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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夏的黎明，一阵阵的汽笛声，划破了甄江水面上的宁静，在这条贯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停泊着一条甲板上挤满人群的客轮，它的出发地是温州，目的地是日本。
瘦小的温州人永嘉人陈光，也挤在甲板上的人群里，吃力地向给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们挥着手。
陈光的家乡温州，是一个三面青山。一面朝海的城市，“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面积仅为全国为1/4，出现“平阳讨饭.永嘉逃难”的落后局面。晨光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大伯家里，家族十几口，仅有二亩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园，起早贪黑，仍不能温饱。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快速发展，1918年又实行对中国人入境免签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温州，开始挤上的轮船，前往陌生的日本。只有十几岁的陈光，也加入东渡谋生的人群。
日本并不欢迎中国劳工，而且免签政策规定，入境者必须携带30日元以上旅费或等值商品，因此陈光这些劳工只能伪装成卖雨伞帽子的小商贩入境，还要遭受被称为“包客”的蛇头中介们的盘剥，但为了逃离瘠薄的土地，改变贫穷的命运，这一切似乎都值得。
日本企业喜欢用华工，干的时间久，工资却比本地工人低30%，但对于陈光们而言，着一天工资可以抵上国内半月以上的收入，因此，尽管日本从1899年就开始实施排斥华工的政策，但华工人数依然稳步上升，在1922年达到了17000人，其中近5000人来自浙江温州和台州等地区。
然而，1923年关东地区的一场地震，给这些劳工们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
当年地震为里氏8.1级，东京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造成44万栋房屋烧毁，14万人死亡。日本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极为不满，军部好战分子伺机推翻内阁掌控了政府。为稳定民心，日本军部大肆制造谣言，称中国劳工得罪了天神，导致日本列岛下面一条鲇鱼翻身才引发了这次灾难。
民众的怒火迅速转移，手持刀棒的学生、浪人、军警，四处寻找中国劳工，最终近700名中国劳工被惨杀，其中90%为温州人。陈光住的那座破旧厂房，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数百名日本浪人的围攻。自小机警的陈光，躲在了厂房的地下货窖里，才逃过一劫，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乡，全部在当晚遇害。
有幸逃跑的陈光，却没有回到温州，而是跟幸存下来的同乡，途径厦门，新加坡，马赛等地，在1923年底来到法国巴黎，继续打工谋生，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这期间什么样的苦活累活都干过，洗盘子，扛袋子，拉车子，卖皮夹子，被警察关押，被打掉门牙，甚至被狼犬追咬，对陈光而言，浪漫的巴黎，并不比凶恶的东洋更温柔。
陈光在法国的积蓄不多，但他时刻惦记着国内的亲朋好友，于是他准备一些钱和一封信，托人从法国，途径香港，带回温州。在给伯父和堂兄弟这封信中，陈光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的无奈，逃离日本的凶险，寄居法国的心酸，并在结尾嘱咐：“人一定要拼，哪怕生为草绳，也要做绑螃蟹的那根”。
再后来的日子因为常年的劳作使陈光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在1960年去世，他没有料到的是接下去几十年，他那贫瘠的故乡以一种惊人的势头，占据了中国经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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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堂弟陈明正经历人生第一次风波。两年前，号称“永嘉三杰”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大受农民欢迎，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于是，1957年李云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成为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已经做到乡党委书记的陈明，对包产到户政策非常赞成，更是在辖区内积极推进。然而，一张针对李云河和包产到户的大字报，很快将众人的热情浇灭：“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点名温州方案，“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于是，李云河在干部会议上被划为右派分子，陈明也被免职，成为了批斗对象。
后来陈明也离开了人世，陈谢国也彻底陷入对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了。在农村劳动的那些日子里，叔父陈光的经历和草绳的比喻。总会给他一些勇气和耐心。到1977年，终于有一股暖风。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1976年，国家结束了长达二十年动荡，第二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成千上万学子奔走相告，而温州金乡镇的群众们，更是群情振奋。恢复高考后，金乡人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么多大学要招生，肯定缺少足够的校徽”。
于是，只有8万人的金乡镇，涌现了700多家商标厂。宣传资料通过“三分钱”的邮票送往各地，产品则被跑断腿的供销员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当年金乡镇的校徽销售收入达到了100万元，销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没钱办厂的陈谢国，也加入供销社大军，当他身上别满了各式校徽，在各个大学的办公室里进行推销时，仿佛挂着功勋的战斗英雄。
次年三中全会召开并确定了改革方针，一些省市还在疑惑如何推进的时候，尝到甜头的温州人已经群情激愤，而此时的中国也处于物资奇缺的时代，螺丝、纽扣、线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应求。于是，“针头线脑”的温州人，全家出动，在家庭作坊里将一批批小产品生产出来，然后被千军万马般的供销体系推向全国。
陈谢国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资源，接到世界杯纪念章的订单，准备自己大干一场，不少法国华侨纷纷联系到他，即使不回国也希望向他汇款做股东。
然而晴天霹雳突然来袭。1982年，中央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八大王被树立为“投机倒把”的反面典型，相继被捕判刑。其他个体户也逃的逃、抓的抓，七零八落，陈谢国也停掉了工厂建设。这段时间，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1.7%。
但是这些打击并不是针对私营经济，而是那些“不过一两年，就有相当多的被腐蚀的干部”。随后，邓小平对安徽“傻瓜瓜子”也做出批示，“就那么几个人，搞资本主义再把他拉回来就是，让人家搞一搞有什么好怕的”，这为私营经济打了气。
因此，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陈谢国和其他1200多位“资产主义尾巴”，被邀请到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陈谢国觉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鸿门宴”，他和几个朋友打招呼告别，还特意让家人准备了住“号子”用的脸盆和衣服被褥。
出乎意料的是，当天他不仅与市委书记袁芳烈“平起平坐”，还被邀请上台做了发言。会议结束后，陈谢国找到袁书记，希望把领导“讲话稿”带一本回去当证据：“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
政策的暖风频频吹来。1984年八大王相继平反出狱，1985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盛赞“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解放日报》也刊登了“家庭工业看浙南”的头版文章。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更加释放了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决心。而这期间，温州人的商业荷尔蒙彻底激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消费者缺商品，生产者缺资金，敢拼敢闯的温州人，通过发现机会，亲友集资，加足杠杆，快速复制，垄断行业。小小的温州，产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享誉中国。这就是温州人敢闯敢干造就的成果。
陈谢国的事业，也从三五个人的小作坊慢慢做大。凌晨两点工人下班后，陈谢国躺在车间的地铺上，看着身边的机器，开始感慨：时代真的不一样，真好。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留给陈谢国这种实业的好日子不多了。
1995年，陈谢国的工厂已经达到了1500人的规模，老一辈的海外关系，还有产品的高性价比给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但是到了2002年，陈谢的工厂，在利润连续三年的下降后，出现了首次的亏损。
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已经过了物质匮乏的年代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竞争激烈，这也是温州工厂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为了改善局面，陈谢国经常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到50公里外的茶山，去旁听城市大学里的经济课。在课上他得知了提高利润率的两个措施：产业升级生产高利润产品、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
而这些家庭作坊式的温州产业中，并不具备升级的产业配套。高校稀少，也缺乏技术人才，第一个方案只能被忽略。而自己的儿子陈继兴管理方面是半吊子，并不愿意继承父业。
陈谢国也曾聘请过职业经理人，但厂子里的亲戚也总会排挤外人，因此，即使“50万年薪+奔驰车+提成”的天价待遇，也没能招来高级人才。
幸运的是。陈谢国很快发现提高利润的第三个方法：投资其他资产获取天价收益。
1998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私有化，推动房产改革。
和喜欢追逐政策的温州老板一样，陈谢国也用原本计划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购买了鹿城区两处房产，结果一个月便实现了20%以上的上涨。有点吃惊的陈谢国快速出售了一套，但十天之后，当他决定以高于售价10%的价格，再重新购买一套房产时，他意识到：实业的路，回不去了。
到了2008年，象征着顶级土豪的绿城鹿城广场开盘时，处级别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时，投资地产上瘾的温州老板们，突然发现，500公里外的上海正在闪闪发亮。
2001年，《温州晚报》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专程到上海买房，时间特意选在了8月18的吉利日子。陈谢国也在看房团中，他们在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三天买下了100多套房子，豪甩5000万元。
回到温州之后，陈谢国越想越觉得买少了。于是，两个月后，一列列专机又将温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产市场，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扩大的交易额一次次刷新人们的眼球。
温州购房团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版图，北至哈尔滨，南至三亚，西至重庆，东部狂扫海岸线。“将全国楼市当做满汉全席，逐一品尝”。
温州购房团的战果颇丰，所购房产价格不出半年就能实现20%的上涨，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年化200%的收益。快速上涨的房价也为温州人带来了“炒家”的恶名，受到不少普通大众的抵御，但却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们亲切称之为“价值发现者”。
因此，2008年，当他面对各种贷款优惠引诱时，果断折断了银行递来的橄榄枝。当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为抵御冲击，双管齐下：财政部出台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准，灌溉放水。
当年，一波波不同银行的信贷人员踏破了陈谢国的门槛，希望其从银行申请贷款，金额可以超支，利息可以下调，用途可以更改，只用丢个平台公司过来就可以等钱到账。无论哪个条件都足以让陈谢国感受到帝王般的待遇。
陈谢国克制住了自己的贪欲。陈谢国朋友老叶的公司总资产仅有1亿元，但是通过银行贷款了1.5亿元，资金以承兑汇票（必须有实际贸易活动才可使用）的违规形式陆续到账，老叶准备用这笔钱来搞房地产。
老叶联合几个人拍下了温州市鹿城区一块土地，实际可用面积像个六边形，不算利息，只算土地、建安和税收，总成本就已经高达3.8万元/平米，而当年温州人均收入为3.2万元/年。但老叶丝毫不惧，毕竟该区域的房价是5.5万元/平米。
2010年，国四条、国十条、九二九新政等一轮轮房地产政策开始出台，2011年国务院继续加码政策压力，而且央行也开始释放重磅炸弹。截止2011年7月，加息3次（2010年以来共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2010年以来共12次）。
温州房价在2011年上半年迎来了快速凌厉的上涨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转头向下，套人无数。温州楼市的氪金标志绿城广场，从巅峰的10万/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平。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直接腰斩。
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到了3000亿元，利息也在15%以上。这些钱，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一部分流向只有几个点净利润的实业，还有一部分在被借款人挥霍。而随后爆发的江南皮革厂黄鹤因赌债破产跑路，波特曼咖啡经营不善跑路，这些单一事件成为一桶桶燃油，倒向了信贷危机的火堆，导致最终“火烧全城”。
当年温州地区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远超平均1.5%的水平。但实际上不少银行不良率达到了20%。温州金融机构的求援电话，很快就打给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央行指示浙江相关机构出台解决方案。两个思路很快形成：一个是紧急救助，用钱摆平；另一个是不给钱，但是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
一番讨论后，央行计划给予600亿有条件的资金救援，但消息刚开始吹风，立刻遭到舆论的指责，“用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是不道德的行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就应该承担倒闭后果，实现自然淘汰”。于是政府只能选择放弃。
风波结束后，整个温州银行业统计亏损金额达到了1600亿元，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大而不倒，对于做小商品的温州民企而言，遥不可及。
陈谢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跳楼、跑路的消息：借钱的老板，互保的企业、倒钱的中介、出钱的普通人，人人自危。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时，他都会脊背发凉，若不是自己早年吃了亏控制了杠杆，肯定会成为其中一员。
2013年，陈谢国接到了老叶的电话：“兄弟，我要跑了，欠的不多，但是没信心再还起来了。2009年逼着我去银行借钱，2011年又开始逼着我还钱。政策的短线操作比温州人都快，真是被搞死了。
心力交瘁的陈谢国打算彻底退休，他希望儿子把工厂再办起来，但是儿子没有答应，他也知道现在再做实业等于死路一条。
这些年房产价格高涨，导致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没有了劳动力红利的温州，又赶上了2005年之后的人民币升值，出口业务再遭打击，建个工厂做实业，等于用打火机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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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谢国的儿子陈继兴，虽然没有接老爸的班，但并没有闲着，他正在跟朋友琢磨着一些“大投资”。在2011年，他和他的小伙伴在包厢里讨论到：“目录大王可是咱们温州人，这比马云搞中国黄页都早了十几年。但现在你看看，一个默默无闻，另一个成为了世界首富，这差距就是科技的力量。我们温州人要在科技领域大发威风。”
周围人连连鼓掌叫好，他们几个人吃九山湖冰淇淋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也算世交。小胡去英国镀了层金后，被老爸叫了回来，陈继兴则在温州大学过了四年，另外两个朋友则高中读完就到了家里厂子里帮忙。继承父业，成为了他们共同反感的话题。
小胡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同意，而且作为英国回来的最高学历者，毫无疑问成为了项目带头人。大家当即掏出手机，一共往小胡的账号里转了100万，用于科技公司筹备开支。随后便举杯相庆：“超越父辈，来来来，干杯！”
不到两周，公司便注册完成，1000万资金也即刻到位。办公室选在了新城大自然写字楼，寓意新城新气象。8楼整个一层，装修也高档，拎包即入。上个租户是家贸易公司，亏了两年后，关了工厂、关了公司，打算提前养老了。
公司成立不到两周，但是招聘却用了大半年，依然无所收获。陈继兴几个股东并都不懂技术，小胡也只是自诩为“战略大师”。一拖两拖，英雄气就短了，科技项目就只能暂告一个段落。毕竟这些钱对陈继兴几个人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于是，场地照常租用，几位股东隔三差五在公司吃吃火锅喝喝茶，继续寻找下个财富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悄然而至。
2013年，互联网金融在科技大潮和政策鼓励下，平地崛起，p2p席卷大江南北。虽然挂着科技的外衣，但找钱卖钱赚差价的业务模式，不过是温州“抬会”的孙子辈。对熟悉这种套路的陈继兴们而言，也是轻车熟路。
2014年，陈继兴在杭州注册了一家P2P公司。吸取了上次招聘经验，他们分别在杭州远洋大厦、上海金茂大厦和温州财富中心，开了三个办公室，都是当地的金融CBD。杭州有技术、上海有名气，温州有资金，用小胡的话叫做一体两翼，而扎台型是玩金融的硬实力。
不到一个月，技术人员招聘完成，网站上线，公司快速投入运营。资金方面，通过招募了一百多人用电话、网络来寻找资金储户，甚至请了一些外国友人来包装科技项目。而项目源则基本是身边的朋友、亲戚公司。有时也会虚拟几个项目，空转几圈，到了2015年，这些钱大部分流向了股票市场。
高大上形象，高预期的回报，让陈继兴的公司坐上了一台喷射机。第一个一百万流水，用了两个月，第一个千万则用了两周！公司顶峰时期的日流水更是近亿元。
陈继兴和朋友们时常感慨，“我们成功了，这是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成就，还是炒钱赚钱快”。陈继兴也开始寻找一切炒钱的机会。很快，一本《通向财富自由之路》成为了他每天必读之物，新的业务规划也逐步形成，那就是：区块链。
2017年的一个下午，市区的一个居民楼内，五十多号人围坐在四张餐桌上，桌上摆着血蛤、猷蜢，鸭舌等地方特色美味。一位妙龄女子激情四射地演讲着：
“区块链，是一个颠覆人类的发明，这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一次浪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的币，不仅是个全球通用的钱币，更是一个生态圈，一个帝国。现在加入我们，拥有币，你就是开国元勋，你就能享受百倍万倍的增长！”
众人掌声雷鸣。一个五十多岁男人想继续询问买的是什么，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欢呼称赞中。
这样的饭局几乎每天一场，列席者有市区的，有周边县区的，也有从四川组团过来的。有人带着几百万全部积蓄，有人带着几十万的银行贷款。除此之外，陈继兴和朋友们也四处演讲，几个老板也开始合力拉升币价。两个月不到，便收获了250%的涨幅。
陈继兴在高位快速卖出了手中的大部分数字币，但他并不打算全部撤出，相反，他计划在下跌一段时间后再买入托市。陈继兴的算盘是，好不容易有个新市场，要好好培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不过正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他以前日赚斗金的p2p业务，却遭遇了危机。
2018年，温州瑞安人卢志建、卢立建兄弟突然跑路，引发了一场P2P行业大地震。卢氏兄弟几年间大肆投资了十几家P2P平台公司。他们在跟这些p2p平台谈判时，估值慷慨不还价，资金到位不拖拉，基本不要求利润对赌，仅有一条限制，就是：卢氏家族的公司，可以在投资的p2p平台上来融资。
按照风控要求，股东自融是不允许的，但卢氏兄弟投的这些p2p公司的老板，本来就计划找机会卷钱跑路。没想到，他们还没开始收拾包袱，卢氏兄弟就携带着各个平台借来的百亿资金，出国撒欢了。
陈继兴的p2p公司也遭受了损失，所幸规模不大，还不至于跑路。但是他也不得不掏出在币圈赚来的利润，弥补公司的亏损。当最后一笔资金汇入公司账户后，陈继兴猛抽了一口烟，吐出了四个字：“MD，骗子。”
但陈继兴追逐财富的脚步并没有停止。2018年初，有朋友告诉陈继兴EOS很可靠，会升值。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此，在开往会议地点的路上，陈继兴到银行办理了抵押手续，一笔笔贷款打入自己的账户，几年前的父命早已抛之脑外。
随后的几个月，EOS经历了一波凶猛的过山车行情：从4月初的40元，一个月便涨到了140元左右，两个月后又下跌到了50元，在这个过程中，陈继兴收获的是财富，还是懊悔，不得而知，就如温州商人未来的路一样。
时代的变迁是所有人无法抗拒的，温州的陈家三代人也是这样。第一代人忍受漂泊之苦却终究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第二代人将一把厂房钥匙换成了一串房门钥匙，第三代人则把一串房门钥匙换成了一串电子秘钥。不同钥匙开不同的锁，不同的锁，则守护着不同的财富。
和陈家三代一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发迹于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弄潮于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迷失在荒诞的P圈和B圈。
温州模式，是由中国经济发展和温州人敢拼敢闯的特点的结合。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机遇垂青了远比其它中国人更有准备的温州人，时势造英雄。值得佩服的是温州人敢于拼搏和敢为人先的性格，这样的性格造就了他们精彩的生活。人生在于赌和拼，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去换取事业的成功，人生的飞跃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但是不能盲目跟风寄希望于一些别人制造出的谎言，类似币圈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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