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说起西汉和东汉灭亡的原因，我们或许很容易想到“皇族势力衰弱”、“外戚和宦官干政”等等，但是，延续约四百年的两汉，其灭亡还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最根本的吃饭问题——农业问题（注：由于王莽的新朝夹在两汉之间，因此本文提及的两汉史事包含王莽时期）。

汉朝农业问题

自秦末以来，中国人口数量因常年战乱而大大减少。西汉建立后，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为九州带来了久违的和平，加之统治者实行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致力于恢复社会生产，人口才得以逐渐增长。

然而，和平年代人口的稳定增长使农业生产承担着越来越巨大的压力。司马迁曾注意到，自汉初到他自己的时代，不少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两倍甚至更多。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汉代农业》一书中曾举出西汉19个侯国的人口增长统计表，其中东武侯国在50年内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3.3%，人口规模从2000户跃至超过10000户。而除颍阴侯国和平阳侯国外，其余17个侯国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均超过1%。

诸如此类的数据不胜枚举。古代和近现代史学家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汉代农业面对的一个可怕事实：人口正飞速增长，然而人均拥有土地量却仅仅保持小幅度增长。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均拥有土地量增长速度的不协调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流民。流民的增加不但激化了社会矛盾，还加深了统治者的治理压力和统治危机。如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从而巩固统治地位，是汉朝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可农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口增长并不是汉代农业的唯一问题，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也造成农民流亡、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史书中关于自然灾害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汉书·食货志》就提到汉元帝即位的当年和第二年的两起灾害：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

这两起灾害分别是洪水和（粮食歉收导致的）饥荒，严重者甚至引起民众自相为食。许倬云在《汉代农业》中也指出，东汉的16次大规模流民现象中，有4次都和自然灾害有关。尽管数量不多，但也表明自然灾害是汉代农业的一大问题

除此之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同样导致土地高度集中于权贵之手，自由身的农民不得不委身为佃农，这样就造成了国家赋税减少，于统治者加强皇权、维持统治同样是非常不利的。

除上述三点外，商业的高利润吸引大批农民弃农经商。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这样诱人的收入直接导致了农业人口的减少。在一部分商人经商成功后，他们又拿钱投资土地，和皇亲国戚一起加剧了前文提到的土地兼并。可见，商业的兴盛已经给农耕文明的汉带来了不小的问题。

面对人口增长、自然灾害、土地兼并、商业兴盛引发的可能导致严重统治危机的农业问题，汉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措施。

汉代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但并未解决农业问题

方案一：鼓励农业生产

《过秦论》的作者贾谊曾提出国家应该加强农业生产，晁错则进一步请求朝廷应当允许人们用粮食购买爵位或赎罪，以刺激农业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也都在一定时间内得到落实。

需要注意的是，汉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倡导是同时加以物质性和荣誉性奖励的。例如，汉代不少皇帝都会在春季的特定仪式上象征性地推三次犁，以表明皇帝对农业的重视。同时，国家设立“力田”这一荣誉称号授予最优秀的农民，国家不但免除“力田”们的劳役和赋税，还给了他们进入政府做官的可能性。

但是，随着“力田”这一称号的泛滥，以及地方豪强对察举制应举人才的垄断，这项制度也逐渐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

方案二：抑制土地兼并

到西汉哀帝和平帝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性，并努力抑制它的发展。曾在哀帝、平帝朝任丞相的孔光就建议个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3000亩，王莽改制时更是直接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改行封建土地国有制，但孔光的建议因外戚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王莽改制则因为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和豪强利益而最终失败。

方案三：迁徙人口

为了缓和人口和土地分布不均匀的矛盾，汉代曾多次实行人口迁徙。这样做不但可以使人口密集地区农业压力减少，而且还有效开发了其他地区的耕地。除此之外，灾年迁徙人口还可以“避免运送大批粮食到受灾地区”，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也避免了粮食在运输途中的损耗。

但是，灾年迁徙人口只是一项临时措施，而西汉人口最密集的13个郡国中，有10个仍然名列东汉人口最密集的17郡国当中，这也侧面表明迁徙人口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业压力，但对于农业问题的解决是远远不足的。

方案四：国家救济

这种救济，是指国家向流民或贫农发放土地、种子、牲畜、农具等农业生产必需品以促进农业生产。这种断断续续贯穿整个汉朝的救济行为确实起到过“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积蓄”的效果，但它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随着时间推移，西汉皇帝直接控制的土地因为赐给平民而越来越少，贵族豪强反而因兼并土地而日益壮大，皇帝分发的土地实际上到了他们的手中。

到东汉时，地方势力进一步壮大，皇帝更无力通过土地救济来解决农业问题了。

方案五：打击商业

从汉高祖刘邦时起，打击商人势力一直是汉代皇帝不断传承的必要政策。这其中既有传统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又有通过打击商人重申政府权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皇帝认为这项措施可以提醒人们专注于农业生产。对农耕汉帝国而言，最后一点显然是最最重要的目的。

然而，通过打击商业来发展农业本身就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商业的高利润始终会吸引人们经商，即便法律和社会给予商人较低的社会地位也不能阻止人们“以末（指商业）致富”的决心；另一方面，即便人口回流至农业，如果不能解决前文所述的土地兼并、人地矛盾等问题，又怎么能指望农业仅仅因为劳动力的增加而发展呢？

综上列举的汉代五项主要振兴农业的措施，我们会发现，这些措施或多或少起到了一点作用，但始终没有触及生产力落后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以更多的生产满足人口需求，并借经济基础的改观推动上层建筑的改变，无论怎样颁布新政策，农业问题都是不可能解决的。

大汉的覆灭

回望两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灭亡或直接或间接都是由农业问题引起的。

西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朝廷不但拿不出解决措施，还因统治者的荒淫而加剧了人民负担。在此背景下，王莽顺应“天下”呼声，取汉而代之，这是西汉灭亡的直接原因。

前文提到，土地兼并（包括兼并皇帝赐予平民的土地）壮大了地方势力。到新朝和东汉时，这种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在东汉甚至形成了所谓的

“庄园经济”。东汉末年，庄园的地主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和自有的武装，纷纷割据一方，选准时机或自立为诸侯，或依附于其他豪杰。这种纷争最后也引出了东汉的灭亡和三国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