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名叫“建國”的人有近百萬；名叫“國慶”的人也有近50萬。
當年，“建國”這個名字意義非凡、氣魄宏大，也很時髦和光榮。
在河南新鄉，瞅這位年幼的“建國”，親切地，像不像您正在學堂的書桌前讀書的孩子？看這位成年的“建國”，慈祥地，像不像您記憶中的爺爺或父親？
“建國們”的照片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人的似水年華、流金歲月……
01
我叫申建國，1949年10月1日出生在河南新鄉輝縣市南寨鎮北寨村，那是新中國成立的日子，俺爹俺娘就給我起名“建國”。
上面的照片，是我出生沒多久時拍的，前排左一是俺娘，她懷裡抱著的小娃是我，後排右一是俺爹。爹說，當時在我們太行山下的農村，能拍張照是件很奢侈的事。不過，新中國成立了，我們也要跟著社會進步走，於是，這張照片成了俺家最珍貴的影像。
02
我兄妹五人，我是老大。
俺爹說，解放前，俺這兒很多人都很窮，過得像乞丐一樣。我們一大家子沒地方住，就在一座寺廟裡棲身，一住就是十幾年。不過，我依然覺得很幸運，因為，比起在戰火中顛沛流離的父親，我的童年要安穩、祥和得多。
新中國成立後，神州大地換新天，我的家族就離開了破廟，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順利地讀完了小學、初中和高中。這兩張照片是我從當時的證件上摘下來的，左邊是我上初中時的照片（1962-1965），右邊是我上高中時的照片（1965-1968）。
03
說起學生時代，最特別的記憶是讀高中時走出大山，我去上海住了半個多月，長了很多見識。回到家，人們都說我長胖長高了。
1968年，我讀完了高中，這是我（後排右一）與同學們在輝縣百泉拍的紀念照。那個年代，手拿紅寶書照相是一種風尚。畢業後，我和照片中的好幾位同學都當了老師。1966年開始，好多人都在忙運動的事。
作為大山的兒子，我的職業選擇很實際：當時，老師的地位雖然不高，但是待遇嘛，相對於在家種田還是要好得多。
04
1969年，我作為鄉里僅有的兩名高中畢業生之一，進入村辦小學，當了民辦教師。一年後，為送別去參軍的堂兄（後排左三），俺全家人又拍了一張大合影。
與1949年的那張合影相比，時隔20年，這張照片的背景變成了一家人合住的房子，讓我神傷的是，有些親人已經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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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29日，送別堂兄兩天後，21歲的我在日記裡寫下這樣的句子：“人的一生中，生活方式是非常複雜的。有時遇事則苦悶，有時則興奮，興奮則以‘狂熱’之。悲歡的事情也很多。現在的我才初步覺得做一個人不容易，既得考慮事情的正面，也得考慮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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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年間，在教育系統中，受影響最大的還是大學，農村小學的規矩沒有被破壞，依舊是學生上學，老師教書。
當時村裡的學校是包辦制的，我們的學校由寺廟改建而來，一個老師啥都教。上學的時間跟現在差不多，只是沒有雙休日。老師的工資就是工分，幹一天掙一天的工分，拿著工分可以優先換取一些生活必需品。
這張照片，是1972年參加工作後，我第一次跟畢業生拍的合影。
07
1974年，在村辦小學任教5年後，我作為工農兵學員進入新鄉地區師範學校開辦的首期音美班進修學習。同班同學四十多人，大家分別學習二胡、古箏、笛子等各種民族樂器，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了笛子。除了專業課，我們那會兒也要進行大量的政治學習。
走過鄉村的青草香，來到繁華的城市，食堂裡供給充足、熱氣騰騰的白麵饅頭撫慰了課業重壓下的我。有天，我看到校園裡停著一臺新汽車，覺得新鮮極了，就叫來一位同學幫忙拍了這張照片。
08
那時，經人介紹，我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她當時21歲，是南寨鄉衛生院的一名護士。戀愛期間，她經常會到新鄉市區來看我。幾十公里的路程，現在看不算什麼，當時卻要坐大半天的公共汽車。
進修期間，雖然每月有十幾元錢的生活費，但我的經濟狀況還是很緊張。有次見面，妻子塞給了我幾十元錢，這些錢，我不知道她攢了多久。她當時肯定看出了我的窘迫，但什麼都沒說，怕傷害一位男人的面子。至今想起，我心裡還是會湧起滿滿的溫情。
這是1975年，俺倆在新鄉市人民公園約會，在同一個地方各自拍了一張照片留念，定格了我們的一段粉紅色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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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6日，我完成全部課程，正式畢業。
畢業前，我和同學們拿著各自學習的樂器，在學校的院子裡，擺出一個像流行樂隊一樣的pose，留下了這張特別的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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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16日，我和妻子領證了。當時，她傢什麼彩禮都沒要，俺倆去照相館，花幾毛錢拍了張合影，就算是最最重要的結婚儀式了。儀式雖簡單，卻拉開了我們豐富的、多情的歲月風景。
這張我們珍藏多年的結婚證，現在看，還是頗具時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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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我已是南寨鎮中心學校的一位初中老師，早上5點半起床，6點出操，然後是一天的課，晚上9點放自習後才能回家。
儘管如此，我從沒覺得辛苦，身邊人都是這樣，認為這種生活狀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艱苦奮鬥、刻苦拼搏”的精神，已經化在了我們這代人的血液裡。
這是1978年，我在南寨中心學校旁的小山崗上留影。當時，國家恢復高考已近一年，我能明顯感覺到身邊人對學習文化知識的渴望。於是，我更加堅定了決心，立志要當好老師，教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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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我喜歡上了拍照，很想買臺相機，但100多元的價格讓我一次次打了退堂鼓。當時我雖然已是正式的公辦教師，但每月的工資只有29.5元，一年後也才漲到35元。
1977年，妻子向岳母借了120元錢，給我買了一臺牡丹牌120相機。當我的手一碰到相機，就像觸電般興奮，立馬在老房子的廚房前給妻子拍了一張照片。她身穿工作服，看那笑容，至今都能融化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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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一臺相機絕對算是家裡的大件，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神器”。
有了相機，我不僅給自己的家人拍，也免費給很多老師和學生拍照。白天拍了照片，晚上回家自己調製顯影液。沒有專業的工具，就用家裡的碗，然後用被子蒙著避光，在被窩裡沖洗膠捲。
這是我給三位同事拍的合影，左一同事穿的是兩個兜的士兵裝，右邊兩位穿的是四個兜的軍官裝，都是當時很流行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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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不到29歲的我做了父親。遵照“中國人民香花開，社會主義永如海”的起名順序，我給兒子取名“紅義”。
初為人父，除了滿心的喜悅，我也覺得身上的擔子更加重了。家裡添丁進口，為補貼家用，工作之餘，我和妻子養了幾頭豬。當時，一頭豬養一年出欄，一斤可以賣8毛錢，這讓家裡每年可以多幾百塊錢的收入。這張照片是孩子還不到一歲的時候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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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一天天長大，我們的小家紅紅火火。可是噩耗突然傳來，1981年，妻子長了個很大的腫瘤，醫生說是癌症，估計剩餘的日子不超過兩年。聽了這，我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她才28歲啊。
幸運的是，在新鄉治療半年後，妻子的病情竟慢慢好轉，最終出院，直到現在，都很健康。
這是1982年5月，在新鄉第二招待所門口，我為剛出院的妻子拍下的照片。大病初癒，妻子瘦了一大圈，但精神和心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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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女兒。爺爺給她起名叫“紅垚”，家裡的女孩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來取名，她的堂姊妹和表姊妹，有叫鑫和淼的。
這是紅垚（左一）兩歲多時和她二表姐在姥姥家裡拍的照片，後面是養雞的籠子。那時，小孩子會在吃飯的時候，躲著大人偷偷扔給小雞一點東西吃。會下蛋的雞，可是俺全家人的“寵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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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雙兒女後來陸續就讀於我曾經執教過的村小學。慚愧的是，我雖是老師，但並沒時間去管他們兄妹倆的學習。好在兩個孩子很會自學，也熱愛讀書，沒咋讓我費過心。
這是女兒（右列二）讀三年級時，在課堂上的合影，那時每個村的學生還很多。而現在，隨著祖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少農村孩子進了城，好幾個村不得不併校，孩子們小小年紀，就得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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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高考，老師對兒子的高考成績預估不理想。想到妻子專門租房子，辛苦陪讀一年，我對他撂下狠話：“學習不好能幹啥，以後我不管你了。”
高考成績出來的那天早上，妻子去學校看黑板上公佈的成績，找了好久，都沒找到兒子的名字。旁邊有人告訴她，“在黃線上面，分數好的都在黃線上面呢，你家紅義考了690多分”。
得到這個好消息，我們在退租前，到縣裡的照相館拍了這張全家福。兒子因為捱罵有情緒，拍照時也不怎麼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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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兒子入讀了陝西師範大學。一年學費要5000多元，但那時我每月的工資才400多元，為了湊足他的學費和生活費，我們向親戚借了錢。
高興的是，這小子還挺爭氣，本科畢業後，又考了本校的碩士，碩士畢業後，又考取了四川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和中山大學古文字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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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都想讓兒子去廣州讀中大，但那兒一年一萬多的學費，俺家實在承擔不起。最後，兒子進入了學費相對便宜的川大。
直到現在，妻子還是會自責：俺們當大人的沒本事，無法供孩子就讀理想的學校，很對不起他。
好在，兒子卻並沒有什麼情緒，他說，他享受了在那個年代、那個家庭最好的東西和最深的愛，一點都不遺憾。
如今，兒子已是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的副教授，定居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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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從小受哥哥的影響，學習也很刻苦，如今剛剛碩士畢業，即將踏入職場，她有一些興奮，也有小小的膽怯。
我妻子就安慰她說，只要讀過書，就是件很幸福的事。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各方面都比以前更好了，滿意的工作總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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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的父親已是八旬高齡，家裡人張羅著給父親一起祝壽。時隔55年，我們的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俺們家從那座破廟裡走出來後，也成長為數十口人的大家庭了。照片的背景也變成了簇新的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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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父親已經95歲了，身體健康、思路清晰。他至今記得，抗戰時期八路軍的工作隊來到太行山下，有這麼一段描寫未來社會主義的宣傳語：“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蘋果碰著頭”。
父親連連感嘆，現在一看，這些描述全都實現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比解放前地主家的生活都要好很多，那個時候，地主家也不敢天天白麵大米地放開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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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我從幹了一輩子的教師崗位上退休。校領導說，有時間了讓我常回來看看，但說實話，我真的不想回去了，因為，老師身上的擔子太重了，工作是否認真負責，直接影響眾多孩子的一生。
擔子卸下了，一身輕鬆的我想幹點兒別的，寫寫毛筆字，吹吹笛子，拍拍照，把以前放下的愛好都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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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計劃趕不上變化，那幾年，我患上了免疫系統疾病。幾次手術後，病情有了好轉，但還需要每天吃藥維持。兒子不放心我和老伴，把我們接到重慶生活了幾年，但我們實在適應不了那裡的氣候和飲食習慣。
這張照片是2015年冬，在重慶兒子的家中拍的，因為南方沒暖氣，所以，就算在室內，我也穿著羽絨服，戴著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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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開心，孩子很孝順，他希望我們能跟著他在大城市裡享享福，可是，我覺得太行山下的老家才是我的根，這裡有我熟悉的鄉情鄉音，有相處融洽的鄰里親朋，還有熟悉的山山水水。
再者，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資加起來，一個月也有六千多塊錢呢，平時如果有個什麼病痛需要吃藥的，國家還會報銷一部分，這在農村，已經可以生活得相當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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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的屋裡，寫滿了我們生活的痕跡。
這輛自行車，是我和妻子花168元錢買的，在那白衣飄飄的年代，車後座上灑滿了我妻子銀鈴般的歡笑。
牆上的掛鐘花了60元，這些錢都是我們養豬掙的。桌子上的電風扇，是千禧年前我們家最主要的家用電器。這臺小黑白電視，是2000年之後別人淘汰不要，我撿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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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臺“飛人牌”縫紉機，承擔了家裡幾十年來的縫補、製衣工作。它不但是一臺縫紉機，還充當了兒子的書桌。讀大學之前，他幾乎所有的家庭作業都是在這臺縫紉機上寫完的。可以說，他能讀到博士後，成為一名大學教授，也有這臺縫紉機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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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臺縫紉機還在發揮著餘熱，它最大的任務就是為孫子做春夏秋冬的小衣服。今年短短4個月，妻子已經給孫子做了四條棉褲、兩件棉衣，還有若干棉鋪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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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呢，現在對啥都不感興趣，每天就希望看到她的大孫子，家裡到處都掛著她大孫子的照片，妻子說，每天看看孫子的照片就特別開心。
我的身體一直沒完全康復，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琢磨著，看看吃什麼藥能把身體改善得更好一些，讓孩子們少操些心。
這就是我和我的家庭珍藏了近70年的時光和記憶。回首我的一生，雖然平平淡淡，但是無愧於心……
我叫申建國，我和祖國共成長！
當我們，
將自己的人生命運融入新中國的發展歷程；
當我們，
將新中國的日新月異納入自己的人生觀察，
這其間，有多少的滄桑與浩歌？！
叫一聲“建國”，道出了每一位中華兒女伴隨一個大國崛起的心路歷程，為整個社會留存了一段忠誠的、多彩的心靈史。
攝影：劉揚
我們相信，
在中華復興的新徵程上，
新鄉有建國，河南有建國，神州處處有建國。
您是“建國”，他是“建國”，
我們都是“建國”中光榮的一員！
攝影：劉揚
祝福新中國，
祝您70歲生日快樂！
本組照片由申建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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