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三輝圖書
據瑞典學院（Svenska Akademien）官網消息，著名語言學家、文學史學家、漢學家和翻譯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於當地時間10月17日去世，享年95歲。
馬悅然於1924年出生於瑞典延雪平（Jönköping）。1946年進入斯德哥爾摩大學，跟隨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習古代漢語和中國音韻學。1948-1950年，馬悅然到中國四川進行方言調查。隨後，馬悅然先後在倫敦大學（1953-1955）、澳洲國立大學（1959-1965）和斯德哥爾摩大學（1965-1991）任教。1985年，馬悅然當選瑞典學院終生院士，並參與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工作。
馬悅然畢生致力於漢學研究和中國文學譯介工作。他廣泛涉獵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包括《左傳》和《穀梁傳》，並從事實和義理兩方面來理解《春秋》，還翻譯了《春秋繁露》。20世紀70年代，他編撰了不少與漢語相關的瑞典語教科書，亦是第一位將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和《西遊記》翻譯成瑞典語的學者。除此之外，他還不遺餘力地將沈從文、老舍和北島等現當代中文作家的作品介紹至西方。2012年，莫言成為了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馬悅然功不可沒。
1993年，受瑞典學院的委託，馬悅然為自己的老師、瑞典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寫了一部長達500頁的傳記，此書的瑞典文版於
1995年發表。經授權，該書的中文版《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於2009年由三輝圖書出版。作為高本漢的得意門生，馬悅然以其嚴謹的考證和樸實的筆觸，記敘了高本漢七十年整的學術生涯。字裡行間透露出其對老師的尊敬，以及師生二人深厚的漢學研究功底。“他完全確信，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為重要。”馬悅然在書中如此評述自己的老師。而馬悅然為漢學所做的貢獻，亦值得後人對其做出類似的評價。今天，讓我們來重溫這位偉大的學者的文字，以此表達對他的紀念與哀思。
大膽的開路先鋒
譯/李之義
節選自/《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
在訓釋對於中國現代考證學有很大意義的《左傳真偽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1926）中，高本漢討論他列為東周時期最主要作品的《左傳》。討論《左傳》和介紹高本漢的考證研究工作則要求深入涉獵經文學和考證學的領域。
計入十三經中的《春秋》非常言簡意賅地記錄了公元前722—前481年發生在魯國的重要事件。按照高本漢給予否定的傳統說法，孔子（公元前551—前4
79）根據諸侯國魯國的歷書編纂了這部作品。完全沒有文學價值的這部編年史很早就在儒家學派裡當做一部政治學的教科書。有一個延續多年的傳統，人們從這部編年史的字裡行間讀出了某些道德的褒貶標準。這些評論藉助於一個對《春秋》裡的詞義和句法的考證系統表達出來，並把它們放在孔子的名下。它們對《春秋》的真正內涵有不同的解釋，其中最重要的是《公羊傳》和《穀梁傳》。這兩部作品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代。《左傳》對公元前722—前468年各諸侯國各種事件和上層階級的生活作了細緻的並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歷史細節的描寫。這部具有極大史料和文學價值的作品很可能建立在較早的歷史資料和傳說著作的基礎之上。統一的風格表明其出自一個人之手。具體是哪位作家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甚至連著作的名字的含義也不知道。很早以前，可能在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初期，某無名氏把《左傳》與涵蓋相同歷史時期的《春秋》連在一起。對諸侯和各種大人物的生活所作的詳細描寫構成了《左傳》原文的主體，後來截成長短不同的部分，並當做對《春秋》裡簡明解釋的評論。與此同時，類似出現在《公羊傳》和《穀梁傳》裡的相同的解釋也加到《左傳》裡。這些增加部分在風格上有別於原文的其他部分。
《左傳》 （春秋） 左丘明（著）
《左傳》匿名作者是一位了不起的敘事家。刪繁就簡的散文風格經常為明快、活潑的對話打斷，作家巧妙地使用了當時的口語。在描寫一場激烈對話的時候，作者甚至讓對手啞口無言，這一點表明，作品一部分是用一種近乎口語的語言寫成的。作品還包括很多至理名言，帶有各種雄辯技巧和很多出自《詩經》和《書經》的引言，宣揚的都是儒家的理念。
高本漢的文章《左傳真偽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左傳》成書的歷史以及該書真偽的不同觀點；第二部分他調查該書的語法結構而且討論其與其他幾部經典著作語法結構的關係。
有一個已經辯論了數百年的問題，那就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書之前是真有此書，還是根本沒有此書，或者是在秦始皇焚書令廢止的公元前191年與漢哀帝首次將《左傳》作為公開辯論的目標這段時間裡某人編造的。如果這部作品寫於公元前213年以前，就可以視之為建立在公元前722—前468年期間各諸侯國檔案之上的一部真實的編年史材料。相反，如果此書寫於公元前213年以後（這段時間中國文獻的主要部分遭到破壞），其包含的過去時期的資料就不能認為是真實可信的。
中國歷史上一些訓詁學家已經指出《春秋》和《左傳》裡的人名和年代有誤，因此就推斷，《左傳》是一部偽書。高本漢批駁了這種論點，他指出中國典籍的傳世，一方面通過抄錄，另一方面口傳，老師傳給學生。學生在背誦一部作品時，一句接一句地模仿老師語言的節奏，沒有多少危險句子結構變異。可是假如是兩個或三個音節的人名讀音，或用天干地支表示年代的短語，就很容易混淆起來，尤其是字的發音近乎相同的時候。高本漢舉了一個例子，甲子系統的“甲辰”和“甲申”，發音很相似，容易混亂。高本漢抱怨說，中國的訓詁學研究對於口頭傳承的傳統考慮不夠。
高本漢文章主要攻擊的學者是劉逢祿（1776—1829）。他的外祖父莊存與（1719—1788）是《春秋》和《公羊傳》的核心人物。莊存與對這些典籍的研究重新燃起了漢朝時期“古文經”與“今文經”之間爆發的殘酷的學術爭論之火。
漢朝早期人們發現了一些先秦古文字寫成的儒家經典，所謂“古文經”。歷史材料表明，一批古文經，其中包括《春秋》，發現於公元前2世紀中葉。當時魯共王為了擴建自己的王宮，下令拆除孔子家宅的牆壁。（伯希和指出，這個故事出於公元前1世紀的一個傳說。）但是毫無疑問，《漢書》裡提到的一件事確是真的:劉歆（約公元前50—公元23），一位皇家檔案館的檔案員，在他通讀館內藏書時，發現了古文典籍的手抄本，其中包括《春秋》和學者過去根本沒見過的《左傳》。從《漢書》的描寫可以明顯地看出，這部作品以前就存在，很可能是口頭流傳下來的。
劉歆屬於漢朝一個皇親國戚之家——他的高祖是漢朝開國皇帝的弟弟。劉歆的父親劉向（約公元前79—前6）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曾奉敕訓釋屬於今文經的《穀梁傳》。公元前26年皇帝把劉向提升為總成各類書籍之職。由此劉向得以校閱宮廷圖書館裡的儒學、哲學和詩歌典籍。校閱完畢和製成竹簡以後，劉向還為每部作品編寫目錄和解題，然後一併交給皇帝。劉歆彙總父親編的圖書目錄，編成自己的目錄《七略》，這部作品構成了《漢書》裡的《藝文志》的基礎。
劉歆事業初期與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同為宮廷輔臣。外戚王莽逐漸篡奪了政權。公元9年王莽登基為“新朝”皇帝，但僅存14年，在中國傳統史書上描述這個政權是由篡權者統治的一個新舊皇帝之間的過渡。王莽掌權後尊劉歆為“國師”。博學的劉歆對解釋《春秋》和《左傳》所記錄的不吉的預兆以及從全國各地收集來的各種預兆感興趣。劉歆所解釋的這些預兆利用於當時的政治辯論，因此引起別人指責他篡改或者乾脆自己偽造了《左傳》。
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9）時期今文經派春風得意，而在東漢（25—220）時期古文經派則處於主導地位。在
1800年代兩派重燃戰火。劉逢祿竭力要加強《公羊傳》的地位，使之成為儒家最重要的經典。劉逢祿在研究《公羊傳》的過程中對一部奇特的作品《春秋繁露》產生了興趣。按照傳統的而不完全可靠的意見，這部書出於西漢的董仲舒之手。劉逢祿強調，與公羊派有密切關係的《春秋繁露》包含著儒家政治思想的精髓。藉助《春秋繁露》和何休（129—182）的《公羊解詁》，劉逢祿還費盡心思，疏釋《公羊傳》裡頭提出的對《春秋》那些難懂的“微言”的解釋。按照今文派的看法，孔子修《春秋》，用“微言”表達對個別事件的褒貶。劉逢祿進而指出，《左傳》最初不是訓釋《春秋》的，這一點他無疑是正確的。他還指出，是劉歆把《左傳》修剪成為《春秋傳》，以便加強古文經派的地位。康有為（1858—1927），1898年改良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把劉逢祿提出的這些思想發展為荒謬。康有為把孔子奉為一位政治改革家，他從公羊派把孔子視為素王（無冕之王）的觀點中找到了理論根據。按照康有為的觀點，只有孔子所創作的今文經派的典籍才是權威的。為了貶低古文經派和他們的作品，康有為1891年發表了《新學偽經考》。他在此作品中譴責劉歆為了使篡權者王莽的篡權合法化而偽造《左傳》。
《新學偽經考》 康有為（著）
奧托·弗朗克（Otto Franke）在其《儒家思想與中國國教歷史研究：論〈春秋〉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問題》中，深刻討論《春秋》、《春秋繁露》以及這兩部書的歷史。弗朗克詳細列舉了康有為的各種極端思想，但是他自己認為《左傳》原來不是作為《春秋》的一個傳。他也認為劉歆為了把《左傳》強加於《春秋》，對原作進行了不能容忍的篡改。
在糾正了奧托·弗朗克和詹姆斯·理雅格（James Legge）在翻譯《漢書》中有關劉歆與《左傳》的敘述所犯的錯誤以後，高本漢提出了明白無誤的證據證明，《左傳》很早以前就存在。
沙畹在翻譯《史記》時就指出，史學家司馬遷（約公元前145—約前90）在引用古籍時，經常使用常見、易懂的詞語代替罕見難懂的詞語。經過大量科學性調查以後，高本漢舉出《史記》中多處引用《左傳》的例子。從父親司馬談（死於公元前110年）手裡接過這一宏大史書項目的司馬遷，於公元前99年完成了《史記》絕大部分編纂工作。高本漢強調，《左傳》一定是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100年間某個時候寫成的。現在的最大問題是，此書成書時間是在公元前213年焚書之前還是在其後。我們已經知道，禁書令在公元前191年廢止，司馬談和他同樣博學多才的兒子司馬遷雙雙在宮廷任太史令，接觸皇家館藏圖書和檔案，不可能被離他們在世之前僅幾十年出現的偽書所欺騙。
為了最終證明《左傳》的真實性，高本漢對《左傳》進行了一系列語法現象調查，並且與其他古漢語著作進行比較。他在綜合作品中的語法現象後指出，《左傳》是用一種特別的語法系統寫成的。特別令人驚奇的是，這是第一次使用純語言學標準來解決一部古漢語典籍的文字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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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
【瑞典】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著
李之義 譯
三輝圖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09年2月出版
早在1920年代，高本漢（1889—1978）就因其在中國方言和語言史領域開創性的研究工作而蜚聲國際，其成果體現在構擬漢語早期的兩個語言階段：中古漢語（公元600年代）和上古漢語（公元600年前）。這種對古漢語的構擬為高本漢對公元前10世紀初的重要文獻進行劃時代的文字學研究開闢了道路。對古典文獻的詮釋、對語法的研究和對詞典編纂的貢獻，凸顯了高本漢高深的造詣和科學的精準。為數不多的幾部較為重要的語言科學和文字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其中一部分還被譯成日文。他憑藉雄厚的語言科學功底對中國古代青銅器斷代的研究成果，也屬於他的偉大科學研究成果。
高本漢沒有涉足甲骨文的研究。作為瑞典人文學院的傑出成員，他為促進瑞典人文科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高本漢的門生相對較少，但是全世界幾代漢學家都尊崇他為學術大師。
馬悅然是高本漢的得意門生，他在這部回憶錄裡描寫了自己的老師在延雪平度過的青少年時代、始於1904年的輝煌科學研究生涯——從上中學開始，延續了七十多年。同時，我們還能看到一位勤奮科學家背後的、生活中的高本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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