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
1991年1月，《上海文學》雜誌發表了作家史鐵生的新作《我與地壇》，儘管發表時沒有標明這部15000字左右的作品究竟是散文還是小說，但由於它與史鐵生個人經歷與生命的緊密關聯，而被視為史鐵生的散文代表作。
它被文學界公認為是20世紀中國最為優秀的散文之一,是一個詩性散文的經典文本，是一篇經得起反覆細讀的作品。
在《我與地壇》中，個人乃至全人類的遭遇和命運被反覆叩問；生與死，時間與空間，有限與無限，命運與意義，這些重要的思想命題，也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細緻的表達。
看透生活後繼續熱愛生活，這是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所灌注的理想主義。因為這部廣為流傳的作品，在廣大讀者心目中，史鐵生已成為地壇的一部分。
“史鐵生來稿了！寫得實在太好了！”
《我與地壇》首發於1991年第1期《上海文學》
1990年12月，《上海文學》的編輯姚育明到北京組稿，專門去拜訪了作家史鐵生。
地壇對於那時候的史鐵生而言，意義非常特殊。史鐵生1951年1月4日出生於北京，1967年初中畢業。1969年1月13日，他和眾多知識青年一起踏上了從北京開往陝西的列車，到延川縣關莊公社關家莊大隊插隊。他曾和當地的老鄉一同起早貪黑地勞作，掙工分，不久後身體出現腰腿疼的疾病，改為當飼養員。
1971年，史鐵生病情加重，行走出現困難，只得回京治病，也就此結束了插隊生涯。1972年，史鐵生21歲，開始以輪椅代步，又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內心苦悶，甚至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精神危機。
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史鐵生與地壇相遇了。地壇安靜的環境讓他逐漸安定了下來，精神的危機也逐漸得到緩解。
1990年12月，姚育明和史鐵生又見面了。她趕到史鐵生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半左右。雖然有約稿任務在身，但是這次見面，姚育明和史鐵生主要是閒聊。直到臨別時，姚育明才問了一句：“最近在搞什麼呀？”史鐵生似乎有話想說，遲疑了一下，最終說道：“嗯，算了，以後再說。”
對於這次登門約稿，姚育明並沒有抱太大的期待，考慮到史鐵生的身體狀況，也不忍心催。沒想到的是，她回上海不久，就接到一封厚厚的信，打開一看，其中竟然有史鐵生的來稿。
這篇稿子就是《我與地壇》。它的初稿寫於1989年5月5日，修改於1990年1月7日。史鐵生在其中記錄了他如何與地壇相遇，以及在地壇中的所思所想。
《我與地壇》被收入各種作品選集
他曾這樣談到當時的精神狀況：“我那時脾氣壞到極點，經常是發了瘋一樣地離開家，從那園子裡回來又中了魔似的什麼話都不說。”他一度把家視為需要逃離的世界，地壇則是“可以逃避一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它的存在有利於史鐵生平息痛苦與焦慮。
史鐵生一度渴望死，用了很多時間來思考“活著還是死亡”這一命題，後來又覺得，“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使得他不再那麼害怕死亡。
然而，如何活，如何活出意義來，對史鐵生來說依舊懸而未決。這是史鐵生終其一生都在追問的問題。這些思索，在地壇中有所展開，也在地壇中有所完成。
他不單是在思考個人的遭遇和命運，也在思考他的母親、愛唱歌的小夥子、中年夫婦、長跑者、漂亮而不幸的姑娘等人乃至全人類的遭遇和命運。
生與死，時間與空間，有限與無限，命運與意義，這些重要的思想命題，都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細緻的表達。
《我與地壇》一共15000字左右，當時《上海文學》發的散文字數都不長，一般是六七千字。瞭解這一情況的史鐵生在信中顯得忐忑不安，問是不是太長了，對不對《上海文學》的路子。
姚育明在讀這篇散文時的心情卻是萬分激動的。她衝到副主編周介人的辦公室，用近乎喊叫的聲音對著周介人說：“史鐵生來稿了！寫得實在太好了！”周介人看完後也非常興奮，說：“發！馬上發！明年第一期。”
“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如果《上海文學》有難處，不發也行。”
《我與地壇》被收入各種作品選集
很多雜誌對每年第一期的稿子都會相當重視，考慮到這期的小說分量還不夠，缺少重點稿，周介人曾提議把《我與地壇》當小說來發表。他認為，《我與地壇》內涵很豐富，結構也不單一，作為小說來發是成立的。
姚育明就此和史鐵生商量，史鐵生的態度卻非常堅決，不同意以小說的形式發表：“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如果《上海文學》有難處，不發也行。”
最終，《上海文學》定的欄目標題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散文，而是以“史鐵生近作”這種相對靈活的方式刊登，史鐵生接受了。
就這樣，《我與地壇》這一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篇章正式面世了。然而，關於《我與地壇》的文體之辯並沒有就此結束。
《我與地壇》發表後，很快就被多家選刊轉載——它有時候被視為小說，有時候又被視為散文。評論家在討論它時也如此。
1992年，韓少功發表了一篇題為《靈魂的聲音》的文章。他在其中談到小說在當下的處境以及存在的問題，也談到了張承志和史鐵生。他說：“我以為一九九一年的小說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與地壇》，也完全可說是豐年。”
韓少功也把《我與地壇》視為小說，他的這一說法流傳甚廣。十年後的2002年，史鐵生憑藉《病隙碎筆》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記者對史鐵生進行專訪時，提及韓少功的這段話。
史鐵生以開玩笑的口吻回應說：“韓少功這句話快成了我這篇東西的廣告語了。他這話比我的作品傳播得還廣。”這是後話。
汪政、曉華在1993年發表的文章中則將之視為散文：“史鐵生是一位有相當成就的青年小說家，但我們這裡介紹的《我與地壇》卻是他的散文。毫無疑問，史鐵生的這次‘客串’相當成功，散文界甚至公認它是近年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
青年時代的史鐵生在地壇公園門口
有一種看法認為，《我與地壇》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文體屬性曖昧不明的狀況，是發表時編輯部的做法導致的，是因為編輯部沒有按史鐵生的建議來進行清晰的文體界定，結果既對讀者構成了誤導，也帶來了比較混亂的文體歸類。然而這不是全部的原因。
關於《我與地壇》所形成的文體之辯，始終很難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因為《我與地壇》的確具有某種跨文體的氣質，而散文和小說之間的文體邊界本來就不是十分分明的。
後來，隨著史鐵生寫作的進一步展開，這種文體上的問題，他不再那麼重視了。史鐵生甚至認為，他的作品不屬於“文學”而只是“寫作”。如何有效地勘探存在，如何抵達存在，如何追問存在的疑難，日漸成為史鐵生首先考慮的問題。
他在寫作中更是經常打破文體的界限，拒絕遵從文本的固定格式。比如《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和《關於一部以電影作舞臺背景的戲劇之設想》，光看題目就能感覺到它的跨文體屬性。
2007年，史鐵生甚至完成了一個題為“地壇與往事”的“準劇本”。“不久前，有位製片人來找我，問我是否願意把我一篇散文——《我與地壇》——改編成電影，或者電視劇。”把一篇散文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改編，這也是非比尋常的寫作——《地壇與往事》主要由引文連綴而成，其中既有小說，也有散文。至此，史鐵生作品的文體就變得更加難以辨認了。
“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麼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
輪椅上的史鐵生
在《我與地壇》之後，史鐵生還寫了一些與地壇密切相關的作品，如《想念地壇》和《地壇往事》。它們對於理解《我與地壇》，理解史鐵生的人生和寫作，理解史鐵生思想的轉變，都不可忽視。
在《我與地壇》中，史鐵生寫道：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麼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不能說，也不能想，卻又不能忘。它們不能變成語言，它們無法變成語言，一旦變成語言就不再是它們了。它們是一片朦朧的溫馨與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與絕望，它們的領地只有兩處：心與墳墓。比如說郵票，有些是用於寄信的，有些僅僅是為了收藏。
史鐵生的這段話，說得極其隱晦，隱藏的到底是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它所隱藏的，是社會歷史層面的記憶，還是私人化的記憶？如何解讀這個細節，構成了理解《我與地壇》乃至於史鐵生的思想整體的一個分歧。
直到寫作《地壇與往事》，史鐵生才明確地說出《我與地壇》中埋藏著一個愛情故事並以相對清晰的方式回憶起昔日的戀人以及他們在地壇中戀愛的情景。
這段戀情的女主角，史鐵生的好幾位朋友在回憶文章中都稱之為H。《我與地壇》中那位長跑者的原型人物李燕琨在關於史鐵生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我與他認識三十多年，無話不談。性、金錢、朋友與緣分、婚姻與愛情、貧困與富有、體育與政治、環保與動物、哲學與文學、人性與教育。但唯獨不談或很少說到他與H。”
這一次戀情的開始，給遭遇殘疾的史鐵生帶來了希望和熱情；它的終結，在當時又給史鐵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讓他有種無法言說的痛苦，就連面對李燕琨這樣無話不談的好友他也不願意訴說。
在《我與地壇》發表六年後，史鐵生終於在《老屋小記》中講述他不止一次地想告訴這位長跑者朋友的：其實他有愛情，只是他很怕去看這愛情的未來。
這樣一種愛與怕的感受和狀態，成為史鐵生作品反覆言說的主題，也是他對人的情感結構的揭示——人是有限之在，有所愛，亦有所怕，愛與怕則時常交織。
這樣一種書寫和認知，始於個人經驗，又超越了個人經驗，具有普遍的意義。 在《地壇與往事》中，史鐵生對待愛情的態度也有進一步的變化。他已經能夠更坦蕩地、更有勇氣地面對這段感情，也認為愛情的意義在於過程而不在於結果。
史鐵生和陳希米之間那種互為知音而又相濡以沫的情感，彼此間那種心魂相通的、無可替代的愛，在《地壇與往事》中也得到了正面而直接的書寫。
“一個做了母親的人說：‘史鐵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薦給兒女的。’”
地壇公園內的銀杏林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從1991年《我與地壇》發表到現在，時間已經走過了18年。在這18年間，《我與地壇》的魅力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少。
《我與地壇》曾入選多個版本的高中語文教材，也被改編為電視散文。這些傳播方式和傳播渠道，無疑擴大了《我與地壇》的閱讀範圍，也為史鐵生贏得了不少年輕讀者。
對於《我與地壇》，對於史鐵生的為人與為文，很多作家、學者、評論家都評價甚高。王安憶說：“史鐵生的意義在於代表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理想。”許紀霖則認為，“它的意義建構規則和理想落實方式，對於信仰危機以後虛無主義蔓延的世紀末中國，無疑具有普遍的啟示。”鄧曉芒、許紀霖、何懷宏、趙毅衡、周國平等從事哲學史、思想史或理論研究的學者，都注意到史鐵生和他的作品，先後寫過文章。由此也可以看出，史鐵生的影響並不侷限於文學界。
如今，《我與地壇》已不僅僅是史鐵生的作品之一，而是被視為史鐵生的文學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標記，甚至是最為核心的意象。
2010年12月的最後一天，史鐵生因病逝世。此後一些天，不少讀者自發地在各地舉辦追思會，以表達對他的緬懷、思念和敬意。
《天涯》雜誌在2011年第2期雜誌刊出《關於在北京地壇公園塑造史鐵生銅像的倡議書》，倡議“由全國作家與讀者自願捐款，在北京地壇公園塑造一座史鐵生銅質雕像，以凝定我們共同的敬重與景仰，供所有思念他的人與他日後相逢。”“史鐵生以《我與地壇》為代表的眾多作品在讀者中廣為流傳。在廣大讀者心目中，他已與北京地壇公園血肉相連，成為地壇的一部分，堪稱地壇的當代之魂。”
這一倡議得到了不少人的響應，最終卻沒有成為現實。這或許是一種遺憾，所幸的是，經由凝結著思與詩的文字，史鐵生早已與地壇建立起一種精神上的聯繫。對於眾多的讀者來說，《我與地壇》將永遠充滿魅力。2011年，華夏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關於史鐵生的紀念文集，題為“永遠的史鐵生”。史鐵生永遠在他的文字當中，也永遠在讀者的心靈世界中。
（作者：李德南，單位：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10月25日14、15版（原文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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