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集體婚禮

自清末開始，基督教青年會就將一些西方生活方式陸續引入中國，比如集體婚禮。1935年6月、10月，在天津寧園裡先後舉辦的兩屆集體婚禮轟動一時，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當年10月15日出版的《北洋畫報》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詳細報道了第二屆集體婚禮的盛況。

六對璧人 喜結連理

1935年10月15日，《北洋畫報》對天津寧園第二屆集體婚禮的圖文報道。

1935年10月12日，由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第二屆集體婚禮在寧園禮堂舉行，新人共有6對，較第一屆的9對少了些，據說是因為限制較為嚴格之故。他們分別是：申作槐和李芝英、吳世昌和李淑敏、蓋運興和楊凌霄、黃眉和陳式昭、徐永寬和李愛華、趙哲琳和董嘉福。然而，同一時期在上海舉行的集體婚禮卻有148對新人，從中不難看出當年天津的適齡男女對集體婚禮這種形式還不太感興趣。

之前由於缺乏組織經驗，第一屆集體婚禮舉辦時出現人員龐雜、現場混亂的局面。為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情況，第二屆集體婚禮的籌備人張益三、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陳錫三此番不但進行了多次彩排，為保障現場秩序還做了三方面的改進：一是減少了現場人員；二是在來賓的請帖上寫明“6歲以下兒童謝絕入內”的字樣，故而禮堂內未見兒童，喧譁之聲也較上次略有減小；三是由童子軍嚴格把關，凡遇戴帽子的來賓，童子軍會鞠躬致意，客氣地請其脫帽，大家多樂於接受。因為當時無論是在戲院還是影院，戴帽而坐的觀眾不在少數，這與時為中國第二大商埠的天津的文明程度實不相符。

12日下午14時許，新人們在位於東馬路的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統一梳妝打扮後，分乘花車途經大經路（今中山路）抵達寧園。新郎著天藍色長袍、黑色馬褂，新娘穿禮服旗袍，披西式白色婚紗。15時許，這屆集體婚禮的證婚人、天津市市長程克的代表、市政府秘書長孫潤宇蒞臨後，在司儀、著名報人吳秋塵主持下，儀式即行開始。

熱心觀眾 品評新人

新人由原為球房的休息室緩行而出，沿走廊步入禮堂旁門。是時，沒有請帖的人馬上將該廊包圍，新人行至禮堂臺階時，攝影記者早已在此迎候，新人們只得“站立‘候拍’”。本來觀眾看向新娘的熱切目光，就“猶如槍彈向面部打來”，讓新娘們感到心跳加速，又因所過之處與觀眾的距離僅有一二尺遠，大家“有如鑑賞古玩一樣”，將她們的面部細細端詳，令新娘們面紅低首。眼見新娘的窘迫之態，新郎急得熱汗直淌。等到新人們行至禮堂時，來賓亦聚集於中間走道，瞪著圓圓的眼睛觀看。而新人們行走過程又需按照音樂的節拍舉步，不能擅自提速。好在前面的引領人曹、潘二位靚女甚是美麗，替新娘們引去了不少注目，觀眾紛紛議論說：“兩位引導姑娘要比新娘們都漂亮！”

天津市政府秘書長孫潤宇、市社會局局長鄧澄波、基督教青年會會長雍劍秋分別緻辭，均言簡意賅，三人皆勉勵新人們“互助，容讓諒解，極力勉為好夫妻”。而雍劍秋除送上祝福外，還道出了此次集體婚禮的意義在於：“（你們是）為國家民族而結婚，不是為自己結婚！”聽了三人的致辭後，《北洋畫報》的記者不禁感慨道：“憶有西友結婚，其證婚人有‘將來若是美滿，不必驕傲；若是不合適，不必太灰心’之語，言外則有‘合則留，不合則去’之意，此乃中西民族性不同之點。”

婚禮現場本來安裝有擴音器，但不知是設備出了故障，還是因為來賓太過擁擠把電線扯斷，致使擴音器完全失去功效，儘管致辭人已經用了最大的氣力，也只有前幾排的人能夠聽到。不過，這不打緊，多數觀眾對致辭內容並不在意，他們更熱衷於對新郎和新娘品頭論足。有人小聲說：“這個胖新娘要是配那個胖新郎，這個高新郎要是配那個高新娘，他們互換一下豈不是更般配。”

隨後，證婚人孫潤宇將婚書逐一授予新人，夫妻雙方退後一步行鞠躬禮。寧園禮堂見證了這一莊嚴而又喜慶的難忘時刻。直到集體婚禮儀式完畢、曲終人散之時，那些沒有請帖的觀眾仍然守在禮堂外等待著新人們出來，好一探新郎、新娘的廬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