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華字星臺，1875年生於湖南新化，出生於貧寒家庭。

1903年，由新化實業中學出資送往日本，尋求中國富強之道，後沙俄帝國霸佔東三省，各國媒體渲染叫囂瓜分中國，陳天華大為悲慟，齧指血書，成書十幅，寄往各學校，以此喚醒國民的覺醒。

1904年，陳天華與黃興、劉揆一等人先後回國，在湖南組織革命團體——華興會，準備在湖南起義，事情洩露，黃興、陳天華均被捕，獲釋後，再度回到日本，在東京法政大學學習，與宋教仁等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創建同盟會，陳天華擔任書記部書記，寫下了《革命方略》，還參與了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編輯工作。

隨著海外革命勢力越來越強大，清王朝企圖扼殺海外革命活動，請求日本政府驅逐中國留學生中的革命黨人，於是日本政府頒發了《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8000名日本留學生群起抗議。陳天華堅決主張歸國策劃，反對忍辱留日的軟弱態度，而日本報社又煽風點火的將中國留學生描述為“放縱卑劣”的一群烏合之眾，在愛國主義的驅使下，在日本對中國的諷刺下，陳天華為了喚起國民的救國情懷，決定赴海自殺。

時為1905年12月，年僅31歲。

陳天華在短暫的生命歷程裡，主要致力於反抗帝國主義、推翻滿清政府和宣傳愛國民族革命，主要代表作為《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見之評決》、《中國革命史論》、《獅子吼》等等。其中《猛回頭》和《警世鐘》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民主革命宣傳手冊，也是一本向滿清政府、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發起戰鬥的戰鬥檄文。

在20世紀初，擺在中國面前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在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形勢下，在黑暗腐朽愚昧的滿清政府下，如何挽救中國？什麼手段挽救中國？

陳天華堅決主張反抗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反對改良主義，必須進行革命。

20世紀初年，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中國，中國已經成為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狩獵場和後花園，這一悲慘無奈的局面給當時土生土長在中國的陳天華非常大的打擊與刺激。

在陳天華的種種著作中，不僅深刻地描繪出西方列強帝國主義侵略與中國廣大民眾的反侵略的歷史，而且還懷有深厚的不可撼動的愛國情懷。在《猛回頭》中他說：“日本侵略了臺灣，俄國佔了旅順，英國佔了威海衛，法國佔了廣州灣，德國佔了膠州灣，把我們十八省都劃在勢力範圍內，絲毫也不准我們自由。”

當時的中國是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口中的肥肉，不僅在中國的領土上劃分地盤，還攫奪中國的各種權利，無孔不入地壓榨著中國人民。他說：“痛只痛，因通商，民窮財盡；痛只痛，失礦權，莫保糟糠；痛只痛，辦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鐵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時遇陵踐；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探湯。”陳天華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把持中國經濟命脈和掠奪中國無數人民的汗血的歷史事實。

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為了想達到滅亡中國、消滅中華民族的目的，更有意地造成歧視和排斥中華民族的惡趣味心理，陳天華也如實的描繪出來。

陳天華說：“中國人到了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美國多年禁止華工上岸。今年有一個譚隨員無故被美國差役打死，無處伸冤……中國學生到美國，客店不敢收留。有一個姓孫的留學生和美國一個學生相好，一日，美國學生對孫某說道：'我和你雖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孫某驚問道：這話怎講?美國學生道： 你們漢人是滿洲的奴隸，滿洲又是我們的奴隸，倘若我國的人知我和奴隸的奴隸結交，我國的人一定不以人齒我了。孫某聽了這話，遂活活氣死了。"

這種卑鄙心理是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所謂“種族優越性”製造民出來的所謂劣等民族的惡果，他們為了方便奴役其他民族，不惜捏造事實，嚴重地破壞了民族間互相往來的友好關係。

陳天華更指出了西方列強帝國主義下對於殖民地當地人的蔑視，同時也注意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對立，如在《警世鐘》中他說“他最重的是富戶，最賤的是窮民。他本國的窮民，且不把在人內算數，何況所征服的敵國!”由此可見陳天華不僅致力於反抗西方列強帝國主義，也不僅表達了中華民族不可屈服的精神，也描述了西方列強帝國主義下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和壓迫性，所以陳天華的著作反映了一種客觀的現實，給予中國人一種震撼人心的爆發性。

不僅如此，陳天華還認識到反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就必須先推翻滿清政府。因為滿清政府已經不是中華民族的政府了，而蛻變成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在華代言人。

《警世鐘》中說：“清廷已經是洋人的政府，它向帝國主義賠款數次，差不多上十萬萬了，此次賠各國的款(《辛丑條約》)，連本帶息，又是十萬萬，我們就是賣兒賣女也是出不起的。又自己把沿海炮臺削了，本國的軍隊請各國來練，本國的礦產讓各國來開，本國的鐵路讓各國來修，還有那生殺用人的權柄都聽各國的指揮。列位!你看滿洲政府，只圖苟全一己，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們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違旨的罪，興兵剿洗，草芥也比不上。”他進而指出：“我們若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嗎!'”

滿清政府這種因循苟安、賣國投降的態度正是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所最喜歡的。就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滿清政府和中國人民充滿蔑視，他認為中國是不會醒的醉獅子：“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為，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而睡覺矣。”

出於強烈的愛國情感，也為了洗刷中國受到的這些恥辱，陳天華大聲呼籲青年不要空談救國，不要推諉責任，不要認為時機未成熟，時機是創造出來的，現在正是行動起來的大好時機。

他對此有過尖銳的批評：“問他何不奔赴內地，實行平日所抱的主義，答道：我現在沒有學問，沒有資格，回去不能辦一點事。問他學問資格何時有呢?答道：最遲十年，早則五六年…到了實行的時節，就說沒有學問、沒有資格，等到你有了學問資格的時候，中國早就亡了，難道要你回去開追悼會不成!這學問資格，非是生來就有的，歷練得多，也可長進。”陳天華對當時中國人的苟安心理和觀望態度大加批評，不僅如此，他還有一種“實踐出真知”的看法，他認為只有做了才能提高自己的閱歷和能力水平。

自鴉片戰爭以來，滿清政府已逐漸為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所征服。在滿清貴族眼裡，洋人和所謂的“天災”是一樣的性質，因此中國只有賣國投降、卑顏屈膝這一條路可走。經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等一系列戰爭之後，他們更加深了這一觀念，以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態度來對待帝國主義，就像當年他們的奴才對待他們這些主子一樣。

陳天華的堅強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剛好與滿清政府的投降當奴才的路線相反，因為他有一種信念，他認為只要人人起來抵抗，洋人在中國將四面受敵，使他們由“深入腹地變為深入死地”。

因此他號召：“洋人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業，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

於是他得出結論，要想反對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必須先推翻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滿清政府，要想推翻滿清政府，必須發動民眾。中國的封建官僚主義已經和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勾連在一起。

雖然此時的陳天華還沒有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明確階級觀念，但是卻已經知道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資本家與平民之間的關係，知道了要發動士農工商來抵抗西方列強帝國主義與滿清政府。

陳天華同時主張反對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要打硬仗，要長期作戰，主張流血犧牲，但不是徒然拿性命去拼，認為“要驅外人”，須“先學外人的長處”。

《獅子吼》中馬世英和康鏡世的對話就是陳天華的策略：“馬世英道：別項不要講，即如槍炮一項，洋人的槍，能打五六里，一分鐘能發十餘響；中國的鳥槍，不過打十餘丈，幾分鐘內才能發得一響，如此我們沒有近到他們面前，早已成肉泥了。康鏡世道：只要捨得死，炮何足懼哉!馬世英道：事到臨危，正要這樣說，但是預先不要存這個心，學到他的，把來打他，豈不更好嗎!”

陳天華並不是盲目的反對西方列強帝國主義，而是主張先學習西方，然後再打倒西方，實現中華民族的光復事業。

陳天華堅定的認為反抗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是毫無餘地的，不能為了反對某一列強而出賣中國權利給另一位列強。也不能姑息為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才們即滿清政府官僚。

陳天華已經認識到不革命不能救中國，不能等到救了國再去革命，也不能革了命再來救國，而是救國與革命同時進行。

總結：

在滿清政府統治中國二百餘年的當時，在一大批封建奴才在高喊主子的英明仁厚的當時，在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把中國當成狩獵場和後花園的當時，在中國大部分國民還沉睡不醒，茫然不知亡國滅種將至的當時，陳天華用自己的作品大聲呼喊，用自己的生命警醒中國國人與同胞，讓他們清楚自己的缺點、陋處，樹立新志、努力勤奮、艱苦奮鬥、強大中華。

幸運的是，陳天華沒有白死，有一批中國人脫離了渾渾噩噩的狀態，被警醒了。

秋瑾回國了。

1906年，魯迅棄醫從文。

十二年後，1917年，一位赴日留學的青年寫下了“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的懷念陳天華的絕句。

這個人，他叫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