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作家的大部頭情結

與作家陳忠實在作代會上合影

陝西作家的大部頭情結

史飛翔

近讀《歌德談話錄》深為其中閃爍的情感、心緒以及智慧的火花而折服。1823年9月18日歌德在同愛克曼談到詩歌創作時這樣說：“你得當心，不要寫大部頭作品。許多既有才智而又認真努力的作家正是在貪圖寫大部頭作品上吃虧受苦，我在這一點上也吃過苦頭，認識到它對我有多大害處。”

接下來歌德詳細地剖析了寫大部頭的危害“如果你腦子裡老在想著寫一部大部頭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邊站，一切思慮都得推開，這樣就要喪失掉生活本身的樂趣。為著把各部分安排成為融貫完美的巨大整體，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為著把作品表達於妥當的流利語言，又要費大力而且還要有安靜的生活環境。倘若你在整體安排上不妥當，你的精力就白費了。還不僅如此，倘若你在處理那樣龐大的題材時沒有完全掌握住細節，整體也就會有瑕疵，會受到指責。這樣，作者儘管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和犧牲，結果所獲得也不過是睏倦和精力的癱瘓。反之，如果作者每天都抓住現實生活，經常以新鮮的心情來處理眼前的事物，他就總可以寫出一點好作品，即使偶爾不成功，也不會有多大損失。”最後，歌德告誡愛克曼：“寫小題材是最好的途徑。”

歌德的此番談話讓我想到了陝西的文學。陝西的文學歷來有一個傳統，寫長篇、寫史詩、寫死後可以當枕頭的大部頭。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是這樣，路遙、陳忠實、賈平凹更是如此。追求大部頭，幻想一本書就可流芳百世寫進文學史幾乎成了陝西幾代作家至今仍割捨不斷的一種情結。

追求大部頭的直接後果有兩個：一是過於重視小說創作而輕視其它文學種類，從而造成文學生態的失衡；二是容易使陝西的作家形成一種沉重感、使命感，甚至是無謂的犧牲。陝西作家的吃苦精神在全國那是出了名的。以高建群為例。他的《最後一個匈奴》光是醞釀準備就用了10年，創作用了1年零10天。為了寫這本書他忍受了常人無法忍受的苦難。在一年多的創作過程中他抽了一百多條煙，瘦了十三斤肉，掉了三顆牙齒。高建群是如此。陝西的絕大多數優秀作家莫不是這樣。路遙、鄒志安甚至為文學獻出了生命。放眼全國其他省份的作家似乎就很少有陝西作家的這種為文學的“殉道精神”，可是人家同樣寫的也很精彩。那麼，這些幾乎調動了作家所有生活體驗、耗盡了作家全部人生智慧的大部頭究竟能不能達到“史詩”和“經典”的標準呢？我想，對於這個問題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都不難做出清醒而理智的判斷。以歌德那樣的文學大師尚且苦於結構的安排、細節的處理並一再聲稱，大部頭讓他吃過苦頭，遑論我們了。

是什麼讓陝西的作家對大部頭情有獨鍾呢？這得從陝西作家的文學態度和創作思路來深挖。陝西作家追求大部頭說到底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表現，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本書主義”的現代翻版。“一本書主義”是1955年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時給丁玲羅織的罪名。據批判者揭發，丁玲曾公開宣揚過“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縱觀文學史，的確有不少名著都是大部頭，但文學史上同樣也有不少短小的東西躋身經典。《論語》全篇一萬一千字，《老子》總共不過也才五千字，可它們卻是中華民族數千年連綿不斷的文化基因。由此可見，經典的構成，是不能單從文字的長短上來判斷的。

史飛翔，著名文化學者、作家，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陝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員，咸陽師範學院兼職教授。陝西省首批重點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學藝術家。陝西省“百優人才”。陝西省“雙百人才”。陝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吳宓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散文學會文藝評論委員會主任、西安市高新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暢銷書《民國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風流》《歷史的面孔》等15部，先後榮獲“世界華文成就獎”、《散文選刊》全國散文獎、魯迅雜文獎、陶淵明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