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宋朝是文人的天下，这就要感谢人家宋太祖赵匡胤了，他老人家在太庙立下誓碑，子孙后人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这件事情真实与否现在无从考究，但是人家宋太祖的后代们确实对士大夫都是高规格待遇，想必这件事情也假不了。
宋朝重文轻武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的崛起，中国政治格局中的“朋党现象”也有所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
一、朋党初露端倪
朋党问题初露端倪应该是在太宗年间，宋太宗提倡文治，广开科举。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胡旦利用同年的关系结织党羽，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当然不仅仅是派对那么简单。他们自命清高畅谈时政，抨击时政臧否大臣，满腔激情想着能有一番作为。姜还是老的辣，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胡旦一群人遭到朝中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统统被贬出京城，而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正是“朋党比周”。
宋太宗赵匡义
二、地域之间形成的对立
历史的发展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是有紧密联系的，五代之前，南方比较落后，北方占有主导地位。但由于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发，北方人口大量涌入南方。南方对北方的影响不断增强，北方的优势地位不断弱化甚至被超越，大多数北方人对南方的崛起采取了抵制、敌视的态度。
宋真宗晚年崇尚黄老清净之术，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逢君之恶，大肆宣扬制造“天书封禅”等一系列闹剧，搞得满朝上下鸡飞狗跳，被朝中上下骂作“五鬼”。你说巧不巧，他们五位还都是南方人，让当时的宋廷普遍认为南人心术不正，狡猾奸诈。就连“圣相”李沆面对梅询、曾致尧等南方人士，也说出“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这样的话。
宋真宗赵恒
随着南方人在政治局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双方的斗争势头更加猛烈，这也是宋代朋党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
宋仁宗时期，将“右文”政策推向极致，他重视科举，增加考试录取人数，给予士大夫等知识分子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俸禄，同时还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因此宋朝文臣官员人才济济，宋仁宗也被视为继体守文君主的典范。
宋仁宗时期，在任的前朝老臣形成了一种旧势力，朝中势力盘根错节，势力庞大。宋仁宗把他们看作自己治国理政的导师，他们也受到宋仁宗的依赖和倚重。这些老臣的优点就是有丰富的处世经验，善于揣摩圣意，人情练达知进退。他们的缺点就是没有活力，安于现状，遵守成宪，不思进取。
宋仁宗即位之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形成了一种新势力，他们初出茅庐朝气蓬勃，他们遇事敢于站出来进言，自视清流尊奉儒学，结成朋党常谈国事。他们当中的杰出人士后来成为北宋朝廷强有力的政治改革者，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包拯、欧阳修、韩琦、文彦博、蔡襄等人。但是这些人年轻气盛也存在很多问题，他们有时候冲动行事，意气多于理智，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
宋仁宗赵祯
四、吕夷简和范仲淹的斗争
史书记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倡之”，范仲淹自然也成为新晋势力的领袖人物。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废掉皇后郭氏，范仲淹向天子进言废后的种种不妥，遭到宰相吕夷简的攻击，结果范仲淹等人被贬出京。这件事情也成为新旧朋党之争的开端，吕夷简和范仲淹也形成公然对立的态势。
后来在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百官图》，详细讲述吕夷简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后来吕夷简又以朋党之名攻击范仲淹，终于触碰到了宋仁宗最敏感的神经，于是范仲淹二次被贬。这些归根到底还是旧势力过于庞大，一时间难以被撼动。
要想打压旧势力，宋朝皇帝不点头说什么都是没用的。最终这些老迈昏聩的官员越来越不能让宋仁宗满意，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重新启用范仲淹。在罢免吕夷简的同时，宋仁宗也整改了政府，在重要岗位吸收青年才俊，朝廷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范仲淹像
五、新势力的内部矛盾
范仲淹和韩琦都是新进士大夫的领袖，早在西北事务上二人就有分歧，范主守，韩主攻。这两个新政领袖在修筑水洛城（今甘肃浪庄）一事上又是矛盾重重。
欧阳修与王拱辰在新政期间十分著名，知谏院院首欧阳修拥护新政，御史台长官王拱辰竭力攻击新政。这二人本是是同年进士，又都是薛奎的女婿，同年加上连襟，二人是亲上加亲，理应结成朋党，可他们两个却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由于新政的实施使得守旧派利益受损，在躲避守旧派的明枪暗箭的同时，还要面对新党之间的内部矛盾，这也为新政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欧阳修像
六、欧阳修《朋党论》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写成《朋党论》一文，本来是好心想着为朋党正名，结果却惹得皇帝猜疑。范仲淹也强调君子小人各有其党，指出“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自己的朋党是“君子党”，对国家有利而无害。他们显然不知道统治者对于朋党的抵触与厌恶，最终范仲淹、韩琦、杜衍等人还是落得个被贬出京的下场。
朋党之争历朝历代都存在，绝不是宋朝特有的，但他的存在始终是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并且影响了改革运动的走向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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