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堪稱“兵聖”者僅有四人，即姜子牙、孫武、吳起與韓信。

其中姜子牙輔助姬發，以弱周（國）而滅強商（朝），輔佐執政周公旦鎮壓叛亂，建立成康之治，《淮南子》“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可以理解為，姜太公以東夷兵鉗制商軍主力，助周國牧野之戰突然襲擊，最終定鼎中原，使其建立東方強藩齊（姜氏）國。

孫武著《孫子兵法》，“佐吳伯（闔閭）助伍員（伍子胥），破郢都，幾滅強楚”吳楚柏舉之戰，吳國僅三萬兵力，戰勝楚國十餘萬精銳，進兵佔領南疆霸主楚國郢都，是以《尉繚子》高度讚揚其神武，“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標點為方便閱讀自行添加）

蕭何月下追韓信，挽留韓信這員戰將，韓信加入劉邦陣營後，挽救漢軍頹勢，東征滅魏、破代、平趙、下燕、定齊，濰水殺龍且，垓下十面埋伏，烏江逼死項羽，為漢朝建立首功，被稱之為“國士無雙”，其與漢高祖劉邦探討軍事，自言用兵“多多益善”，為其引來殺身之禍。

吳起據其自己寫的書《吳子·圖國》“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這樣的功績當得起兵聖之稱，但問題是其巔峰代表，秦魏河西陰晉之戰，於後世竟然沒有明確記載，且除河西以外，北為趙國（盟友未開戰），東為齊國（打卻並未奪土地），南向楚國（無領兵征伐的記載），因此其闢土四面也成為槽點，堪稱兵聖爭議最大之人。

古人常說四戰之地，其實總結起來就是，附近必定有資源，有利可圖才會拼得頭破血流，否則西伯利亞為何沒有人爭？河西便是如此，沖積平原土地肥沃，又是交通要衝，所以佔據河西就有糧食，也就引發秦國與晉國交戰百年。

筆者查過資料，很多時候都是秦國主動挑釁，畢竟秦國地狹民貧，對糧食的需求更急迫，而晉國向中原擴張，比之河西還要富庶，因此對河西以防禦為主，不丟城失地保全顏面就好，否則以晉國巨無霸級別，想要收拾日漸衰弱的秦國，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正式准許韓虔、趙籍、魏斯三家（大夫）晉級為諸侯，便是“三家分晉”，也預示著春秋時代落幕，戰國時代混戰開始，在此之前魏斯（文侯）便攻打秦國河西，沒辦法，魏國的封地，日後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運城），必須將秦國打服，增加西線的防禦縱深，才能騰出手去爭奪中原霸權。

自秦穆公以勳貴百人殉葬，令中原賢者再也不敢踏足效命，反饋到軍事領域便是，與晉國爭河西百年敗多勝少，反饋到文化領域便是，秦國春秋時期史料缺失嚴重

，諸如《戰國策》毫無記載，連歷史演義小說《東周列國志》也只介紹吳起，卻沒提及河西之戰。

原本寄予厚望的《史記》，依然沒有記載，傳聞中陰晉決戰，雙方近60萬兵馬，太史公連鄭國伐許都有記載，且漢朝都城長安就位於關中平原，考證相對比較容易，究竟是視而不見，還是未有其事？筆者猜測很有可能被儒家刪減了。

吳起人生很重要的汙點是“母亡不奔喪，殺妻以求將”，即在魯國求學期間，母親病故卻不奔喪，也不守孝，為了能夠擔任將領反擊齊國，殺死田氏宗女妻子，被儒家倫理所不容，被驅逐出儒家，史記成書之時，漢武帝已經推行“獨尊儒術”，如同很多書籍，被刪減再正常不過。

通常認可秦始皇時期，中國人口總數近三千萬，戰國初年約為兩千萬左右，然後據此推測，晉國晉悼公時率先達到萬乘的天子之勢，至晉國鼎盛的晉平公時達到25個軍，保守估算晉國末期有兩萬乘兵力，才能夠同時對齊國、楚國、秦國進行打擊。

而每乘所配備的士卒有很大不同，四匹馬為一乘，因此擁有戰車數量，與戰馬存欄量有著巨大的關聯，文獻記載楚國每乘戰車，輔助步兵高達100人，晉國為每乘輔助70人，但根據陝西兵馬俑2號坑的出土，戰車80輛對應兵馬俑2300比例為30倍，晉國與秦國相鄰近，比例應該近似，筆者暫時以實物為依據。

文獻與實物的差異很好理解，兵馬俑坑並未出現奴隸俑，春秋戰國是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節點，奴隸（勞役）並不計算在兵員，但也出現在戰場協助，因此兩萬乘兵力，通常是指高達60萬作戰兵力，及相輔助60萬雜役，以此計算總計120萬兵卒，依此估算，符合晉國千萬人口規模。

三家分晉以魏斯為首，魏氏自晉獻公起數百年未出變故，不似趙氏孤兒慘劇，也不似韓氏崛起時間短，因此魏氏佔據最富饒的區域和最多的人口，保守估計（不計算雜役）總兵力超過25萬，除去邊境駐軍及預備役，可調動兵員就減少到10萬左右，因此魏國採用步步蠶食，成功遏制住秦國對魏國的威脅。

而秦國經變法奪河西，佔巴蜀，滅義渠，伐楚國，至長平之戰時，秦國總人口約600萬，趙國總人口約440萬，然後我們做減法，減去擴張佔領區，再減去總人口比例，得出推斷，陰晉之戰時秦國總人口，應不超過200萬。

如果人口推測接近，秦國所擁有兵力也就不會超過30萬，加上秦國也需要駐守及後勤，所以能夠調動20萬兵力已經是極限，如果50萬是農民起義般拖家帶口，則戰鬥力必然受到影響，如果只是如曹操虛張聲勢，以7萬號稱80萬，也不值得吹噓。

但筆者願意相信，秦國所發為傾國精銳30萬，畢竟河西是關中的門戶，除去糧食補給的因素，失去河西將無法抵禦魏國的進攻，比荊州對東吳還要重要，因此放手一搏，集全國精銳還是很有可能，畢竟周邊部族可以用收買的手段安撫，即便丟失土地能奪回河西也是值得。

陰晉之戰吳起能夠取勝，並非依靠戰國最強重裝步兵“魏武卒”，而是從未上過戰場的民兵中，挑選5萬人為主力，由魏武侯增派戰車500乘，以及騎兵3000人（出自《吳子勵士》），之前計算過每乘約30人，因此實際調撥為18000人，合計約為7萬人，

《尉繚子》對此也有所評論“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尉繚子據傳是魏惠王時期的隱士，若傳言屬實，佐證陰晉之戰雙方的軍事對比，極有可能便是這場，決定秦國與魏國走向的陰晉之戰，此戰後秦國衰落，而魏國則稱霸中原。

吳起能夠取勝，首先便是取信於民，無數史籍都記載過，吳起與士卒同甘共苦的事蹟，使其獲得河西百姓的擁戴，並提高軍功者待遇，使民眾聽到戰事爆發竟歡呼雀躍，獎勵耕戰的手段被商鞅全盤複製，最終打造成威震天下的“秦銳士”。

其次陰晉之戰，被稱為魏國反擊，也就是說秦國初期取得勝利，但這個勝利很可能是吳起下的圈套，吳起時刻關注秦軍動向，在秦軍攻勢稍止並有退縮之意，吳起抓住時機全線反擊，而給與新兵建立功勳的機會，為魏國打造“魏武卒”奠定良好基礎。

再者吳起能夠因勢利導，民兵未經訓練，很難進行統一的調度指揮，若是強行指派戰術，相互間難以配合反成掣肘，所以吳起在勝局已定時，令步兵，車兵，騎兵全線出擊，諸軍為富貴榮華奮力殺敵，戰果比統一指揮更為輝煌，此戰過後，吳起橫掃關中平原，秦國則陷入動亂。

其實，吳起能夠‘選擇’以新兵出擊，也就說明魏武侯手中，還掌握著經驗更豐富，戰力更強的老兵，有可能便是最新編練的魏武卒，所以，陰晉之戰只是吳起的練兵之戰，即便受挫，最終的勝利依然屬於根基深厚的魏國。

陰晉之戰，充分展現了吳起“審時”與“度勢”的能力，沒有侷限於單場戰爭的勝負，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誘使秦國深入河西，既分散其兵力，又洩其銳氣，最終一鼓作氣將其擊敗。

在保證最終勝利的情況下，充分給予士卒實戰鍛鍊的機會，擇其精銳編入赫赫威名的魏武卒，其餘則通過實戰，加強對戰爭的理解，拉攏河西軍民對魏國的擁戴，強化對河西的守備能力。

所以古代先賢，總結中國的四位兵聖，皆不侷限於戰術，更能夠宏觀統籌戰略，而吳起在陰晉之戰，還是之後的協助楚悼王變法，都證明吳起武聖之名，當之無愧。

《尉繚子》《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