主題。簡單的復古，機械重複傳統，只會停滯不前，書法不會有生命力。反之，如果脫離了豐厚的傳統精華，搞歷史虛無主義，就會步入歧途，終入野道俗格。只有紮根於書法民族傳統的沃土之中，又不斷地賦予書法以時代的精神，增添新的審美內容，書法這棵大樹才能根深葉茂，生機勃勃。碑學書法和帖學書法都是書法傳統的積澱，二者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完全可以互補。尊碑抑帖失之偏頗，帖學獨尊有失公允。碑學興而帖不廢才能迎來書法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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