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传》，自从司马氏篡夺曹魏江山之后，本该励精图治，然而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却早年英明，晚年昏庸。

司马光曾评价他：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苏辙却评价他：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崇武备，去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可以说司马炎晚年的极度昏庸，自己传位给傻太子司马衷的行为，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晋书》)。

司马氏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大地。经过大量的兼并战争，北魏最终统一了北方地区。

历代贵族的演变过程

近代学者吕思勉说：“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图甚大，不为时俗所顺悦;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计私图。”

如司马懿夺取曹氏天下：魏明帝曹睿驾崩后，大将军曹爽不满司马懿权利过大，罢黜了司马懿的官职，而司马懿在养精蓄锐之后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将曹氏四代的基业全部篡夺，并大肆诛杀曹氏和夏侯氏的子孙。

可笑的是这些人居然在自家人的权力斗争中拼的你死我活，而全然不知危险近在咫尺，最终只能引颈就戮。

近的如清朝的八旗子弟，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城，他们还在吃喝玩乐，等到八国联军进城开始屠杀百姓，他们才感觉到害怕。当时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一个过惯了奢侈享乐生活的亲王，在洋人的鞭挞之下，为洋人拉车。

北魏贵族作为整个北魏政权的主体，他们消费观念的不断变化，也影响着北魏王朝的兴亡。

北魏王朝的建立

鲜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一直居住在黑龙江的大兴安岭附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大汉王朝在东汉时期把北匈奴打的一败涂地，汉朝军队深入沙漠腹地，将北匈奴的残余势力一直打到西边，北匈奴一直逃到了欧洲地区，灭亡了古罗马帝国。

陈汤的一句“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确立了整个汉朝对沙漠地区的主导地位。此时的拓拔氏只是一个原始部落，由于他们与匈奴相邻，在北匈奴被打败西迁后，拓拔族首领害怕自己也被汉朝灭掉，或是被匈奴的残兵偷袭，于是带领族人南下，进入了今天的内蒙古地区。

后来司马氏内部的混乱导致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鲜卑人当然也不例外的进入中原。拓拔猗卢由于与汉赵刘聪，后赵石勒对抗，帮助西晋王朝得以延续，而被封为代公，后来封为代王。此时前秦皇帝苻坚野心勃勃，屡次攻打代国使其灭亡。

拓跋氏的后代拓跋珪长大后决心复国，他接连灭掉了很多国家，大部分在黄河以南，并俘获数百万匹牛羊马匹。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拓拔氏逐步消灭了北燕、后燕、大夏、北凉、柔然、西秦等北方国家，对于南朝宋国也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战争，然而由于宋武帝刘裕作战十分勇猛，

《资治通鉴·晋纪·晋纪三十三》是这样记载的：

“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贼皆走……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

加上有檀道济、萧道成等众多能臣武将镇守，北魏只是夺取了几座重镇，并且自己也伤亡惨重。由此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新局面。

这个时候的北魏贵族们，整天忙着出生入死，根本就没有形成系统的消费观念。虽然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并有了阶级意识，但是依然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游牧生活的影子：比如说捕捉野兽，用野兽的皮做衣服，再把野兽的肉吃掉，骨头还可以熬汤喝。再比如他们提出：在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可以挤动物的奶，做成奶酪，在秋天的时候，采集果实，并储存过冬的肉食来抵御严寒。

这些原始的、朴实的消费观念，说明早期的北魏贵族是崇尚简单朴素的生活，并不追求质量，只注重温饱。他们可能对自己贵族的身份意识都很微弱，单纯的只想建立自己的国家。

孝文帝改革

北魏在建国过程中，由于少数民族的特性，依然对汉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之前的几个皇帝，面对的都是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的混乱局面，其中以陕西人盖吴发动的规模十余万人的农民起义最为震动朝野。虽然经过残酷的杀戮平息了这场起义，但是北魏统治者由此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改革，国家将岌岌可危。

北魏建国后，也经过了一系列的争夺皇位的行动，首先是拓跋珪之子拓跋绍杀了自己的父亲想当皇帝，后来又是拓跋绍的兄长拓跋嗣杀掉了他继承皇位，拓跋嗣之子拓跋焘继位后励精图治，却在晚年被中常侍宗爱杀掉，其子拓拔余也被宗爱杀掉，拓拔余死后，拓拔睿继位，诛杀了宗爱。

拓跋宏之父拓拔弘继位后因为太子继承人的问题与冯太后不和，传说被冯太后毒死。在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之后，孝文帝拓跋宏坐上了皇帝之位。

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孝文帝继位之后力排众议，利用大臣们都不想向南方进攻的心理，将国都迁到了洛阳，洛阳地处平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了洛阳，就可以对天下形成控制之势，因此这一伟大的决策历来为人称道。

孝文帝迁都后实行汉化，并改姓为元宏，要求拓拔氏全部改为元姓，意在消除拓拔姓氏姓名中所存在的少数民族的气息，使中原百姓更加认同北魏王朝。

他同时实行了著名的均田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百姓，按人口分配，使用一定年限后土地即可归自己所有。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还限制了肆意抢夺农民土地的北魏贵族的权力。在巩固权利和迁都的斗争中，他毅然决然的诛杀反对他的北魏贵族，他对自己的太子也是毫不手软。

“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孝文帝。甚至杀了犯上作乱的太子拓跋恂。至少在这个时候，北魏贵族还是收敛的，不敢过度放纵自己进行消费。

此时北魏贵族随着国家的建立，统治意识的增强，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消费观念，平原地区更加精细的饮食使他们感到新奇，天长日久，北方游牧生活的粗茶淡饭已经不和他们的胃口了，然而他们自己又不会种地，就依仗着自己贵族的身份来掠夺百姓的土地。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一段时间后，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其对国家的兴亡存在的隐患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而在孝文帝死后，朝廷局面的再一次混乱，这种行为带来的恶果也就慢慢显露出来了。

饮食、饮酒方面

北魏早期贵族都擅长骑射，由于他们生活的环境使然，一年四季，不论飞禽走兽，天上飞的，河里游的，都是鲜卑人的美味佳肴。

史书记载，太武帝拓跋焘问大臣：“应该先讨伐大夏国，还是先讨伐蠕蠕汗国呢？”大臣回答：“蠕蠕虽是小国，但物阜民丰，有成群的牛马珍奇的野兽和肥沃的土地，陛下如果出兵先灭了蠕蠕，不仅我们可以得到丰富的物资，充实仓库，还可以把这些物资作为将士们的军粮，为我们攻打大夏国作为经济上的补充。”

冬十月，蠕蠕侵犯边塞以及王原。十一月，太上皇帝御驾亲自征讨。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畜牲野兽是鲜卑贵族眼里重要的粮食，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原人民传统的面条、米饭等面食进入了鲜卑贵族眼中。自从永嘉之乱后，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北方人的南迁也促进了全国各地饮食结构的变化。在他们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精美食物。

在北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他们一直过着几乎茹毛饮血的生活，即使是烤熟的肉，没有调料的加入也是索然无味的。

而中原人在饮食上，却有各式各样的调料，将它们放在食物之中调和就能做出鲜美的佳肴，这对于

“食不兼味”，简朴的北魏贵族的饮食方式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革新。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就因为一个人优秀的厨艺而离不开他，以至于后来有了“一日不食，如三秋兮”的笑谈。可见在那时北魏的上流社会就喜欢精致的饮食了。

酒，也是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东西。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人们喝着伏特加驱逐寒冷，从而造就了他们敢徒手与熊搏斗的彪悍的性格，战斗民族由此而来。北魏铁骑的剽悍也是名不虚传的，在草原上，烈酒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骑着战马，喝着烈酒，与敌人厮杀，痛快？在打仗的年代，酒是兴奋剂，而在和平年代的北魏贵族乃至帝王，酒后误事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

平原地区盛产粮食，做出来的酒也就更加柔和。自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贵族，第一代已经在世的不多了，剩下的子孙后代就只知道喝酒享乐了。《洛阳伽蓝记》中描写道：“北魏的贵族们此时不仅会喝酒，而且会酿酒，每天饮了美酒之后便是昏昏沉沉，经月不醒。更有甚者，在路上遇到盗贼，让其喝酒，一喝就倒，然后即被擒获，美其名曰：骑驴酒。”

而皇帝喝了酒之后也经常办荒唐事，宣武帝元恪曾经就因为喝多了酒而听信小人谗言，将宗族子弟元寿兴莫名其妙的处死了。由此可以看出，酒能成事，亦能误事。

服饰装扮方面

史载：道武帝拓跋珪崇尚汉初的黄老之学，重视民风民俗的淳朴，衣不添绣、履不二彩，所乘坐的车子也是朴实无华，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而且他看到宫中有人穿着珠宝华服，必定深深厌恶，并严加斥责。由于他们长年在北方生活，所穿的衣服也有很多是野兽皮毛做成的，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北魏贵族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

到了孝文帝迁都以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北魏贵族认为穿着野兽皮毛做的衣服不符合他们贵族的身份，仿佛还留在当年的原始社会的样子。他们开始由单一的服饰颜色向彩色的华服转变，即使一件衣服要千金之价也在所不辞。

曾经就有一名北魏贵族，因为给衣服染色的工匠拒绝将衣服染成彩色而恼羞成怒，最终逼得人家只能辞官。而他们祖先的皮毛衣服，不仅变成了过去时，还成为了鲜卑贵族用来羞辱战俘的手段，可谓是数典忘祖。

娱乐业的兴盛

没有建立北魏之前，北魏贵族的娱乐活动最多就是骑马和渔猎，方式比较单一。而那是的贵族子弟都渴望建功立业，年纪轻轻就驰骋沙场，很少参加娱乐活动。进入洛阳后，各式各样的新玩法映入眼帘，单一的骑马射箭已经无法满足他们。

《洛阳伽蓝记》记载：于是开设苑囿，饲养奇珍异兽，使人与之角力；或者斗鸡走马，携刀投掷；或者夜宴豪饮，修建宫殿，设酒泉，遨游其中。

更有甚者，大肆修建佛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大多数都是鲜卑贵族修建的，其修建难度之大，花费用料之高昂，举世罕见。从近些年出土的北魏壁画来看，鲜卑人的娱乐活动多种多样，数不胜数，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咋舌。

佛教兴起

拓拔氏部落能够在寒冷的北方生存下来，大多数都是依靠自己与自然进行斗争，作为少数民族，他们的宗教色彩往往比中原地区浓厚。远到春秋时期的楚国，虽然是大国，但是地处南方，巫蛊之术盛极一时，而楚人的图腾则是神鸟，而不是中原人信奉的龙。

这种浓厚的宗教色彩，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由于信奉黄老之学，道武帝也喜爱佛经，经常在宫中吃斋念佛，炼制丹药，过度食用丹药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魏书》曰：“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

由于皇帝的支持，僧人也出现的越来越多，后来的几个皇帝还为他们修建庙宇，建立佛像。太武帝拓跋焘曾经进行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但是在他死后，佛教又卷土重来。

《洛阳伽蓝记》记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徵，是以营建过度也。”

北魏贵族们修建佛寺、开凿石窟、聚集僧人讲解佛教精义，在对佛教的信任上愈演愈烈，将大量的金钱投入了进去。“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的感慨，也许正是对当年那些只知道消费，而忘记了祖先征战沙场打下来的江山是多么不容易的北魏贵族的叹息。

改革弊端

孝文帝改革的举措无疑是伟大的，但其中学习失败的地方，也是北魏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孝文帝的改革过度汉化，要求改换姓名，穿汉服等都无可厚非，但是让鲜卑人学习儒家文化，尤其是孝文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对汉族的儒家文化理解并不是十分透彻，其继承的很多都是儒家文化的糟粕而并非精华。

这些文化上的改革，使本来就没有文化基础，以骑射起家的鲜卑贵族变得堕落，将他们的思想过度汉化，只会丢了草原人的血性，而当北魏贵族开始堕落，其所领导的军队必然也开始堕落，一个军队的堕落，往往就是一个国家灭亡的标志。

这也是为什么孝文帝去世仅仅二十五年，北部六镇就开始反对汉化的原因，因为过度的汉化使他们无所事事，作为曾经骑马打天下的战士变成游手好闲的散兵游勇，他们依然是很不情愿的。

国家分裂

随着孝文帝年龄逐渐变大，对国家的管理也变得力不从心，此时的北魏贵族，奢侈腐化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程度。高山王元雍，家中有山海，苑囿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皇宫，光是僮仆就有上千人，府中的歌女舞女更是数不胜数，每顿饭都要花费数万钱。

一个叫元济的贵族，则很推崇晋朝石崇与王恺斗富的典故：《世说新语》：“: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在砸碎了晋武帝司马炎三尺高的珊瑚树后，石崇又送了皇帝几株七八尺高的珊瑚树。元济有意与石崇的豪富进行比较，不知道死了几百年的石崇见到了，心中作何感想。所谓玩物丧志已经被北魏贵族用行动诠释的十分详细了。

上行下效，这种变态的消费观念迅速在朝中流行，整个国家的高层只懂得享乐，下层百姓忍受不了，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经过后来的一系列叛乱，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而这些只会吃喝玩乐的贵族，早已经忘记了当年崇尚节俭的先祖们，也丢掉了他们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总结

从克勤克俭到奢侈腐化，历史告诉我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西晋的时候，男子都喜欢化妆，涂脂抹粉，比女人还要精致。然而当侯景之乱到来的时候，他们却手无缚鸡之力，失去了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所以想要建设好一个国家，就要居安思危，不能因为是太平盛世，就醉生梦死，只有全体国民共同努力，才能让国家的道路走的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