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后不久，在四川爆发了一次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唐末黄巢领导的起义军，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是没有进入四川境地。因而，这个地区的豪强地主势力没有受到冲击。四川在唐末五代时，先后存在过前蜀和后蜀两个割据政权，在割据政权的统治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各地的豪强地主大量侵占土地，役使着许多佃客，亦叫旁户，这些旁户受着残酷的压榨。
到北宋初年这种情况继续发展。豪强地主所拥有的旁户，少的几十家，多的三五百家，甚至过千家。因此，四川土地高度集中，旁户数量众多，是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此外，北宋灭掉后蜀后，对四川人民增加了新的勒索，也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如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置一个“博买务”，四川布帛完全由政府垄断，禁止百姓、商人私自买卖；把茶叶划在榷买之内，使许多以贩茶为生的小商人纷纷失业，断绝了生路。
淳化四年春，王小波聚集100多人在青城县举行起义，对群众宣布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均贫富”的口号，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它的号召力非常强，所以仅十来天，参加起义的群众就达好几万。王小波率领起义军占领青城县后，接着又攻克彭山县，活捉了县令齐元振。齐元振平日贪赃害民，当地百姓莫不怨恨。
于是王小波处死齐元振，剖开他的肚皮，填满了钱币，表示对他搜刮无厌的愤慨。同年冬，王小波又率众攻打江源县，在这次战斗中不幸中箭牺牲。王小波牺牲后，起义军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首领。李顺以夺取成都为战略目标，先是攻克蜀州州，继而攻克汉州、彭州，最后在淳化五年初，夺取了成都，建立了农民政权。李顺在成都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运”。并发行“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两种货币，这也是中国农民政权所发行的最早货币。
大蜀政权建立后，起义军又乘胜四出攻打州县，南到巫峡，北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县）,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声势浩大。李顺领导的起义军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所到之处，即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叫他们各自申报家中所有的财物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足用的以外，其余的全部征调，分发给贫苦人民。起义军号令严明，秋毫无犯，甚得人民拥护。
北宋政府听到起义军攻占成都的消息，急忙调集大军前来镇压，北从剑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东从峡路（今湖北宜昌市），两路入川。剑门是川北的门户，形势险要。然而李顺只派几千人去攻占剑门，结果被打得大败，宋军即由剑门长驱直入。在攻剑门的同时，起义军的主力20万人，又去攻打梓州，围城80多天，未能得手，反而给了宋军趁虚深入的机会。宋军进展迅速，同年五月攻占成都。
成都守城义军10万人，经过浴血奋战，大都壮烈牺牲，李顺下落不明。成都陷落后，李顺部将张余带领起义军余部继续斗争，曾经攻占了川东八州，但最终在至道元年初，被宋军镇压。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王小波第一次把“均贫富”三个大字写在了农民军的战旗上，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均贫富”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时社会明显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也表明了农民在斗争中觉悟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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