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彩蛋，咱們講了司馬家族的事業如何急速上升又如何斷崖式下跌。
彩蛋主要是故事為主，對於更深層的歷史機理沒有太多分析，這一講咱們再回到這門課的邏輯上來，分析一下深層的歷史機理。
你會看到，西晉末年的天下大亂，不僅僅是司馬家族自己的問題，還有一系列難以抗衡的歷史大勢在背後起作用，最終天下大亂，中原人口被迫進行了第一次的大規模南遷。
有意思的是，這次人口大遷徙，不但沒能使中華文明滅亡，反而促使它向南擴張，甚至遠播海外。
司馬家族面對的歷史大勢
咱們先來說說，司馬家族所面臨的歷史大勢是什麼，這些大勢是天下大亂的深層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氣候的變化。司馬家族就算再牛，也牛不過氣候變化去。從東漢中期開始，氣溫在不斷下降，到三國魏晉時期降到了最低點。
東漢時期，匈奴早已分裂為南北兩支，隨著氣溫降低，草原上的資源越來越少，南匈奴逐漸移居長城以南，其他的一些胡人也陸續遷到這裡。
遷來的胡人比例不大的時候，帝國還能比較容易地消化他們，當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帝國就扛不住了。
另一次氣候變化的最低點是什麼時候呢？沒錯，就是明清朝代更替的時候。所以說，改朝換代，氣候是一大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中原社會的豪族化，它不斷地削弱著帝國政府的能力。
黃巾大起義鬧起來後，豪族們為了增強自衛能力，建起了很多塢堡，塢堡就像一個個小城市，大的塢堡裡面能有幾千戶人家。
塢堡內部的經濟基本上能自給自足，不怎麼需要和外面的經濟交往，整個社會越來越退回到自然經濟狀態。
這對朝廷來說非常頭疼，沒有了商品經濟，稅收就成了大問題，政府沒有收入，那還怎麼統治啊？這種情況下，朝廷能夠支撐下去就不容易了，根本無力對付中原的豪族和邊境的胡族。
相反，朝廷還得藉助於豪族的力量來維持運轉，藉助胡族的力量來守護邊疆，但這兩撥人實在都不可靠。
第三個原因，就是士族的墮落。豪族雖然進化成了士族，卻在不斷墮落。
到了東漢末年，官方的儒學已經發展得極為精緻，經常是儒經裡面的一句話，能寫出十幾萬字的註解。但是你把問題說得再精緻，還是天下大亂，那說這麼多還有什麼用？
於是很多人索性拋棄了儒學，開始談玄論道，這就有了著名的魏晉玄學。有些人覺得無力迴天，徹底看透了世間的骯髒，於是返歸內心，去尋覓桃花源了，比如陶淵明。
但還有更多的人，在社會動盪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機會。於是他們一邊高談闊論，彷彿出世高人，一邊拼命往兜裡裝錢，還依憑著咱們在前面說到過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摟錢的地位給制度化。這後一種人，大大敗壞了政治和社會的道德水準，士族變得相當虛偽。
第四個原因就是西晉皇族的內鬥，也就是 “八王之亂”。
前幾個原因都是外因，還得有司馬家的神助攻，才讓天下真地大亂起來。晉武帝司馬炎一統天下之後，眼看著高門士族壟斷著朝野，皇帝卻沒有足夠多的資源能夠壓制住士族們。
晉武帝曾經問他的一位大臣，你看我像歷史上哪位皇帝呢？這位大臣說，我看您就像漢桓帝、漢靈帝。這可是兩個著名的昏君。大臣不客氣地說，桓、靈兩位皇帝，賣了官，錢還進入國庫，陛下您賣了官，錢揣自個兒兜裡了，照這麼看，您還不如那兩位呢。晉武帝哈哈大笑說，那兩位的朝廷上可聽不到這種忠言，可見我還是比他們倆強！
這故事裡反映出兩點，第一，朝廷真是缺錢啊，缺到晉武帝也不顧吃相了，第二，皇上拿士族大臣們真是沒轍啊，所以大臣們什麼都敢說。
與士族共治的東晉政權
於是，晉武帝就大肆分封同姓諸王，力圖讓他們駐守在全國各地，以便壓制不服的士族，拱衛朝廷。結果就造成了“八王之亂”。
這幫姓司馬的傢伙彼此間打得頭破血流，打輸了的就想著找幫手來繼續。幫手在哪呢？一看，旁邊有一幫蠻族。他們想，這些蠻族都不是漢人，肯定不會跟我爭皇位，先用他們一把再說。
可是，誰告訴你，蠻族會老老實實被你使喚的？司馬家族的各種神助攻，終於讓天下不可收拾了。
人們一定還會給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提出更多的原因，但咱們說了這四條也就差不多了，不再多說了。
天下大亂了怎麼辦呢？往蠻族少的地方跑吧。於是大量的士族，帶著其治下的百姓，向南逃往淮河和長江流域。皇族的大支們多半死於動亂，反倒是一個小支，司馬睿，在南逃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東晉。
東晉就是在士族支持下建立的，所以東晉的皇帝比起西晉，就更需要與士族合作。甚至司馬睿在登基時，極力要拉著南逃過來的士族的領袖王導，與其一起接受群臣朝拜，當時人們有句話描述，叫做“王與馬，共天下”。
士族們彼此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擁戴權力有限的司馬氏為共主，建立了這個共識，就放手分割權力。
士族本身並沒有能力抵禦北方胡族的繼續南侵，需要把南逃過來的流民編成軍隊，作為國防倚仗。但是士族也分高下，高等士族是在朝廷中當權、制衡皇帝的豪門大族，比如前面說的王導家族。低等士族則統領流民軍隊。這樣，政權與軍權就分離了，這構成了一個動盪來源，也造成了東晉的最終覆滅。
高等士族裡面很多人開始更加玄乎地談玄論道，甚至開始追求各種病態美，要把自己塑造出一種弱柳扶風的感覺，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顯示自己與任何體力粗活無關，才是有地位的人，才能把自己和其他的人、包括低等士族區分開。
可是這樣一群人把持著朝政，如何能指望低等士族的人甘心啊？甚至高等士族內部，也不斷地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要搞些大新聞出來，時不時地就叛亂一把。
掌握著軍權的低等士族，終於忍受不了這一切了。咱們在前面講過，在東晉立國百年之後，桓家的後人桓玄篡奪了東晉的皇位，給自己的祖先報了仇。
但是桓玄隨即被統領軍隊的低等士族趕下來。最終，軍隊的領袖劉裕，依憑軍功，逼迫司馬氏把皇位禪讓給他，建立了劉宋，中國歷史由此進入到南朝。
劉裕畫像
南朝皇帝的正統性困境
南朝的政權和軍權的重合度，比東晉要強。
但是皇帝們的正統性有問題，不能令人信服。司馬家的正統性雖然也不怎麼樣，但好歹已經統治了一百好幾十年了，大家習慣成自然。
南朝的這些新皇帝們，剛剛上臺，人們可還沒有習慣成自然呢，再加上他們的出身又不夠高，於是引得無數野心家躍躍欲試。
對南朝皇帝來說，他們還面臨著意識形態上的問題。隨著北朝逐漸穩定下來，南朝在武力上越來越不是北朝的對手，南朝就只能通過堅持儒家理念強化自己的正朔地位，說我才是中原正統，佔據北方的不過是蠻夷。
可問題是，南朝皇帝們自己也不過是篡位上來的，越堅持儒家的理念，就越放大了自己的正統性缺失。
這是個兩難困境，皇上們非常難辦。如果皇上們手上掌握著很多資源，能碾壓任何野心家，那麼他們也不會害怕。問題是，塢堡經濟還是主要的經濟形式，資源都掌握在豪族手裡，皇帝家裡還是沒多少餘糧。
結果，南朝始終處在嚴重的不穩定當中，皇位乃至朝代都跑馬燈似地變換著。
這段歷史非常糟心。不過，如果我們換個視角再來看看東晉和南朝，卻能發現一個新的歷史價值出來。
江南土地的開發
今天我們一說到中國的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地方，肯定第一反應就是江南，以及嶺南。
但是在宋朝以前的歷史上，江南人口一直是遠遠比中原地區要稀疏的，嶺南就更不用說了。人口稀少，無力進行開發，經濟上自然也就不值一提。
漢武帝曾經出兵攻滅江南和福建一帶的土著政權，但是打贏了之後就把當地人口遷徙到了江淮之間，放棄了新徵服的土地，可見漢朝時的江南、嶺南多麼無足輕重。
這是因為，中原地區的黃土地帶，開發難度遠遠低於江南。長江中下游流域，氣候溼熱、水網縱橫，要在這裡進行農耕，首先要排除沼澤地區與湖泊中多餘的積水，比開發黃河流域難得多。
除非江南的人口大幅增長，否則不可能有效開發這裡。而且，中原地區又不是住不下了，誰會願意費力不討好，向江南地區遷移呢？
別忙，到了西晉末年，蠻族來了，中原百姓自然就遷移了。經過北方的若干次戰亂驅趕，長江中下游平原就被開發出來了。這裡潛力巨大，一旦開發出來，迅速成為帝國的經濟重心。西晉末年這一次，正是中原百姓大遷移的第一次。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歷史現象，每一次北方遊牧者大規模南下，都會伴隨著中原人大規模南遷，也就帶來了帝國對於南方土地開發的大規模深入，儒家文化也在這個過程中傳到了過去根本傳不過去的土著地區。
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在南朝的時候，中華文化不僅僅是傳播到了長江以南的土著地區，甚至跨海傳向中國土地之外。
南朝的皇帝們發現自己無法與北朝在軍事上競爭，於是就在文化上競爭。原本在中原已經很精緻的文化，在南朝發展得更加精緻。
同時，為了防止過度強調儒家正統性反而傷及自己，南朝的皇帝們又大力支持佛教。南朝的藝術和文化，都發展到很高水準。為了讓更多的人承認自己的正統性，南朝便通過海上向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傳播文化。
到了這時，我們可以發現，東亞世界發展出了更宏大的結構。也就是草原-中原-海洋，共同構成了三重結構的世界。東亞的歷史開始聯動發展。
草原和中原的關係，在這個時期成為秩序的生成線。也就是說，新的秩序，是在草原和中原的過渡地帶生長起來的，這個新秩序的載體就是鮮卑人建立的北朝。鮮卑人出身於東北和長城沿線，能同時調動草原和中原的資源。
而這個時期，中原和海洋的關係，是秩序的傳播線，載體就是南朝。南朝之所以有動力向外傳播文化，正是因為北方的壓力。
可以發現，每一次北族的南侵過程，給中原帶來了血腥與混亂，卻也讓中華世界向更大規模擴展。鮮血從來不是白白流淌的，歷史就在這種血光與勇氣當中，緩慢而堅定地向前發展。
今日小結
西晉的滅亡，是受制於一些無力改變的歷史大勢，比如氣候變遷、中原的豪族化、士族的墮落等等一系列原因。這些原因使得，有生命力的新秩序，已經不能指望過去的這些中原士族了。
南北朝的對峙，則使得南朝方向不斷努力向外傳播文化，以便跟北朝進行正統性的競爭。中華世界就在這個過程中發展為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宏大結構。
未來中國秩序的重整，南朝那邊已經指望不上了。咱們就來看看北朝這邊究竟是如何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這就是下兩講我們會聊的內容。——施展《中國史綱五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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