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李安65歲了。
幾年前，李安在《比利 · 林恩的中場戰事》票房失利後說：“我被觀眾打敗了，這讓我難以接受。我想證明我是對的。”
他堅信，採用120幀才是電影的未來。
於是，三年之後，他帶來了同樣是主打“120幀”的《雙子殺手》。除了視覺震撼，《雙子殺手》還完成了不可思議的數據造人：用數據在熒幕上造一個假人。
為了這個假人，李安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特效製作者Bill Westenhofer，還有500名視覺特效師，花了整整兩年。
Bill Westenhofer自嘲“上帝造人花了130億年，而我們只有兩年。”
但是，《雙子殺手》在北美的票房還是撲街了，2050萬美元的首週末票房只有1.38億美元製作成本的約15%。有媒體說：《雙子殺手》達到了電影科技的最高水平，卻打破了李安的差片記錄。
很多人都在心疼李安，殊不知，他的逆商大概遠超常人。在一次採訪裡，他曾直言不諱地說：大家看到我都是風光的一面，當然我也想表現風光的一面，尤其是在臺上時，因為我發覺不僅能給大家很多鼓勵，也能給社會正面能量。事實上，我經過很多失敗，脆弱是我的本質。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
陳文茜：
中國男人通常不談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認為很多脆弱時刻，讓他找到了力量，看見了某些溫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種中國文明裡特殊的謙虛，以及任何文明裡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裡，他提示了每個不同生命所面臨的難題，變成了最會說別人故事的人，某種程度也將自己的人生故事處理得極好。為什麼你覺得脆弱對你那麼重要？
李安：
大家看到我都是風光的一面，當然我也想表現風光的一面，尤其是在臺上時，因為我發覺不僅能給大家很多鼓勵，也能給社會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實上，我經過很多失敗，脆弱是我的本質，但不曉得為什麼我用戲劇的方式反而表現了我的強項，成為一個成功的示範。
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來，也因為從事藝術的我有這種真誠，所以才會動人！我因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別人的脆弱。而戲劇是檢驗人性、哪壺不開提哪壺的藝術，強的東西不太容易動人，你脆弱時，大家就會替你著急，幫你演戲，而這時是最動人的。我常跟演員說：“如果你表現這麼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讓別人幫你著急，幫你演戲，因為你再怎麼演，也沒有觀眾的腦筋演得好。”同樣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歡，可能跟我的樣子不是很強硬有很大的關係。
我小時候是個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從小碰到什麼事都要哭，一年級時，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很容易被東西嚇哭，是很沒有用的一個人。看電影如果是哭戲，我會哭到整個戲院都在笑說：“你看，那個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還是停不住抽泣。小時候，我就對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我在花蓮師範附小時，有我怕的事情。到了臺南也因為我不會講臺灣話，而且臺南公園小學又是大學校，在這樣一個本省的陌生環境，我常常很害怕。
初中成長期，我個子特別小，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幾釐米，高中才過了一百六十釐米。到了高中更糟糕，我父親是校長，但我還是很害怕，不曉得在怕什麼，書也念得不是很好，本心是個很脆弱、很乖的小孩，從來不敢反抗。不過，也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四十多歲以後，我竟拍一些別人不敢拍的東西，就是很喜歡！上手一個片子以後，才發覺很可怕，而我就是每天把該做的工作做好。
電影有兩件事對我來說很奇怪，第一，電影對我很簡單，不知道為什麼別人做得那麼吃力，像我在電影學校時，不太會講英文，但不曉得為什麼我一做電影，大家都會聽我的話。學校畢業以後，有一部臺視電視劇願意讓我去打燈，不管我是打燈、打雜，或是在紐約拍片，從早上開始到下午，我就變成導演，每個人都聽我的。
而且我的脾氣很好，很少發脾氣，很認真做我的事，不太能夠罵人，因為大家都拼命給我想要的東西！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甚至有五代、二十年不講話的家庭聚合起來一起幫我，這種事情一再地發生。臺中市、臺北市也很幫我，我在臺中時，每個人都在看我要什麼。我的職業很奇怪，大家每天都會來問：“你要什麼？”無形中，我做出一些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成績。
其實在拍《理智與情感》那部電影時，我一個英文句子都還講不全，但手上卻有英國最好的文學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劍橋、牛津畢業的最頂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講上話，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們的表情，也把它拍出來，還提名七項奧斯卡，事情就這樣一直髮生。我常常拍完以後，有一種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覺，所以，我的人生其實很矛盾，但後來我也認命了，覺得你們喜歡就喜歡吧！
陳文茜：
這句話突然感覺有一點驕傲？
李安：
因為太多的謙虛看起來會有虛偽的感覺。不過，謙虛是我的本性，不是我做出來的，有時我要很體面，因為想為臺灣、亞洲人爭面子，這樣就能壯大自己的勇氣，不斷給自己不同的理由讓自己體面一點。
其實我的本性跟媽媽很像，是個很依賴人、脆弱、害怕的小孩，也很像臺灣人的個性。有些臺灣人從小到大都在輸的環境、害怕的狀況下長大，內心很脆弱，長大以後，也不是說要強硬，而是你的真誠不光是面對自己的脆弱，有時膽氣壯一點也是真誠的一部分，我儘量訓練自己，不要那麼怕。我有挫折的地方，也有做作的地方，就是你們覺得我還不錯的樣子，那些其實是我做出來的，因為我本性其實是害怕、喜歡躲起來的人。我想我也不謙虛，我拍電影好像還不錯！
我一直拍到《斷背山》，我的第九部片子，才覺得其實我還滿不錯的，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處理掉，還挺會拍片。我一直拍到第八九部才有這種感覺，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環境，可是後來就變成必須要學我很怕的東西，不然好像就不夠真誠，後來也有這種心情在裡面。不過，那是一種反求諸己，必須要真誠面對害怕的事情。但拍電影應該要有新鮮感，就像麥當娜唱的“Like a virgin”，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做”的那種感覺。
陳文茜：
你從小在臺灣長大，很愛哭，一直都是輸的感覺，通常這樣的孩子到了美國，那個輸的感覺會更徹底，因為臺灣到底不是一個完全歧視你的地方。可是到了美國，你怎樣在一個讓你更脆弱的地方，居然慢慢找到了自己？若用一種社會定義來講，你失敗了非常久，可是你怎麼從來不會用那個角度看自己？
李安：
自信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天生的，這個我比較少；另一個是外來給的肯定，當大家給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會產生“自己也不錯”的樣子，有一種自信心。像當總統也一樣，一開始可能很害怕，但閱兵幾次以後，那個樣子就出來了，市長也是，幾次會議、演講，樣子就出來了，做導演也一樣，剛開始不敢講話，後來也不曉得為什麼自信就會漸漸出來。
我剛到美國時當然很害怕，比剛進臺南的小學還害怕，因為語言不通，而我們從小就看美國電影，所以很崇拜他們，當然電影裡很多都是假的，但我們不曉得，以為美國人就是那樣。所以到了美國，一看到白人是既興奮、又新鮮，好像走進佈景一樣。
記得有一次放學，看見他們打美式足球，男的又快又壯，女的又漂亮，褲子穿得又短，就覺得很自卑，感覺他們又聰明、又優秀、又漂亮、又健壯、又白，看了之後覺得很沮喪。因為學戲劇語言很重要，要不斷溝通，而且都是涉及文化的東西。其實前兩年我都是半猜半聽，吸收非常有限，所以，後來我的視覺能力變得比較強，而我又很會猜英國人、德國人、黑人、白人怎麼想，也都猜中。所以，為什麼有人說我各種電影都可以拍，其實跟我很會猜有關，因為我很會觀察、猜測、揣摩、旁敲側擊，用各種方法抓到那個準頭，這跟那段時間的訓練有很大的關係。那段時間雖然很害怕，可是我的命比較好，對戲劇有天分，一碰這個東西好像就沒有害怕，在藝專時也是這樣。
陳文茜：
很多跟你有類似機遇的人，雖然也有謙虛的一面，可是久了，往往會覺得時代對不起他、政府對不起他，認為自己懷才不遇，只有憤世嫉俗的面向，為什麼你沒有？當然你現在不需要，可是你四十歲之前，很需要，也有可能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你沒有？
李安：
我不曉得那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以前我也曾被女朋友甩過，在當兵的最後一個月收到分手信，也就是被兵變。有兩個月我真的很生氣，因為在高雄海邊當兵沒有別的事，但過了兩個月，我就覺得她很可憐，一個人在外面發生了變化，不曉得怎麼辦，所以我後來一點也沒有恨她，因為我大概也不太有能力去恨別人，或真的生氣超過兩個月。
我在生氣的逆境裡有時會找到同情，覺得如果不愛或不原諒別人，都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生氣只是別人要做的事跟我們相撞，所以不應該有恨意。恨一件事情時，受最大傷害的其實是自己，不是所恨的人，所以生氣就可以了，不必做很激烈的舉動！而正好我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很多仇我都報到了，但不是我自己去報的，是後來事實證明我正好有這個命。
陳文茜：
當你拍西方電影時，相對比較堅強，因為你可以像《手術刀》一樣面對西方的題材；可是每一次回到東方，你不僅近鄉情怯，很多脆弱也一直跑出來，我很好奇，你一直在西方、東方間來來回回，為什麼東方或家鄉使你那麼脆弱？
李安：
就像小孩和父母的關係四、五歲就決定了，因為你生出時是脆弱的，完全需要父母，力量的交流只有單方向，包括小孩對父母的需求、父母對小孩的管教，父母不給你喝奶，你就不行了。你那麼小，父母那麼大，他照顧你、管教你，所以，很多事情就會變得根深柢固，好像計算機芯片插在你的後腦，或者像機器人，放了一樣東西，你就知道“不能傷害主人”。
滋潤你、成長你的環境，不管是好的經驗、壞的經驗，都會深深影響你，逐漸變成我們心裡因素的一部分，你沒辦法選擇，也沒辦法抗衡，這也是我們最脆弱的一點。家鄉對我就是這樣，我沒辦法解釋我為什麼怕爸爸，等到我比他還要強壯、還有名時，我不但怕他，還怕傷到他的感情。也很難解釋我跟母親為什麼會有那些感覺，現在我對孩子也有那種感覺，對家鄉我就是會有這種情緒在裡面。
陳文茜：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面臨的大環境很不好，你在紐約蹲點那麼久，怎麼堅信自己的理想，不去選擇別人的價值？
李安：
我們父親那一代在抗戰時期長大，經歷風雨變色，他們的憂患意識非常強，也有強烈的大中國情結，當然也有固執的一面，可是傳給我們的是生存力和韌性，也就是很能受氣、吃苦、有骨氣，我父親不喜歡我做電影，但他給了我一種骨氣，從小就告訴我們：“我們江西人很有風骨。”所以，我從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氣，但我沒有傲氣，外圓內方和生存力、競爭力這些都是他們那一代教給我們很重要的東西。
我看到臺灣這一代的小孩，就比較軟一點，很善良、可愛，可是生存意志比較軟一點，有時你要提醒他們，擔心他們，但素質都非常好，善良又聰明。一個人會反映父母那一代，我們的小孩則反映我們是怎樣的人，而我們反映出的是父母，這個世界已經在變，臺灣也一直在變，我希望臺灣愈來愈好，生存意志和競爭力不要往下滑，光人好沒有用，要有生存力、競爭力，還要能表現。
陳文茜：
你在紐約等電影拍的那幾年，除了煮飯，你都在做什麼？
李安：
我這個人有一個毛病，就是沒有做我喜歡的事，或者幫別人做事時，我整個人就好像塌了一樣，一點力氣都沒有，沒有辦法控制，這是我的弱點。我的性向非常清楚，覺得自己怎麼這麼久都拍不成，挫敗感很重。我太太她幫我最大的忙就是“不管我做什麼”，她有一種價值觀念是“不工作不可以”、“不努力不可以”。 其實我發呆的時間很多，我不鼓勵年輕人發呆，很多人發呆也沒有搞出什麼名堂來，怎麼交代？你沒有做事，又沒有做事的基礎，生活不知道該怎麼辦真的很糟糕，藝術其實是沒有理由的，賠錢、賠青春、賠你的家庭關係，各方面都賠了，但你還在做。
閱讀更多 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