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珩先生和妻子吳麗娛女士對門而居，各自“坐擁書城”。她的那一邊是書山字海，冗雜無章，學者治學耕讀的常態；他的這一邊則歸置考究，典麗清爽，帶鎖的紅木書櫃、紫檀小桌，筆墨紙硯在案牘上一溜兒排開，牆上掛著一幅紀曉嵐的字，和祖父趙世澤59歲時手書的一卷遒麗的行書《蘭亭序》。

趙珩謙稱自己不是藏書家，買書皆是為了閱讀，但也有一些稀罕的本子，拿出來與我們欣賞。他嗜讀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手中有195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京夢華錄注》，首印1600冊，上有鄧之誠先生題贈，鈐“鄧之誠文如印”和“彀外堂藏書”兩方鈐印。還有一套祖父趙世澤收藏的清初《繡像本第六才子書》，以“金鑲玉”裝幀，內附木刻插圖，所繪鶯鶯像風姿綽約，令人讚歎。

趙珩出生於閥閱之家。曾祖父趙爾豐是清末的駐藏大臣，署理四川總督。從個性上講，趙珩更像祖父趙世澤。因時事動盪，這位趙九爺做了大半生寓公，博學多才，風流倜儻，雅好收藏曆代文人書畫和碑帖。趙珩至今還保有祖父的部分碑帖收藏，《宋拓房梁公碑》的珂羅版拓片、漢碑《甫閣頌》較早的拓本、《翁覃溪考訂停雲館晉唐小楷》等等。

這個不大的房間，既是書房，也是會客室，時時高朋滿座，思接千載，談笑生春。聊著聊著，趙珩先生突然吟起唐代詩人劉禹錫的《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告訴南都記者，這間書房既無“絲竹亂耳”，也無“案牘勞形”。“只不過有時候來不少客人，從二十多歲到八十多歲的人，形形色色。”來的人既多，話題也就寬闊，京城舊事，掌故民俗、詩詞戲曲、書畫碑帖、美食郵票……天南海北無所不包，像趙珩自己的愛好一樣廣博。

趙珩

生於1948年，北京人。作家，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編審、總編輯。著有《老饕漫筆》、《彀外譚屑》、《舊時風物》、《百年舊痕》、《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見學人側記》等。近著為《二條十年（1955—1964）》。

【訪談】

南都：講書房，我們從您父親趙守儼先生的書房講起吧。您小時候大約有很長的時間是在父親的書房裡度過的？

趙珩：我祖父的書房我沒去過，因為我一歲多的時候祖父就去世了。我父親的書房一個階段是在東四二條，一個階段是在翠微路，後來我們就生活在翠微路，在二條的時候寒暑假我也生活在翠微路，所以對我父親的書房比較熟悉。

我現在有一部分書也是我父親遺留下來的。這些年我們夫婦的書應該說更多。我現在不大買書，主要是人家送的。我小時候父親的書房，在今天來說，他的書比我的少多了。二條有一個他不用的書房，被我佔據著。翠微路的書都是他手頭用的比較多，而且是很好的書。

我喜歡在寒暑假的時候在他的書房裡頭瞎翻，什麼東西我都翻。最小讀不了多少文字的時候，我就看一些畫冊。甚至我老祖母那裡也有一些畫冊。她那兒有一本畫冊是講吳哥的，黑白的印刷成發黃的顏色，老照片講吳哥，封面的皮很講究，完全用真的蟒皮做的。我從五六歲、六七歲就知道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吳哥，而且看了那個畫冊以後，我非常向往。照片中沒有人物，吳哥的殿堂都是廢墟式的，拍得很深邃。我特別神往那個地方，它甚至出現在我夢中。十年前終於去了。

在我父親的書房，我讀書是取我所需。比方說我喜歡看岳飛的故事，當時鄧廣銘先生有一本《岳飛傳》。可是《岳飛傳》講的又不是岳飛的故事，它是一些研究和考據的東西。由此及彼，我就要看筆記，王明清的《揮麈錄》，南宋初年的抗金的情況，很多東西我都是從《揮麈錄》裡去看的。比如說我喜歡看《水滸》，我就去看《大宋宣和遺事》，那是最雛形的《水滸傳》，從這我又去看一些《水滸》和《蕩寇志》涉及的水文地理 ，包括後來看餘嘉錫先生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考》。看書最開始都是從自己所需的展開，然後面越來越大。

我願意看筆記類的東西，它讀一段是一段。中國的筆記基本上分為三類。一類屬於史料筆記，屬於半野史性質，補正史之不足。一類屬於讀書筆記，讀書筆記是最深的，比方說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還有一類筆記是屬於社會生活筆記，像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以及鄧之誠先生延伸的《東京夢華錄注》。這三類筆記裡，相對來說我喜歡讀兩種，一個是史料筆記，一個是社會生活筆記。因為讀書筆記相對來說比較枯燥一點。

讀書龐雜 鍾愛張岱

南都：在父親的書房裡，除了讀筆記，還讀一些什麼書？

趙珩：小的時候對於歷史必須有一個非常準確的輪廓。像《綱鑑易知錄》這種啟蒙的書我父親沒有。我老祖母那兒倒有一套《綱鑑易知錄》，起碼有一個輪廓，哪朝哪代，哪個皇帝挨著哪個皇帝，這我從小都說得清楚。從漢一直到清，哪個朝代是用哪個年號，這種東西在腦子裡基本都有。

所以我讀書非常龐雜。像外國文學的、藝術類的、歷史類的、文學類的、詩詞我也讀了很多。那時候的一些選本，像《唐詩選》《宋詞選》這些選本讀了很多。後來開始讀了一些集子。我父親當年存了一些始印本的集子，因為石印本也不值錢，包括唐人、宋人的一些集子，也包括像王國維關於戲曲的。王國維對元雜劇有一句話評價：“足以當一代之文學”。方方面面，什麼亂七八糟的書都讀。

南都

趙珩：我母親的書都是原文書。現在還有。我也沒地方放，我也沒地方處理，我和內子我們倆都不搞外文。都是英文書，包括一些版本還不錯的。比方說托馬斯·哈代的《卡斯特橋市長》《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這些早期原版的本子都有。外文書我也看不懂，小時候拿它來擺成小兵人的城市，一摞一摞的。

南都：您還記得父親的書房是個怎樣的空間嗎？

趙珩：那時候書房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張特別大的書桌。這書桌是兩面可以坐人。因為它是一面懟著牆，兩面都是空的。我父母各坐一面。上面大玻璃磚墊著綠色的絨毯。原來有一個燈，非常好，是個瓶子做的，上面畫著一個古希臘的拉弓射箭的人。

那個時候書房還有一些空間，掛著字畫。我記得在一張半圓桌上掛著董其昌的一幅中堂，現在我還有，一個五言絕句，“春風二月時，道旁柳堪把。上枝拂官閣，下枝通車馬。”

在書房裡，可能個別書鎖起來不讓我看，不宜小孩看的，比如明版的《金瓶梅》，後來燒掉了。還有比如說英文的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放在外面的書能讀的我就讀。筆記讀得很多，像《能該齋漫錄》《容齋隨筆》《履園叢話》這些，都會翻看。尤其我比較喜歡晚明張岱的東西。因為張岱是一個有多方面愛好的人，白化文先生寫過一篇《老饕漫筆》的書評，把我比作張岱，發在報紙上。張岱的散文，最熟悉的《陶庵夢憶》，還有一些跟史有關係的，像《石匱書》《石匱書後集》這一類我也讀。

趙珩祖父趙世澤手書的工尺譜。

隆福寺和東安市場的書店

南都：在北京，您有沒有特別愛去的淘書的地方？

趙珩：那時候，琉璃廠很遠，我沒有去過。我家對面是隆福寺，隆福寺在我小時候還有三四家書店。後來就剩了一家，叫“修綆堂”。臺階兒很高，今天人老說“豐年灌腸店”，就離那個位置不遠。後來那塊整個拆掉了，西面才蓋了豐年灌腸店。

高臺階兒要上四五道，很高，在那個時代，五六十年代，沒有人買線裝書。那個店冷清的不得了。它天天還要拿撣子把書撣撣灰，店員都閒著沒事兒打哈欠或者在那兒睡覺。有個小孩去了以後，願意問他知識，什麼經史子集，包括一些版本，哪是魚尾、哪是書眉，反正閒著沒事兒，小孩願意請教，他們就講講。當然後來他們公私合營以後，變成中國書店。我喜歡北京史的那些東西，也通過他們淘過書。當時我記得印象比較深的，很薄的一個小本兒，是夏枝巢的《舊京瑣記》線裝本，就是通過他們給我淘來的。

東安市場的書店我也喜歡逛。東安市場的書店有幾種。一種是中國式的書店，還有一種是新書的舊書店，普通的平裝書，只是舊了，被人家賣出來的。這一部分的書呢，包括一些蘇聯小說，因為人家看過了，賣出來價錢還便宜，比如原定價是六毛五，可能賣出來是兩毛四。還有一些舊雜誌舊期刊我比較喜歡。在當時，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美國的Life，Time，Newsweek，都在這個書店能買到。還有一些舊的，比如說紅豆館主溥侗編輯的《國劇畫報》。還有一些攝影的東西，比方說中國最老的攝影家，最後去世的時候都快110歲的郎靜山的攝影集，我也買過。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亂七八糟的書。

王府井比隆福寺要雜。賣洋文書的只有兩家店。一個叫中原，一個叫春明，我們講《春明夢餘錄》，春明代表北京。上海叫春申。這些書店我不進去的，是我母親她們去。因為沒一箇中國字兒，全是洋文書。後來我和它的一個最年輕的夥計在文物局同事，我還問過他很多春明、中原的舊事。那個時候他們是賣洋文書的。那些夥計呢可能半通不通的，懂得點洋文。可能原著作者的名字是誰，比如狄更斯、哈代，這個他們認識。或者有一些法文翻譯成英文的，比如喬治桑、莫迫桑，他們也認識。

兩側是書店，中間是攤位。攤兒上就是比較便宜的東西了。舊雜誌，包括當時比較出名的，一個叫《新觀察》，一個叫《旅行家》。這兩本雜誌是我比較喜歡的。尤其《旅行家》，過期的當時二分錢、三分錢一本，正式出版物是一毛五、一毛二左右。我就喜歡買《旅行家》回去看。《旅行家》主要是中國各種地方的旅行遊記，偶爾有一點印度、俄羅斯。

我小時候所謂的書房兼臥室裡面，永遠有兩張地圖。一是中國地圖，一是世界地圖。實際上，地理知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中國人說“左圖右史”，圖與史是互相映證的。所以我小時候看地圖，我到現在敢說我可以背默著畫大概的世界地圖，哪個國家在哪個位置，不能那麼準確，基本差不太多。五大洲或六大洲，誰在哪個位置，哪個國家挨著哪個國家。中國地圖就更甭說，哪個省我都能畫得比較準確。我一天到晚對著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看，為什麼說哥倫布那時候的管加勒比地區叫西印度群島，因為他誤解為西印度群島，實際上是中美洲的島嶼。我的史地在上學的時候永遠是非常好的。數理化是非常非常差的。

什麼東西放哪兒有一定之規

南都：後來您自己擁有的第一間書房是什麼樣的？

趙珩：改革開放，條件好了，也談不上書房，我住在和平里的時候，臥房書房全在一塊兒。反正是臥房裡有點兒書。到今天我們倆才各有一間書房。我這書房也是客廳，來人比我看書多。我一向是不好好讀書，讀書不求甚解的。我讀書不像她，我們對門兒那位真是一天十四五個小時在工作、在讀書，是非常用功的。她是學院派，讀書跟我是不一樣的。

南都：您的書房陳設有什麼講究?

趙珩：這個書房，前些日子在天津百花文藝出了本小書，叫做《文心雅韻》。書出來以後，把我請到天津去做了一次講座，講中國古代的文人生活，琴棋書畫，詩酒茶花。我說這裡邊我能講的最多有三四個。酒我不會喝酒，茶呢很一般，我就愛喝很俗的茉莉花茶，詩呢我知道怎麼作，也沒有什麼才氣，花我是種一棵死一棵，琴呢不會彈，畫呢不會畫畫，字能湊合會寫幾個字而已。

在我的書房裡，什麼東西放哪兒有一定之規的。我跟我太太為什麼得分著書房？她那兒雜亂無章，我這兒找哪本書我基本能找得著。因為我就是形象思維的人，我這書桌什麼樣，什麼東西只要你給換一位置我馬上能知道。

這個書房我也就是會會客，沒有刻意地去佈置。生活沒必要去營造。該是什麼樣什麼樣，自自然然地去生活。我是比較熱愛生活的人。我太太也說了，每到不同年節，換什麼樣的花兒。普通的節日或是誰過生日，可能我買些洋的花兒，比方說劍蘭、百合，馬蹄蓮、康乃馨什麼的，但到了春節，我基本上不用這些花，都用水仙、紅豆、金桔、臘梅。我有兩個年輕朋友，專門為我培植水仙。一般到了臘月二十七八，他們知道我也沒有培植的能力，只不過是想“不勞而獲”，就給我送來即將含苞待放的水仙。從臘月二十七八一直到初五，開得茂盛極了。但紅豆要自己去買，那個很貴的，差不多一百塊錢一支，但有三支就夠了。紅豆都是非常紅的，要配一支白的銀柳。這是春節的時候，一定要中國式的，傳統的植物，包括一些香櫞呀、佛手呀，我喜歡這個氣氛。

文人的書房未必有多麼典雅

南都：有沒有您印象特別深的老前輩的書房？

趙珩：你們不要臆想老先生家的書房是什麼樣。第一，老前輩們的生活境遇、他們的遭際各方面都不一定很好。所以家裡的書房條件跟我這兒不能比。有的時候書摞得亂七八糟，家裡地方也很窄小。說句實話，有我這條件的都不多。別臆想現當代的中國文人的書房有多麼典雅，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有很多是在很艱苦的條件下去做的學問。

包括朱家溍朱先生，他家那種凌亂，原來是九吋電視，後來換了十四吋的。他夫人愛看戲，看戲就看十四吋電視。家裡的東西亂七八糟的。包括那時候丁聰的書房，後來他在紫竹院的新房子稍微好一點，也到處摞得亂七八糟。苗子先生的書房後來有人幫著收拾，要稍微好一點。王世襄先生也是，搬到了迪陽公寓以後稍微好一點。一開始啟功先生住在小乘巷的時候也是條件很差的，後來住北師大工字紅樓的時候稍微好一些。包括周有光，活了一百多歲，他的書房也是非常簡陋的，不講究的，也講究不了。所以我已經在這裡很感恩了。我太太也是，原來在樓下飯廳對過有個書房，地兒也不大。現在她“鳥槍換炮”了，現在的書房挺好。

南都：劉禹錫說“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在您的書房裡經常往來著一些什麼樣的知交友人？

趙珩：我這兒既沒有“絲竹亂耳”，也沒有“案牘勞形”。我已經退休了，哪有什麼案牘勞形。我有沒那麼雅，也無絲竹亂耳。只不過有時候來不少客人，我這間破房子裡邊，像什麼啟功先生、朱家溍先生，黃苗子先生、丁聰先生等老先生都來過。我到現在來說，最高的有91歲上我這兒來的，跟你們一樣爬四層樓，我這兒沒電梯，91歲的是最大的，80多歲不新鮮。現在有一些青年才俊，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很多，有的水平也很不錯。所以我這兒從二十多歲到八十多歲的人，形形色色。我不是跟你說嗎，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人，全有。

有些人見過很多闊人書房的，到我這兒來還感覺不錯。比如說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劉芳菲也常到這兒來。她見過多少闊人哪，什麼樣的人沒見過。但她到我這兒來還說，“您這兒最溫馨”。

趙珩新著《二條十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採寫：南都記者 黃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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