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驿陉风

杜聿明严重吸取了廖耀湘第九兵团部被首先打掉后群龙无首的教训，自率部放弃徐州撤退开始，其“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就始终跟随第五军行动，这是他抗战时期就率领的老部队，也是南逃的30万蒋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由此看出，杜聿明把指挥部和个人的安全看得极重，以此保证对三个主力兵团的有效指挥。

在杜聿明担任第200师师长的时代，黄埔二期的邱清泉就是他的副师长，杜聿明升任军长后，邱清泉改任其麾下新编第22师师长，算是老长官和老部下。在徐蚌战场蒋军的七个兵团司令中，要属邱清泉最为跋扈和刺头，刘峙基本指挥不动他，调杜聿明担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多多少少也有压服邱清泉以便顺畅指挥的意思。

所以刘峙很知趣，或者是也比较怕死，按说他才是徐蚌战场蒋军“第一指挥官”（指挥员那是我军专称），然而黄百韬兵团刚刚覆灭，他就带着剿总机关跑到了蚌埠，这还不算，又把原属李弥兵团的第99军调来“护驾”。如此杜聿明就成为了留在徐州的“第一指挥官”，兵权在握，刘峙只沦为了战场外的“技术指导”。

这么干后果也很严重，由于杜聿明的指挥部、剿总直属部队（光军官教导大队就有13个）都跟随第二兵团一起行动，所以李弥和孙元良都故意切断了与杜聿明的直接联络，各自闷头跑路。撤至孟集时，杜聿明惊讶地发现，第十三兵团的第9军已经跟他的直属部队行军队列撞在了一起，而这个军本来是应该担负后卫掩护任务的。

杜聿明勃然大怒，冲着军长黄淑叫喊：“你们为什么和指挥部走在一起？你们的司令官到底在哪里？谁叫你们提前撤退的？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原掩护阵地”！同时用第9军的电话联系上了李弥，质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命令？为什么不和指挥部联系”？李弥一推六二五，说不知道指挥部在哪里，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在第一次决定突围后，同样切断与指挥部联系的还有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本来杜聿明已经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固守，然而孙元良却单方面下令突围，结果该兵团迅速溃散，大部被歼，残部7000余人被杜聿明分编入邱清泉和李弥兵团，也就是说，被包围在陈官庄之后，蒋军实际只剩下第二和第十三两个兵团，第十六兵团已经不复存在。

杜聿明并没有指定指挥官的顺位继承人选，因为没有必要，在陈官庄包围圈里的176000余名蒋军中，第二兵团至少拥有120000人以上（撤退途中略有损失，但补充了些孙元良的兵，又组织难民增建了独立旅），几乎占到总兵力的六成多。一旦杜聿明这个“第一指挥官”出现意外，接掌指挥权的一定是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

实际上在淮海战役后期，邱清泉依仗人多枪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绑架”了杜聿明，无论是接到停止跑路转身救黄维的“空中来信”，还是来回变卦的突围行动，杜聿明都不得不主要征求邱清泉的意见，这也是蒋军的顽疾：谁兵多谁就有话语权，至于指挥序列则是随意可以破坏的。甚至于在全速南撤的第一阶段，邱清泉为了救援被围的第五军第45师，固执地命令整个兵团停下来回援，杜聿明亦无可奈何。

而邱清泉倒是指定了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少将为继任人，尽管是心腹，但他没有选择手下任何一名军长仍然非常奇怪，足见“邱疯子”在覆灭前已经惊慌失措了。华野对陈官庄发动总攻后，1949年1月9日下午，杜聿明即率领少数随从，与邱清泉一起从指挥部、第二兵团部所在的陈官庄，跑到了两里之外的陈庄（注意不是陈官庄），因为这里是第五军的军部所在地。

显而易见，蒋军的最高指挥官一般会选择置身于最精锐最嫡系的部队之中，借此保障人身安全和对部队的有效指挥，同时由军事主官指定接手人，杜聿明、邱清泉、李汉萍等人最后也是从第五军军部所在地的陈庄试图突围的。

但是在人民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几个人很快就被冲散了，邱清泉战场毙命，杜聿明和李汉萍分别被俘，不过既然全军覆灭了，也就不存在谁来继承指挥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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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如何避免军事主官被俘被杀后失去战斗力问题？

这个问题看看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故事就全明白了。

不得不说，粟裕将军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创造性运用了很多强大的战术。我将从两次典型战役中，告诉你，粟裕将军是如何做好斩首行动和指挥部前移的。

在黄桥战役中，粟裕攻克黄桥的战斗，其实就用了斩首行动。

黄桥战役初期，粟裕的兵力只有7000人，编为9个团，可是守卫姜堰的顽军却有6个团，想要攻克这6个团，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粟裕佯装攻击敌人海安，调走了姜堰敌人的4个团，兵力一下子成了四比一。

四倍兵力想要攻克敌人防守严密的姜堰，任务依旧很艰巨。粟裕将军的办法很简单，派出一个侦察连，一句端掉了敌人的指挥部。于是，敌人固若金汤的姜堰城，一鼓而下。

当时陈毅称粟裕这一招为“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正如《孙子兵法·势篇》讲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而粟裕将军，把这种战术叫做“掏心战”。

不过，新四军顾全大局，让出姜堰，让二李接防，还归还了之前缴获的陈泰运所部枪械弹药。新四军并不是怕这些国军，而是不愿意鹬蚌相争，让日本鬼子渔翁得利。可是韩德勤却得寸进尺，要求新四军连黄桥都让出来，滚回江南去。这样，黄桥战役就正式爆发了。最终，韩德勤被歼灭了1.1万人，终于老实了。

粟裕将军懂得端掉敌人指挥部，然后事半功倍取得战斗胜利，可是自己却总是喜欢把指挥所前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最典型的便是车桥战役。

车桥战役中，粟裕将军不是派侦察连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而是干脆把指挥部就设在车桥镇的中心街口！

不愧是粟裕大将，简直是一身是胆！

车桥战役中，车桥据点有伪军600人，日军40多人，车桥旁边就是驻守扬州的64师师团和徐州65师团。日本人以为，车桥据点很安全，可是粟裕就是不信邪，要告诉日军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

对车桥据点，依旧是掏心战术，即先进入街心，占领镇内的所有街道，然后四面开花，分割包围，对周围的碉堡逐一攻坚。从早上到下午两点车桥镇的伪军基本都被解决了。

战斗中，粟裕的指挥所就设置在中心街口，好几队的伪军狼奔豕突，经过指挥所时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车桥据点拿下，前来支援的日军才开始按照新四军的要求进入伏击圈，又是地雷又是壕沟，日军承受巨大杀伤后不得不灰溜溜回家去了。

整个车桥战役，新四军歼灭了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内俘24人)、伪军480余人(内俘168人)，而新四军的伤亡只有192多人，敌我交换比是5：1，作战效能相当高。

因为黄桥战役和车桥战役的成功经验，粟裕在作战中一面擅长使用掏心战术打掉敌人指挥所，造成敌人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一面也擅长指挥所前移，既方便指挥作战，激励战士们勇敢杀敌，又不会被敌人发现。

高邮战役中，新四军对日本鬼子是围三缺一，围攻东、西、北三面，留出南面给鬼子当出路。令人称奇的是，粟裕将军的指挥所恰恰就设在高邮南面的一个沿街的民房内。当日军从门前路过时，卫兵们纷纷拿起手枪准备战斗，粟裕淡定地摆摆手，不需要！

当日军全部撤出据点后，粟裕命令野战部队发动突袭，把日军一网打尽。

相对粟裕将军的指挥所前移战术，国军将领是很难做出的。在苏中战役中，新四军苏中军区能够七战七捷，从本质来说就是因为粟裕从来没有离开部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可是对面的国军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部队在江北作战，他的指挥所却在江南，以至于国军各部给他汇报新四军已经被打光了，他居然都信了。

作战指挥所到底设在哪里，真是一门艺术，太靠前会被敌人打掉，太靠后又指挥不了部队。这一方面，粟裕将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

历史知事

抗战期间，为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军主官的人身安全，军委会曾就指挥所位置做了大致指导：师部距离前线7-8公里，军部大约为20公里，集团军总司令部可设置在100公里以外。

正常情况下，这么个距离是没问题的，但出现溃败或者突然与敌人遭遇时，军事主官有时也会非常狼狈，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淞沪会战后期，日军增援部队在金山卫登陆后，蒋介石下令让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但由于军心涣散、通讯不畅加之日军来的比较迅疾，胡宗南第一军军部、薛岳左翼军总司令部都被日军冲散，甚至薛岳的卫士、副官及司机等都被日军打死了，他本人接连在大冬天泅过几条河流才得以幸免。

二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74军军部被日军骑兵冲散，王耀武的卫士排排长也在他的亲眼目睹下被日军骑兵用马刀劈死。王耀武躲进了大路边树林里才逃过一劫，这是他整个军旅人生中最危险的一次。

除了上面所说把指挥所设置的相对远离前线，以最大限度避免军事主官出现意外情况，国军部队军事主官通常还会在战前预设好指挥顺序。

在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为提振士气及表达誓于日军共存亡的决心，薛岳立下类似“遗嘱”的命令：职若战死，则以罗副司令长官代行职务，按照计划，围歼敌人；军师团营连长若战死，则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

第一次入缅甸作战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也在同古之战中立下遗嘱：如果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继之，依此类推，各级皆然。

事实上，戴安澜将军的这份遗嘱最后还是很不幸的被执行了。他被日军的机枪弹射中腹部胸部后，由部下抬着向国内撤退。

或许是预感到时日已经不多，他嘱托第200师少将步兵指挥官郑庭笈一定要把部队带回国内。最后，虽然200师也损失惨重，但郑庭笈也算完成了戴将军的遗愿。

郑庭笈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国军一些所谓的部队第一指挥官只是挂名，由于代理指挥官行实际指挥权力，甚至该第一主官都很少在自己部队露面

1943年鄂西会战爆发之前，名义上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甚至都不在第六战区辖区之内，他远在设于云南楚雄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第六战区的实际工作由代司令长官孙连仲负责。

由于对第六战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老部队也在六战区，陈诚临时飞回湖北恩施，指挥了此次鄂西会战。

另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曾在武汉会战初期因病住院，职务一直由白崇禧代理到会战结束。

所以，除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第一指挥官的人身安全外，其上级或者其本人通常也都会实现安排好指挥次序以防部队失去有效指挥。甚至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些第一指挥官也只是名义上的第一指挥官，负责实际指挥的另有他人

司马砸光

长征初期，红军作战时还是和在苏区反围剿时期一样，每次作战，各级干部都冲在最前线，动辄自己亲自代领冲锋队直接突击，导致红军干部伤亡非常大。这也是红军时期很多干部后来晋升速度特别快的原因，因为前面的干部牺牲得太快，所以后面参军时间不长的战士，经历过几次战斗之后，很快就会成为基层指挥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这样网上晋升，速度非常快。比如长征初期的营连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参军只有三四年。这也是当时红军各级干部普遍比较年轻的原因，二十岁已经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了。

长征开始后，尤其是离开中央苏区到湘江之战这段时间，部队减员非常严重，湘江之战中更是损失惨重。在每次遇到困难，或者陷入苦战的时候，需要突击队了，往往都是基层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冲在前面，而这些人往往也是主要的干部储备人才，但他们却就这样经常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一顿猛冲，最后牺牲在了冲锋的路上。因此，长征到达贵州之后，中革军委不得不专门发布了一道命令，严厉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要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不要动不动就自己带队冲锋。中革军委并且特别要求，团长以上的干部，在战斗中，未经上级特别批准，不允许擅自离开指挥位置。

从此之后，团长以上的干部牺牲得概率就比较低了。因为指挥所的位置往往在一线部队的后方，而且会有一些隐蔽措施，敌人不易发现。但这也不是绝对安全，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一些中高级干部会牺牲。而这种干部牺牲，一般都是因为在敌人炮击或者飞机轰炸、扫射的时候，牺牲掉了。比如曾经在抗战初期担任过山东八路军最高党政军负责任的朱瑞，因为是炮兵科班出身，在东北战场上担任炮兵纵队司令员，但在解放战争中，却牺牲了。还有抗战初期八路军以运动战为主的时期，一些团长也在战斗比较残酷的时候，忍不住亲自冲锋，结果牺牲了，比如叶成焕。

不过，对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来说，即便是部队的主官牺牲了，部队并不会马上失去战斗力。这是因为，我军实行双首长制，而且基本上各级部队都配置专职的副职，比如军除了军长之外，还有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等，每一级都如此，除了军事主官，还要配备政治主官，以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而且都有专职的副职，这些副职就是备胎，在军事主官不在岗，或者在战争中牺牲的情况下，就可以马上代理指挥。所以，淮海战役中赵刚重回独立团，发现师长李云龙已经去了前线，但是张大彪和邢志国都还在师指挥所，这就是说，这时候是张大彪和邢志国在代替指挥全师。

比如《亮剑》中的人事安排，独立团除了李云龙这个团长之外，还有政委赵刚，副团长邢志国，参谋长张大彪，这些人都是在李云龙不在的时候，可以担任指挥全团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李云龙牺牲了，赵刚可以代理指挥，如果赵刚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没有把握，也可以让副团长邢志国代替指挥，如果上级对赵刚和邢志国都不满意，那么就可以直接命令由张大彪临时代替指挥。总之，即便李云龙被俘或者牺牲了，独立团该干什么还会继续干什么，不会出现严重的混乱，更不会马上就直接溃乱。这是我军一直以来的一大优势。

相比之下，国军这方面的情况就要遭糕得多了。虽然国军各级部队除了正职主官，也配置副职，而且有专门的副职，但副职往往存在感很低，除非有上级命令，或者主官事前特别安排，否则在主官牺牲之后，就会陷入混乱，乃至部队整个溃散。比如井冈山时期，国军围剿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其实只是一个迫击炮，而且只有三发炮弹，但是第一发炮弹就命中敌人指挥部，主官当场被打死，国军整个部队就直接溃散了，也就是“报告敌人宵遁”，红军随后出击掩杀，大获全胜。大多数国军部队都是这个情况，一旦主官意外被俘，或者被杀，部队都会混乱乃至溃散。

因此，有些国军高级将领在自蹈危地之前，会特别安排人代理自己的职务。比如张自忠将军在殉国之前，身边只有两个团，但为了牵制日军攻势，他明知道非常危险，仍然决定亲自带队渡过襄河，去寻找被敌人打散的部队，当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手枪团，与敌人遭遇之后，撤退时他亲自指挥，最终力战不敌，壮烈殉国。而在他渡河之前，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所以他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表明心迹，也等于提前安排，他一旦殉国，就由冯治安代理他的职务。而在徐州会战的滕县之战中，川军41军的王铭章师长则是在部队全部打光之后，壮烈殉国，而没有选择突围逃跑，这就是因为部队已经打完了。

在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之后，到后期弹尽粮绝，外援无望，邱清泉也对前途感到绝望，因此对参谋长李汉萍说，我如果战死了，部队就由你指挥。李汉萍资历较浅，职位也低，当时只是少将，所以他不敢接受，表示还有资格更老的人更适合。因此，邱清泉又重新安排，他死之后，依次接替指挥整个兵团的人为70军军长高吉人、第五军军长熊笑三，接下来才是李汉萍。这就是因为，高吉人曾经担任第五军200师师长，资格也很老，在当时的第二兵团中，仅次于邱清泉，而熊笑三担任军长的第五军是第二兵团的核心主力，都比李汉萍更适合代理指挥。

萧武

1.严密防护 2.做好备份

为保障稳定和不间断的指挥，司令部应根据首长的指示，组织与开设基本指挥所、预备指挥所、后勤指挥所，必要时组织前方指挥所，并在主要方向设立观察所。指挥所开设前，参谋长应组织有关人员和分队进行勘察，搜剿残敌，排除障碍物，构筑工事，严密伪装，沟通通信联络，明确指挥所各部门的位置。为保障指挥所的安全，作训科应拟制指挥所防卫计划，其内容包括:警卫分队的编成和任务，直接警戒的位置，指挥所人员的战斗编组和任务，抗击敌空中和地面袭击时的措施，报知信号等。计划经参谋长批准后，具体组织实施。还应加强灯火管制，限制人员、车辆的活动，保障指挥所有良好的秩序，以利工作和保密。

基本指挥所是实施指挥的中心。由指挥员及司令部的主要人员、政治部、后勤部的必要人员等组成。通常开设在靠近主要作战方向的第一梯队之后，地形隐蔽，便于观察、指挥，便于建立通信联络，能保障稳定指挥的地域。

预备指挥所是为了在必要时能立即接替基本指挥所指挥而建立的。通常由副职指挥员率领必要的机关人员组成。它应与基本指挥所同时展开工作，但不实施指挥。其位量通常在基本指挥所侧后方的附近地城。

后勤指挥所是为了组织指挥后 勤保障而开设的。由后勤指挥员、司、政、后机关及地方支前机构有关人员组成，通常开设在后勤配置地域内便于荫蔽、机动和指挥的位置。

前方指挥所是为了更好地观察、 掌握战场情况，加强主要作战方向的指挥而建立的。通常由副职指挥员和机关少数人员组成，其位置应在便于指挥第一队作战的有利地形上。

为保障指挥所的稳定、安全和不间断的指挥，各指挥所应严密组织对地面、空中警戒，并配备反坦克兵器和其他武器，便其具有一定的防卫能力。

通向胜利的探索

在《建国大业》中，面对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毛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风趣的说过一句话：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分开放，打烂了一坨，还有一坨！

我党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全国只有五十余位党员起步，到解放全中国；经历了28年的风雨洗礼。在此期间，也积累了很多与敌人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在1928年前后，周总理创办特委之时，就组建了总务科和特科三队（红队、打狗队）。前者主要负责武装保护机关安全，后者主要负责惩办叛徒内奸。当时，面对白色恐怖，党内不少投机分子叛变投敌，出卖组织，给我党造成很大损失。等“红队”出现以后，马上就对叛徒和内奸下狠手。

例如，顾顺章叛变后，虽然他自己被国民党保护的很严密。但是，其家人被红队“灭门”！

而总务科在保卫和营救同志的工作上，也是成绩斐然。我党地下工作者接头和开会时，都有总务科的人打掩护。

（看这个画像，永远别想抓到真身）

红军时期，无论是战士还是长官，军装都是一样的，都没有肩章和领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保护“领导”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部队经常流动驻扎，大都不认识友军领导。要想分辨官阶大小，就看所配枪支长短：枪越短，官越大。自己不带枪，而是跟着警卫的，肯定是大官。也是因为认不出来官阶，士兵见了长官，都叫“首长”。

当然，此时像毛主席这样的首长，都是有警卫连保护的。粟裕就曾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并在此期间得到了毛主席的欣赏。粟裕能够成为优秀将领，离不开毛主席的栽培。

等到解放战争时，面对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全面进攻。毛主席率领解放军边打边撤，将军队转移到山区以保存实力。不仅如此，当胡宗南率领二十多万部队围攻延安时，毛主席连延安也都放弃了。

此时，革命形势非常危急。虽然，毛主席等领导人对局势很乐观。但是，毛主席还是提出将“首长们”分开安置。这是因为，毛主席一直坚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正确论断。万事都要考虑周全，避免让自己走上绝路。

于是，我党中央被分成了两部分：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刘少奇、朱老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华北。

不仅如此，毛主席在离开延安时，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李德胜”。这个名字，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还使用了很长时间。而且，当时，周总理也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胡必成”。

最后，纵观整个解放战争，解放军没有一位旅级以上军官因为部队被击溃而被俘或者被杀害。除了金门战役外，解放军也没有任何一个师级以上部队，被国军成建制消灭。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是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但是，他是触雷牺牲的。1948年，我军在义县战斗中，我军第一次使用缴获的美军榴弹炮。朱瑞为了了解该炮性能，特意从指挥所出来查看战场。结果，不行触雷牺牲了。

山东军区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是在前线被敌人大炮炸死的。他跟《亮剑》中的李云龙一个风格，喜欢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按理说，都是副职在一线前线指挥作战，正职是在后方督战。

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是在莱芜战役后外出搜集武器时，被国民党飞机射杀的。

第10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在涟水保卫战中，被敌人狙击手冷弹射中，牺牲了。不过，涟水保卫战解放军胜利了。

等等。整个解放战争，没有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被国民党俘虏。

其实，这也不奇怪。当年，胡宗南带着二十多万人，搜遍陕北都没找到毛主席。最后，还被毛主席手下的两万人给击溃了。胡宗南手下的士兵，差不多都到毛主席手下当兵了。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成了“南方人组成的部队”。

（文|勇战王聊历史）

勇战王聊历史

这个问题很模糊，第一指挥员的概念非常广义性，战争的规模不论大小最高指挥员必定是三军统帅，只有他才能下达作战命令，而执行者涉及各层次的指挥员。按照作战指挥机构的设置，仅仅是在战区就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是三个梯次，一线指挥员，这些通常是团以下级别，都处于一线，而一线并不代表是前沿阵地。从团到营有一定的距离，团级是重火炮武器的打击阵地，牵引式火炮都和团指挥所处于相同的位置，短程火箭炮的位置也在这一级，但作战时需要前出。团指挥所前面有营级指挥所，团指挥所处于整个一线作战部队的后方，这一梯次上有预备队，侦察、工兵、团级医院、后勤等等部门，其中的警卫力量都很严密，军队中负责指挥所警卫的除了警卫连队，其它的团指挥所位置的部队也兼任。⬇️艾森豪威尔

二线指挥所属于师级，这里处于火炮射程之外，短程弹道导弹射程之内，同样也是短程弹道导弹的阵地距离。军级指挥所属于三线，在短程弹道导弹射程之外。如果是边境作战，师级以上指挥所都在边境线以内，其中军级以上都距离边境比较远。这些地方都是自家领土，外来人很难摸到这个距离，进来也很容易就暴露。还有一个问题，战场上指挥所并不好确定，举个例子，军级指挥所即便是自己人，不到一定层次都不知道具体位置，知道具体位置，哪个房间，哪栋房是指挥员的外来人根本就无法确定。师级指挥所的情况也是如此，指挥所、后勤、各科室、各连队的房屋结构清一色的一样，除非是内部人，否则即便是普通的士兵，基层连队，营级都不知道哪个是指挥员的办公居住地点。另外就是岗哨，进入指挥所的基本条件要提前有约定，谁来都是提前预约好的。⬇️曼施坦因

进入指挥所首先要上缴所有的武器装备，这是命令，也是规矩。同时门岗打电话给约你的部门，出来接你，其实就是进行辨认，方可入内。这是最后一道岗，最少三道，层层通报，当然如果你能知道某个机关、连队的番号、领导人是谁、有标志牌、通行证只要亮出来就可以，关键是你有吗？你毕竟不了解内部情况。俗话说得好“是亲三分相”，自己人凭感觉就能判断出来，同样是敌人也容易感觉出来。这还是长相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是人种不一样就更没门了。一线团指挥所位置比较靠前，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防范非常严密，即便是自己人都不能随便进入，要想俘虏指挥员而且还是第一指挥员想都别想，别看每天嚷嚷着什么斩首行动，都是噱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抓恐怖分子还差不多，军事作战连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指挥所的设置根据战场环境和对方武器装备的实力来确定，可以间距小或大，另外一线指挥所都有洞穴，基本每事都不出来，二三线根据对方武器威胁情况选择洞穴还是简易房屋，帐篷，但都有隐蔽场所。⬇️朱可夫

指挥员从班长到将军，凡是上战场的，都采取提前委任制度，例如，班长会指派接替者，如果班长牺牲，被接替者负责指挥，通常是付班长，团长也是这样，并且要指派出团长、副团长、参谋长都没有了的情况下谁来接替指挥，这个是以预案的形式备案下来，目的就是不中断指挥工作。其实越是高级指挥员失去了对战局影响越小，真正有实际影响的是基层。过去经常讲特种部队进行斩首行动训练，现在也不讲了，说实话所谓斩首行动吹牛的味道过于浓重，不切合实际。不用说现在，从历史上到现在，打死指挥员并不奇怪，要想抓俘基本都是全军覆没，否则很难，没有一个第一层面的高级指挥员被抓俘过，过去做不到，现在更是做不到。⬇️麦克阿瑟

至于指挥员没了，并不会影响作战，除了接替者提前预设，还有就是作战计划都是有一个成型的预案，例如，某个部队攻占什么地方，攻占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基本都是最少二十四小时的预案，期间基本不需要联系，这还是基层单位，而团级最少是一个阶段要达成的作战任务，而师、军级别的战役行动时间更长，即便不指挥也都会安照事先准备好的预案进行。其实指挥员指挥战斗并不时刻都在指挥，任何战斗都需要时间来完成，而指挥员需要做的就是尽最大能力保障战斗能够按照计划推进。指挥员属于动脑筋，动嘴分配任务，手下一堆人在忙活。还有一点要说明白，所谓的第一指挥员通常是指师长、军长、团长什么的，因为他们是军事主官。但真正指挥作战，制定作战计划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参谋长，这是制定整个作战计划的领导，也是指挥作战的领导，参谋长要根据第一指挥员的作战构思，经过开集体会议讨论，参谋长带领参谋人员制定作战计划，也叫作战决心图，多少兵力、消耗多少弹药、计划伤亡人数，哪个部队参与、作战时间、达成的目标等等，然后参谋人员通知有关部门再次研究，分配任务，医院要准备床铺等等物资，第一指挥员拍板，什么时间打。⬇️隆美尔

所以通过上面可以看出来，整个作战计划一旦达成，很多层面的指挥员都知道这个作战计划，并按照作战计划去做，而且作战计划并不是第一指挥员一个人制定的，抓住了也改变不了作战计划的完成，另外也抓不住，不能把做梦当成现实。从历史上来看全军覆没的军队不少，而指挥员逃跑的更多，既然全军覆没都不能保障把指挥员抓到，没全军覆没就更别做梦了，说实话，哪个指挥员不把自己隐蔽的安安全全的，又不是傻子，怎么抓呀。⬇️古德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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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的表述用军语来表示就是“斩首行动”，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射人先射满，擒在先擒王”古语，充分说明了指挥机构对于部队作战的重要性，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或者被杀，这是个世界各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

先说说第二个问题，丧失指挥机构的部队会怎么样？电视剧《亮剑》中所讲述的“亮剑精神”，就是一个部队的秉性和第一任军事主官的脾性息息相关，将部队看作是一颗大树，那么各级指挥机构就是树的枝干，在早期的战争中，第一指挥员被俘或者被杀，往往会带来部队短时间的混乱，导致群龙无首的局面，举个例子在《三国》中，通常会有两军主将单挑的局面，一旦一方主将被斩杀，那么另一方要么退兵要么就是被获胜一方冲散，战争的解决就突显出来了。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斩首行动更讲求的是一个较高层次的面杀伤，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整个指挥机构的摧毁上，并非单纯的针对一两个人的斩首。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指挥机构的扁平化发展；例如，在我军朱日和组织的跨越系列联合军演中，红军部队曾通过火炮斩首了有朱日和之狼之称的蓝军指挥员满广志，但是整个战局并没有因为满广志的阵亡而出现转折，蓝军的防御作战依旧是稳步推进，最终判定红方失败。

主要是因为蓝军的指挥体制有别于传统的阶梯型，而是借鉴美军的扁平化指挥系统，红军虽然斩首了蓝军旅旅级指挥所，但是其个营连两级的指挥系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因为既定的作战目的已经下达，作战计划在战前就进行了相关的推演，旅指的作用被削减，也就是说形成了以营连各级相对独立的作战指挥机构，最终出线反转的一幕也在情理之中。

回过头来在谈第一个问题，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拓展指挥部纵深，这也是近现代战争史上最普遍的做法。通常认为，高级指挥部距离前线的轴线距离越远，相对遭到兵力或者火力打击的概率一定程度降低，主要和部队的机动距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部队在指挥所开设的时候通常会设立三级体制，分别是前线指挥所、后方指挥所和基本指挥所，同时对于各级指挥员的指挥位置也有极为严格的限制，一般禁止两位军事主官同乘一辆指挥车，禁止各级指挥员越线进行指挥。

其次，指挥部的开设位置处于重兵包围之中，通常会开设在战线靠后的轴线扇面上，有专门的警卫部（分）队担任警戒，周边部队的排列也呈现出半环状分布，最大限度保证指挥部门的安全；另外现代战争中指挥部门多以指挥车为活动载具，以流动性来增加指挥部的安全。

所以讲，在当前的指挥体系中，指挥部门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敌军的防区外精确制导武器打击和特种部队的破袭；这两种作战样式在近些年伊拉克战争中得以体现，美军在第一波次打击中，通常会首要攻击敌方的高级指挥部门，同步会出动特种部队进行破袭。

因此，在后续的战争中，如何保障指挥部门的安全，第一增加指挥部门的机动能力和隐蔽性，第二加强警戒分队的反特种作战能力，实现“四反一防”，最大限度的保证指挥部门的安全。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现代的指挥员很难再出现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亲临一线前沿指挥部队的现象，从指挥体制到作战体制上都很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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