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進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城廂區廣泛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通過深入挖掘利用閩中游擊區等本地紅色資源，大力弘揚紅色文化，讓紅色基因融入血脈，引導廣大黨員幹部在主題教育中激發紅色激情，厚植愛國主義情懷。《今日城廂》融媒體近日推出城廂區檔案局（館）編印的《紅色記憶.渡裡外坑篇》口述實錄，重溫革命故事，緬懷革命先烈，激勵全區黨員幹部奮進新時代、追夢新徵程、擔當新使命，努力推動美麗莆田先行區邁上新臺階，為人文宜居新城廂進入“木蘭溪時代”貢獻力量。
常太鎮渡裡村相關革命史概述
城廂區常太鎮渡裡村位於莆田城關西北部山區，距常太鎮駐地西北側約4.4千米，東鄰侯山村，西接黨城村，西北靠金川村，北通仙遊縣遊洋鎮，南交霞山村。村委會駐渡口自然村。境域面積6.63平方千米，現有耕地286畝，山地面積10516畝。設13個村民小組，有村民449戶2030人。現村民以外出經商務工為主業，農業成為副業。
1956年5月，外坑自然村被晉江專署認定為革命基點村。2008年渡裡村被上級認定為革命老區村，由城廂區民政局立碑為志。
渡裡宋代時隸莆田縣崇業鄉常泰裡；明、清時期屬一區常泰裡；民國時屬常泰區馬口鄉渡口附鄉，一區馬口鄉聯保渡口保，一區馬口鄉渡口保、霞皋區馬口鄉渡口保，1943年為常泰鄉渡裡保（渡裡地名由此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為常泰區渡裡保，1950年10月屬常泰區（八區）渡裡鄉，1952年8月屬十四區（常泰區）渡裡鄉，1956年6月隸常泰區渡山鄉，1957年12月屬黨渡鄉渡山高級農業合作社，1958年10月屬常泰人民公社渡裡大隊，1960年6月隸常泰區渡山人民公社渡裡大隊，1965年屬常太（常泰改名常太，自本年起見於官方公文）人民公社渡裡大隊，1984年10月隸莆田縣常太鄉渡裡村民委員會，1992年10月為常太鎮渡裡村委會，2002年5月改隸城廂區常太鎮渡裡村委會，至今未變。
渡里人民素有反壓迫、反剝削的光榮傳統。早在20世紀一十年代末，常太外坑畲角里畲族老前輩雷覺聰就在渡裡、金川、馬院、仙遊興山等地組織民軍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行動”和討伐北洋軍閥的武裝鬥爭。
1926年2月，莆田哲理中學教師、下垞人陳國柱創立了中共莆田黨組織。
是年，中共莆田黨組織派常太山門的青年學生中共黨員林鳳池返鄉，向農民宣傳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統治的革命思想，發動農民組織農會，開展“二五”減租（即減徵25%的土地租金）和抗捐、抗稅鬥爭。在開展鬥爭的基礎上物色發展對象。林鳳池在山門發展青年學生和農民運動骨幹7人為中共黨員。同年10月，中共山門支部建立，林鳳池任支部書記。山門支部成為中共莆田縣黨組織領導下的首批4個黨支部之一。農民運動由山門逐步發展到渡口（今渡裡）馬壠、熨洋、烏宮、劉坑等各村。上述各村先後成立了農民協會。渡裡村上外坑陳文章、陳文義為境域內首批農會會員之一。
1927年，渡裡村陳文義、陳文章兩兄弟參加革命。
1928年3月，中共莆田縣委在白沙澳柄建立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武裝隊伍——莆田游擊隊。游擊隊活動於廣業、常太和莆仙邊界山區。4月，渡里民眾參加莆田黨組織領導的反抗“煙苗捐”（莆田國民黨當局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且強徵鴉片捐）鬥爭，參與請願活動。
1930年12月，中共莆田黨組織在新縣外坑創立了蘇維埃政府，並將紅軍二○七團改編為福建工農紅軍游擊隊第二支隊，並建立以莆田廣業為中心的閩中紅色區域，實行土地革命。
1932年，渡裡村蔡文星、陳玉春、方金商等人先後參加了紅軍游擊隊第二支隊，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和日後的抗擊日寇侵略的征程。
1933年，渡裡村雷金桐參加革命。
1934年中共莆田中心縣委吸取前幾年因缺乏根據地而使武裝鬥爭時起時落的教訓，決心在莆田山區重新創建一塊相對穩固的游擊戰爭根據地，地點選擇在常太區。常太是莆田的兩個山區之一，東北跟廣業（今白沙、新縣、莊邊、大洋一帶）相接，西北部與仙遊興泰交界。大革命時這裡農民運動發動比較普遍，大革命後鄭金照（老黨員，今常太村梧坑人）等人長期紮根在這個地區領導土地革命運動，群眾基礎較好。此外，縣委還了解到該區渡口上外坑有一位在大革命時期與共產黨有統戰關係的民軍營長雷覺聰（畲角里畲族自然村），其部在北伐戰爭勝利後被國民黨收編，本人慘遭殺害，其子雷光熙在家擁槍自保，伺機報仇。為了爭取雷光熙參加革命，縣委派鄭金照、陳建新等先後前往上外坑做雷光熙的思想工作，引導他參加革命。
是年，渡裡村楊興、方禧孫、趙玉柳加入革命隊伍。雷光熙在鄭金照、陳建新的動員下，獻出所藏的槍枝彈藥，加入革命隊伍。就這樣一支20多人的常太游擊隊在渡裡外坑成立，隊員是外坑、漈川、金竹坑、猴坑（今侯山）等村的青年農民。1934年12月，潘濤、鄭金照率沿海游擊隊與常太游擊隊會合，化妝襲擊設在楓葉塘鎮公所民團常備隊，繳獲步槍20多支。此後，游擊隊以常太根據地為依託，靈活機動地出沒在莆田的山區、平原和沿海。
1935年5月，中共莆田、福清兩個中心縣委在福清樟溪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閩中特委，推選王於潔任特委書記，黃孝敏、潘濤、劉突軍等5人為委員，會議還決定把福清和莆田兩個游擊隊整編為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在特委統一領導、統一部署下分別以福清羅漢裡和莆田常太為根據地，依靠群眾，發展武裝力量，積極開展游擊戰爭。
樟溪會議後，莆田中心縣委把莆田各地不脫產的游擊隊集中到常太根據地整編為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並任命鄭金照為支隊長，潘濤為政委。游擊隊總人數達到60多人，進行了軍事整訓。
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進駐常太后，立即投入根據地的建設工作。他們在常太動員群眾，成立農會，發動農民開展抗捐、抗稅、抗租、抗糧鬥爭。為了保證“四抗”運動的順利開展，游擊隊首先打擊那些欺壓群眾、民憤較大的地主、惡霸、土豪、鋪差（包攬捐稅者），宣佈不准他們向農民派捐派稅，迫租迫債。農民們得到了實惠，更加擁護共產黨和游擊隊，紛紛加入貧農團、少年兒童團和民族自衛團（亦名赤衛隊）等革命群眾團體，主動參加巡邏警戒，監視反動分子的不軌舉動。
1935年，渡裡村陳文通參加革命。是年，福清國民黨駐軍清剿羅漢裡革命根據地。為了策應福清游擊隊的反“清剿”鬥爭，第二支隊便在常太根據地大張旗鼓地打土豪、鬥惡霸、攻民團、殺鋪差。1936年1月11日，鄭金照、雷光熙率第二支隊40多人，奇襲設在霞山下里洋教堂的馬口田賦徵收分處，逮捕惡霸、鋪差韓覲侯，押至山上執行槍決。接著，第二支隊又拘捕了一批堅決與游擊隊為敵的聯保主任和惡霸，根據其民憤大小，或予以鎮壓，或繳其家藏槍支，課以罰款，然後教育釋放。
常太根據地鬥爭烈火的熊熊燃起，引起國民黨莆田縣駐軍49團（團長夏得貴）的恐慌和重視。同年1月23日，49團兩個連加上保安中隊，還有壯丁常備隊100多人，圍攻渡口、外坑、下宮、漈川等村。游擊隊為了避其鋒芒，動員各基點村群眾撤到山高林密的地帶隱蔽。國民黨軍進村後，找不到游擊隊和群眾，大肆搶掠群眾財物，把牲畜、家禽宰光殺絕，飽餐一頓，又把雷光熙、陳禧孫（游擊隊員）等家樓房焚燬，然後放火燒山，企圖把游擊隊和群眾迫出就範，游擊隊為掩護群眾安全撤離，一面指揮撲滅林火，一面冒著濃煙與敵激戰兩個小時多。激戰中，游擊隊排長陳金藩（常太院裡人）不幸中彈犧牲。
1936年3月，外坑土豪陳本洲夥同猴坑楊本六引楓葉塘國民黨駐軍，到外坑、漈川“清剿”。根據地軍民早有準備。村幹部帶領群眾轉移到深山密林隱蔽。游擊隊埋伏在外坑山口。國民黨軍隊進村時，見全村空無一人，連忙撤回，途上中了埋伏，匆忙縮回楓葉塘營地。
1936年4月上旬，國民黨當局獲悉游擊隊鎮壓了猴坑村（今侯山）土豪楊本六，便糾集當地駐軍、保安隊、民團500多人，兵分四路向常太根據地渡裡外坑漈川、金竹坑等村進行第三次“清剿”。游擊隊和根據地群眾實行“堅壁清野”後，撤至山上。國民黨軍隊進村大肆燒殺搶掠，下令搜山焚林，逼迫群眾回村，交出游擊隊員，否則就要“踏平”村莊，游擊隊與群眾進行反擊，激戰至黃昏，國民黨軍隊不敢戀戰，收兵撤回。
正當常太反“清剿”鬥爭僵持之際，第二支隊隊長鄭金照率一支精幹隊伍奔襲駐在笏石丙店宮的國民黨自衛隊。其目的是要“調虎離山”，分散敵人注意力，不料因計劃不周，不能智取，只得強攻，致使鄭金照及警衛員中流彈犧牲，給第二支隊造成很大損失。
1936年3月至4月，福清羅漢里根據地遭國民黨當局重兵圍剿。5月中旬劉突軍、吳德標率第一支隊30多人轉移到常太根據地。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合編為一，對外仍稱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由吳德標任支隊長，劉突軍任政委，另外提拔雷光熙和王鐵成為副支隊長，楊採衡繼任參謀長。
兩個支隊合併後，常太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得到了加強，但由於常太通向平原地區的主要出口被國民黨駐軍封鎖，游擊隊在根據地的活動受到限制。為了擺脫困境，劉突軍等決定避實就虛，把游擊戰爭推進到莆田平原及沿海的腹地。6月中旬，劉突軍率20多名精幹突擊隊翻越華亭龜山，直插福廈路的莆仙交界路段長嶺，突襲駐嶺上的一排保安隊駐地，繳槍18支。
6月24日，劉突軍又組織游擊隊員80多人（包括渡裡籍隊員多人）奔襲莆田重鎮黃石，圍攻第三區署，斃敵5人，繳槍30餘支。
閩中游擊隊的頻頻出擊，使國民黨軍防不勝防，為了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國民黨當局鐵心拔除游擊隊的大本營——常太根據地。7月下旬，國民黨當局在渡口（現渡裡）、猴坑兩地組織壯丁常備隊，配備精良武器，修築寨堡，監視根據地游擊隊活動。並調兵700多人，從莆、仙兩方面包圍夾攻常太根據地，對根據地進行長時間地“圍剿”。根據地的革命群眾雖然大部已隨游擊隊撤到山上，但由於思想上未做長期反“圍剿”準備，所帶糧食有限，沒有幾天就吃光了。又時值盛夏，蚊蟲肆虐，疾病孳生，隨隊群眾難以適應惡劣的生活環境，為保護群眾的安全和解除他們的痛苦，閩中特委決定暫時撤出常太根據地，凡無親友可投的革命群眾隨游擊隊一起轉移到廣業老區隱蔽。
為了保護自己的有生力量，中共閩中特委決定在靠近永泰交界的莆田北部山區開闢新的遊擊活動據點。8月下旬，劉突軍等率隊在莆永邊的莊邊赤溪、杉溪（今山溪）、芹石、旗插安等地駐紮。與此同時，方國藩（方言，渡裡村人），也在寧裡、寨下、墩柄、水塢裡、可湖、風落等村紮根串聯，發展黨員，組織農會，為開闢莆永遊擊根據地打下基礎。
10月中旬，劉突軍率隊拔除了永泰蕉坪的一座國民黨崗樓，繳槍20多支。
10月27日，為引開“清剿”莆永邊的國民黨部隊，雷光熙率一中隊佯攻常太渡口常備隊，使參加莆永邊“清剿”的國民黨等一部撤返莆仙邊救援。
10月下旬，國民黨第47團從莆仙永三路“清剿”杉溪。第二支隊依託山地設伏還擊，兩次擊退敵人進攻後，因兵力懸殊，不能久持，撤到旗插安、寧裡等根據地隱蔽。
11月23日，吳德標率第二支隊（雷光熙時任副支隊長）襲擊福清縣琯口鎮，鎮壓了一向與民為敵的聯保主任潘德仁，繳槍11支，並在街上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
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為了順應全國抗日潮流，閩中特委決定停止遊擊行動，通過標語傳單、快郵代電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敦促莆田縣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7年，渡裡村方亞英參加革命，為工農紅軍閩中游擊隊的秘密接頭戶。
是年2月16日，中共閩中特委書記王於潔在莆田梧塘洪度村主持召開特委會議，討論進一步貫徹黨中央關於“聯蔣抗日”新方針的問題。由於叛徒告密出賣，特委領導王於潔等4人以及福清縣委書記陳炳奎先後被捕，同年6月23日在福州英勇就義。
3月，中共閩中特委軍事部長劉突軍召開閩中部分黨員幹部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閩中工作委員會（簡稱“閩中工委”），劉突軍任工委書記，蘇華、黃國璋為委員，繼續領導閩中游擊區的革命鬥爭。
6月中旬，中共閩中工委決定把閩中工農游擊隊第二支隊改編為中華人民抗日救國義勇軍第七路軍第一縱隊，吳德標任司令員，劉突軍兼任政委，雷光熙、王鐵成任副司令員，楊採衡任參謀長。
8月下旬，閩中工委與莆田縣國民黨當局舉行合作抗日談判，達成了合作抗日的原則協議。
10月，接受改編，廣化寺駐防；下旬開赴泉州駐防。
1938年2月下旬，劉突軍派雷光熙赴閩西向省委領導請求讓閩中游擊隊一道編入新四軍第二支隊，同赴抗日前線。同時，劉突軍擬親往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請求辦事處出面與國民黨福建當局交涉，力求特務大隊改歸新四軍。
3月10日，劉突軍等3人自泉州途徑莆田時，被國民黨駐軍第478團2營誘捕密殺。翌晨，回鄉探親後歸隊的特務大隊蔡文星（渡口下外坑人）、葉元武（常太坑洋人）也在莆田城內被捕殺。
3月下旬，經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等多方交涉，國民黨福建地方軍政當局命令239旅派車把閩中游擊隊送到福州洪山橋，並將武器全部奉還。部隊在洪山橋休整一段時間後，於4月下旬開赴皖南（安徽太平縣）新四軍軍部，渡裡村外坑雷光熙、方金商、趙玉柳、楊興四人隨部報到。
1939年，渡裡村方烏桃參加革命。
1940年，渡裡村方清德參加革命。
解放前，閩中游擊隊中有檔案可查的渡裡籍指戰員共有17人，編入新四軍的有雷光熙、楊興、方金商、趙玉柳、陳雲霖、方國藩等6人；還有陳文章、雷金桐、陳玉春、陳文義、陳文通、方清德、方禧孫、方亞英、蔡文星、楊玉池、方烏桃等11人留在莆田繼續參加地下革命鬥爭。上述17人，除陳雲霖、方言（方國藩）兩人倖存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餘15人均為創建新中國獻出了生命，並被追認為烈士。
自辛亥革命以來，渡里人民前仆後繼，百折不撓，堅持了近四十年的革命鬥爭，湧現出迄今有檔可查的15名革命烈士、17名“六老”“五老”人員，還有群眾口述中提供的11位沒有登記在冊的革命者，以及百百千千為革命做出默默貢獻的普通群眾。莆田革命烈士紀念碑上刻有渡裡村15名烈士的名字，他們的歷史功勳，將永遠彪炳於渡裡的革命史冊上；他們的光輝業績，將永遠烙記在渡里人民的心中；他們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擔當的使命、初心和對信仰執著的恆心，將不斷鼓舞和教育渡里人民為共產主義事業而不懈努力。（林元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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