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棋王》發表

身邊朋友，都知道阿城一身雜家功夫，但沒什麼人知道他還會寫小說。

1983年，遠在美國的陳丹青收到阿城寄來的一篇小說，寫在練習本那種破紙上。陳丹青看了，大感刺激，不敢置信：我從未想象一個我認識的傢伙，一個同代人，也寫小說，而且寫的就是咱們這些人的事。

陳丹青把這兩頁紙，寶貝一樣揣在褲兜裡。有一天，她見到來美國訪學的作家王安憶，便把阿城的小說遞過去，王安憶當即站在華爾街市政廳一帶的馬路邊看，他就在一旁抽菸。

從1983年夏天起，往後一年多時間，阿城扎穩了馬步，把自稱為“習作”的小說，一篇一篇往美國紐約陳丹青的寓所發射。陳丹青驚呼，天哪，都是原稿啊！

到了1984年，阿城練成內家功，開始寫《棋王》，三個晚上，一氣呵成。成稿後，幾乎一字不易。小說發表在《上海文學》1984年第七期，一時洛陽紙貴，阿城文名豹起。

他那兩間小東屋，很快成了全國叫的上號的文學刊物編輯接待中心，一天好幾撥人來求稿，要費四五斤茶葉。有事出門，阿城不忘招待，在窗子上留言：鑰匙和麵在老地方。

當時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作家班進修的莫言，被《棋王》徹底征服，說，那時他在我的心目中毫無疑問是個巨大的偶像。

香港導演徐克看了，連連叫好，“這個小說，我們在外面也看得懂，看得很投入，因為它很真實，很特別，很戲劇性，很生活化。”打電話到處聯繫，要拍成電影。

“棋王”落子，父親鍾惦棐才得知，難掩興奮。他沒有當面誇阿城，給弟子仲呈祥寫信，做了點評：這種文學，不是一陣風能吹跑的。

起先以為沒人看的阿城，這下終於知道自己“好看”了：我就好像那種很笨的女人，突然一個男的說：哎，你好漂亮！我就問，我真的漂亮嗎？

可惜漂亮當不得飯吃。人家問起《棋王》的寫作動機，阿城直言不諱，就為了稿費。

阿城顧家。他說，我自己要買菸來吸，有妻兒要養，“工資自然不甚夠敷衍”。

他體恤妻子的辛苦，勸她伏天出去玩一次，“手裡有匯款單，口氣自然粗一些。”他憐子，兒子愛吃冰棍，三根下肚，還沒吃夠。他發了願：等我寫多了，用那稿費搞一個冰棍基金會，讓孩子們在伏天都能吃一點涼東西，消一身細汗。他們老老實實做工的父母想必會歡喜，將錢省下來，冬天多買一些煤，讓孩子們鑽涼被窩時不必再下一個小小的決心。

他算了下，《棋王》的稿費到手，一百多斤冬儲菜就有了。

《棋王》之後，阿城又打出《樹王》和《孩子王》兩個王。名氣更響，但還是沒富裕。他把發表了“三王”的雜誌寄給在美國的陳丹青，為了省郵費，把雜誌其餘書頁給撕掉了。

阿城火力又急又密，他趁勢在《上海文學》連發一組短篇，後來收入小說集《遍地風流》，名動海內外。有一個哈爾濱的狂熱粉絲，甚至要把其中一篇《溜索》譜成交響樂。

成了名作家，雖然沒掙到什麼錢，但有不少好事找上門。一次，一家刊物斥7000元巨資辦“九寨溝筆會”，請阿城去。得知此事，鍾惦棐沒有當面說什麼，給弟子仲呈祥寫信，囑託“閱後抄寄阿城”——核心思想是，千萬不要成為文學新貴。希望他“像過去一樣，一個破掛包，夜宿車站長凳。”

為此不惜揭阿城的醜：一次，阿城在車站睡熟後，被人拔去塑料涼鞋，第二天他就赤腳去北影找母親張子芳，被母親同事誤認作乞丐。

阿城跟朱偉抱怨說，寫小說掙錢太辛苦。他認為，作家就是乞丐。“我本身就是個寫字的手藝人，寫字的目的就是換錢貼補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

阿城的“作家乞丐論”，引來德國漢學家顧彬憤憤不平，“一個作家應該忠實於他的事業，不應該把錢看得那麼重。為什麼不在寫劇本的同時也寫小說呢？我不能理解，這些中國作家都是怎麼了？”

阿城一個回馬槍：還不夠清貧嗎？我抽的煙都是大前門，太貴的我抽不起。

1985年下半年，阿城收了火力，轉向另一個領域：電影界。

04.

改編阿城與編劇阿城

八十年代，文學熱，電影熱，文學和電影還打得火熱。那會兒發出一篇好小說，導演爭著搶。

1986年，《人民文學》第3期發表了莫言的長篇《紅高粱家族》第一章《紅高粱》。阿城看了，豎起大拇指，對陳丹青說，寫得比我好多了。過了四個月，為拍《老井》、正在山西體驗生活的張藝謀，坐火車到北京，又坐電車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找莫言商量改編成電影。在電車上，張藝謀夾了腳，全是血。

莫言還記得初次見到張藝謀的情景：光著膀子，黑得像煤炭。他是左腳穿著一隻鞋，右手提著一隻鞋。這讓莫言響起了老家生產隊的小隊長。張藝謀一見莫言，想到了他老家生產隊的會計。於是，一個小隊長和一個會計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最能體現八十年代文學和電影要好關係的，要說一個人，王朔。1988年，米家山的《頑主》、夏鋼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黃建新的《輪迴》以及葉大鷹的《大喘氣》這四部電影同時上映，清一色改編自王朔的小說，以致這一年被中國電影界稱為“王朔電影年”。

王朔都沒法謙虛了，跟葉京說，中國電影哥們兒現在平趟。

葉京這才反應過來，著急忙慌搭上王朔小說改編末班車，另闢一路，拍出《夢開始的地方》《與青春有關的日子》等京味兒電視劇。

大潮之下，阿城的“三王”，自然是導演瘋搶的對象。曾和阿城同在雲南插隊的陳凱歌，眼疾手快，搶了阿城自己最喜歡的《孩子王》的電影改編權。

當年赴雲南的北京知青，要說阿城擁書第一，陳凱歌可稱第二。他用扁擔挑兩隻箱子下鄉，一隻裝日用，一隻裝書：《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詩詞格律》、《紅樓夢》和一套8冊的古文選讀，都是枕邊書。

陳凱歌文采風流，冠絕第五代。但他服阿城：他真的和所有中國作家都不一樣，這是很奇怪的。他對文學的感觸是沒有人能企及的。

拍《孩子王》，阿城“不願低頭去看我拉的屎”，沒摻和。但給了陳凱歌一句點撥：其實一個人真實的東西、我們認為寶貴的東西沒有多少，但是每次都要把真實的東西拿出來，是很費力的。

陳凱歌費了大力氣，拍出了後來自認為最重要的一部電影，“我覺得這電影很真誠，非常貼近我的內心，不管大家評價怎麼樣。”陳凱歌好大喜功，明眼人一眼看出，他把《棋王》和《樹王》的情節也給掃進去了。

對於阿城的看法，陳凱歌有自知之明：我把阿城的東西破壞得很厲害，阿城不見得會喜歡這部電影。

果然，1987年，《孩子王》上映，阿城看了如坐針氈。他說其中一大失誤是，電影採用了小說中的對話。“電影對白應該將文還原為白話，也就是口語才像人說話。”腳前腳後，聽說侯孝賢想拍《孩子王》，當時已交出版權的阿城，嗚嗷叫悔。

《棋王》的電影改編權，被第四代導演滕文驥得手。阿城最早下海影視，就是隨滕文驥到深圳辦了個電影創作室。滕文驥1985年的《大明星》、1986年的《颶風行動》，編劇都是阿城。

滕文驥一動了拍《棋王》的心思，就給彼時在香港的阿城打電話。這邊說的興奮，那邊急了：有什麼話等我回來再說吧，電話費太貴了。

滕文驥在西雙版納轟轟烈烈拍《棋王》的時候，港臺聯動，也在同步開工——導演嚴浩和徐克，將《棋王》與臺灣作家張系國的同名小說合二為一，請來梁家輝編劇及主演，片名仍叫《棋王》。徐克說，故事中的王一生和其他知青，都是小人物，沒有什麼要求，沒有什麼理想，他豁出來只是要爭一口氣，很接近我們。

1988年，滕文驥版《棋王》先走子。當了把“孩子王”，又當了回“棋王”，主演謝園感覺賺到了：我最懷戀的我的作品還是《孩子王》、《棋王》，雖然倆片子加起來才賣9個拷貝。

1991年，嚴浩、徐克版《棋王》再走子。該片被選為1992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閉幕電影，王一生火車上吃飯的經典情節，被梁家輝演成教科書。事後他說，這是我最滿意的一部影片。

《樹王》根深蒂固，沒人搶的走——侯孝賢沒撲到《孩子王》，又望《樹王》興嘆：當時要拍太難，那個年代特效技術還不到，沒辦法砍掉小說裡那樣一棵大樹。

後來一個叫奧米的意大利導演想拍《樹王》，阿城覺得沒法弄，“如果要拍，也需改動很大，幾乎變成另外一個故事。你怎麼砍那麼多樹，然後再燒掉呢？”，奧米說我有辦法，阿城還是不鬆口。直到2018年，田壯壯再出江湖，將《樹王》一斧子齊根砍斷，更名為《鳥鳴嚶嚶》。

“三王”瓜分完畢，另一頭，真正令阿城打響編劇名號的，還是謝晉導演的《芙蓉鎮》。

拍《芙蓉鎮》，阿城的父親鍾惦棐是“編外高參”。謝晉曾專門跑到鍾家求教。對於小說中王秋赦這個人物，謝晉把不準，鍾惦棐一語道破：一個典型的中國流氓無產者。並做了一個宏觀把握：兩個標杆，一個是胡玉音，一個是王秋赦，一折一揚，奠定了近30年的中國格局，說明改革之須。

接風宴上，鍾惦棐由於有肝病，不能喝酒，由阿城作陪。謝晉看過《棋王》，早就欣賞。兩人都是海量，喝嗨了，當下拍板，由阿城來做本片編劇。

1985年那場小說改編座談會，面對一群行業權威，阿城沒少說“挑刺”的話，但把謝晉給說服了。電影的結局，就採納了阿城的想法。阿城說，這點是謝晉了不起的地方。

謝晉是發了狠，要拍得跟自己以往電影不一樣。他這次沒找老搭檔、編劇李準，找上阿城，“這樣不搞近親結婚，可以對自己創作上的習慣勢力進行一些衝擊。”

就在謝晉緊張投入拍攝時，電影界悄然興起一場“謝晉電影模式大爭鳴”，“謝晉時代應該結束”的聲浪，被一幫青年評論家拱了上去，謝晉被採訪和電話密集圍攻，脾氣很差。輿論鼎沸的當口，鍾惦棐拿出一篇力作《謝晉電影十思》，用一句“時代有謝晉而謝晉無時代”解了圍。

父子合力，一個開道，一個行進，為謝晉保駕護航。1987年，《芙蓉鎮》獲第7屆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雖然電影只保留了阿城改編版本的五分之一，但阿城表示理解：他（謝晉）經常說，人不能被整得這麼慘。可如果要進一步說，人為什麼會被整得這麼慘，就不行了。這是老一代的分寸所在。

《芙蓉鎮》上映前，1986年，阿城受邀赴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又經聶華苓推薦，成為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駐校作家。算上1985年參加美國圖書館年會，這是第二回赴美。一來二去，此後，他就長住洛杉磯。

一天，《俠隱》（《邪不壓正》原著）作者、好友張北海的電話打到洛杉磯，請阿城幫忙改一個電影劇本——關錦鵬的《人在紐約》。現有的劇本，是香港名編劇邱剛健手筆。邱剛健倨傲，從來只有第一稿，沒有第二稿。關錦鵬沒轍，只好託人找阿城救急。

阿城此時不但是一個編劇，還是妙手回春的劇本醫生。他亮過一個絕活兒：改一個已經拍了五分之四的片子，要改出另外一種意義，還要改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考驗我的是必須利用樣片上的口形另寫臺詞。”

關錦鵬的樣片拿來一瞧，阿城當即診出了病根。晚上，又看到影片三個女主角：斯琴高娃、張曼玉和張艾嘉。心中有了底，放需要幫忙的人在樓上鬆弛，自行下樓研墨開起了藥方：藝術常是由減法造成的，所謂二減一等於三。

導演關錦鵬和美術指導阿潘鄭重接過修改好的劇本百衲本，認真提了許多意見，阿城聽了一陣感動：我突然想到大陸的電影審查官員如果是這樣的性質，那我也許有擁護審查制度的可能。

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劇本改了無數遍，終於定稿，他又把阿城請過來指點一二。阿城說，電影通常都是短篇小說，最多是中篇的含量，但《太陽》卻是個長篇。他提醒姜文，你這個拍攝難度極大。

李安拍《臥虎藏龍》，找到阿城幫忙。劇本階段，李安的御用編劇詹姆斯和王蕙玲左右開弓，反覆寫，反覆改。阿城也給寫過兩稿。其中李慕白和俞秀蓮竹林表白一場重頭戲，都寫得不行，李安又請阿城出手寫。

遇到拿不準的知識點，第一反應，問阿城。李安說，如“自由”，據鍾阿城考證，中國到1894年尚無此名詞，還是明治維新後日本人從英文譯過來，我們再從日文翻過來。“自由”，現在很普遍，因考慮背景時代是清朝，就改成“自由自在”。

最終磨出來的好臺詞，再從阿城手裡過一道，加以簡潔。

但在美國十數年，吃飯問題，阿城不靠寫作，主要靠幹體力活兒解決。“就是不想動腦子。”

他活得像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白天打工，給人家刷牆，晚上在家寫東西。他不覺得累，也不覺得刷牆單調，“工具那麼多，有刷子，長的短的都有。”有一次，作家陳村在機場偶遇阿城，阿城掏給他一顆糖吃，說正要去某地刷牆——給一部電影當美工。

阿城動起手來，比小說好看。

他能攢車。覺得這事兒不需要技術。買輛舊車，弄一堆零件，一點點拆開，按圖紙要求再一點點裝上。阿城得意道，最後一輛嶄新的老爺車，在你手底下就誕生了。

兩三千美元成本，他賣兩三萬，他們家樓下的黑人都上來跟他商量想買，“一年玩一部，就夠你踏踏兒地活著了。”王朔見過汽車組裝達人阿城幹活時的樣子：我親眼所見，紅色敞篷，阿城坐在裡面端著一菸斗，跟大仙似的。

他懂電腦。作家何立偉在他家玩，碰到一男一女來請教電腦用法問題，阿城一二三四，說得倆人頻頻點首。阿城1986年就用電腦寫作，他嫌當時電腦硬件水平不行，字體醜，字庫不全。他就自己仿古版書編了一套字體輸入進去，有一萬三千多個漢字。

他還教人彈鋼琴。教的是言傳不用身教的高級班。臨比賽前，從藝術修養、格調理解和演繹方面，予以調教和指導。“一年有幾茬，就夠餬口了。”

人家說他是通才，他不以為然，給舉了個例子：前院老王正彈古琴呢，突然家人跑來說後院爐子滅了，那就拿出辦法重新去給點燃。這是一個人應該有的技能，生活就應該是這樣——古琴可以彈得特別雅，轉身回去又可以通爐子。

1998年開始，阿城斷斷續續，中美兩邊跑，到上海看妹妹。2000年之後，他基本就住在北京。

定居國內後，阿城與中國電影界，再次關係密切起來。第一個找上門的，是因1993年的《藍風箏》十年不得拍片的田壯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