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5期，原文标题《辛弃疾 一世之豪》，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辛弃疾 （1140～1207）

南归的英雄

辛弃疾出生的那年，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南宋历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北伐，以高宗皇帝连下12道班师金牌而功亏一篑，大将岳飞仰天悲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次年，宋金第二次议和达成。

辛弃疾青少年时期，所谓南宋“中兴四将”渐次凋零，在秦桧主政的十几年里，朝中主战派的大臣悉遭迫害，士气摧折，早已不复诗人陆游记忆中的情景：“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

辛弃疾成长于沦陷区的山东济南。爷爷辛赞虽然在沦陷区做县令，但心中一直怀着反正的打算，希望报效国家。辛赞颇有军事见识，常带着辛弃疾等儿孙登高望远，指点哪里曾作战场，哪里可作起事依凭。绍兴二十三年（1153），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并开科取士。辛弃疾在乡试考中后，先后两次赴燕京应试——对辛弃疾来说，应试只是由头，深入河朔之地的真正目的在于，伺机起事。

机会不久之后出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迁都开封，大军南下，可是不久遭遇内乱，留守的完颜雍自立为帝，进据燕京，前线金兵军心动摇，随后发生叛乱，完颜亮被部将所杀，大军不久北归。

与此同时，21岁的辛弃疾所组织的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济南附近山区起义。北方义军中，影响最大的一支由农民耿京领导，在士人还在观望犹疑时，辛弃疾率部投归了耿京，担任军中负责全军文书的掌书记。不久，由辛弃疾劝说来投的一个义端和尚窃印叛逃，辛弃疾背负军令状，在半路果断截杀义端。

面对金军围剿，辛弃疾向耿京建议，义军应该南进归附南宋朝廷。然而，就在辛弃疾面见高宗皇帝，议定归附事宜返回的途中，却得知耿京已被叛将张安国所杀，义军大部溃散，张安国则投靠金国成为济州知州。有记载辛弃疾很快组织了五十人的义军，奔袭济州，在敌阵中将张安国捉获，绑于马上，当场又召上万士兵反正，带领他们一路南奔。张安国后来被押送杭州处死，辛弃疾的部众后被朝廷委以江阴军签判的官职。

多年以后，当辛弃疾已闲居江西铅山时，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情景，在那首《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词中，他写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南归之后，朝中对辛弃疾这样长于北方沦陷地区、后来投归的“归正人”，不免歧视。但辛弃疾之前的英雄事迹早已在有气节的士大夫之间口耳相传，备受推重。以至于后来辛弃疾不意竟以词作成名时，不少人与他的门生范开看法相同：“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显然，对于这样一个英雄，以词人观之，无法真正了解他。

在南归的最初十年间，南宋朝廷对辛弃疾还算重用。辛弃疾从江阴签判、建康通判、滁州知州等地方官，一直做到京西路转运判官、荆湖南路安抚使等方面大员。遗憾的是，志于恢复中原、报效军中的辛弃疾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其所用。南归不久，张浚率领的宋军在符离大败，主战派人物再次被逐出朝堂。在一片低沉的气氛中，孝宗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写论十篇，起名《御戎十论》（《美芹十论》），进献朝廷。在这十篇文章中，辛弃疾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现实，并就南宋应如何扩充实力、变被动为主动、抓住时机进军恢复中原制定出具体的规划。

只是这些建言，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五年之后，辛弃疾未改初衷，又向曾打败过金兵的宰相虞允文呈献九论，时称《九议》。在《美芹十论》的基础上，《九议》的内容更偏重实质性的军事策略。30岁的辛弃疾壮怀激烈，在引言中甚至向虞允文保证：如果采纳他所建议的一切而不能致胜，或者不采纳他的建议而能致胜，他都甘心一死以谢天下妄言者。不幸的是，这些条陈再次被束之高阁。

既然政治抱负一直不能得以施展，辛弃疾便在与同僚的宴会与酬答唱和中一抒胸臆。同样是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场景，辛弃疾却写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词风，究其缘由，就在于他心中念兹在兹的，始终是恢复中原、复仇雪耻的决心与愿望。在为同僚赵彦端祝寿的酒席上，他写道：“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在另一次宴席上，他所写《满江红》有如此句子：“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在一次登建康赏心亭游玩时，辛弃疾写下千古名篇《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惯于在词中使用典故，“季鹰归未”与“求田问舍”日后更频频出现在他的词中。前者讲述西晋官员张翰（字季鹰），本是南方人，在洛阳为官时，由于思念江南的莼羹鲈脍，辞官归乡。后者则讲述三国时刘备嘲讽许汜当此天下大乱的国难之际，忙于求田问舍，只为自己打算。辛弃疾壮怀难舒，自然不屑求田问舍。只是，随着他被贬斥家居，难获任用，那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颓唐与鲈鱼堪脍的自嘲，才渐渐出现在他的词中。从信州带湖到铅山瓢泉，他壮年时代近二十年的时光将只能在乡野闲居中渡过，词人稼轩无力恢复中原，却在词作中成就一世之豪。

《溪山行旅图》，北宋 范宽 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词人的干才

不过，在归去来兮之前，辛弃疾尚有十年时光施展他的干才。无论作为地方官员还是方面大员，他在任上的诸多事迹，无不清晰地印证了叶嘉莹对他的评价：“辛弃疾原来还并不仅是一个有性情有理想的诗人而已，他同时还是一位在实践方面果然可以建立事功的，有谋略、有度量、有识见、有手段，而且有权变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

孝宗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被派任滁州知州时，那里已属南宋荒僻的边地，城郭毁坏，百姓寄居于瓦砾，市场没有商贩，到处荒凉萧条。到任以后，辛弃疾再三上书陈情，首先豁免了当地百姓的税收。为了吸引流民返乡，辛弃疾贷款使其修屋安居，并仿照古代屯田之法，分拨给他们土地农具牲畜乃至种粮，平时耕作，闲时则编选壮丁加以操练。无论到哪儿，辛弃疾无法忘怀的始终是军事操练与攻守战备。为招徕商户，辛弃疾承诺为其大幅减免税额，并兴建旅馆客舍。根据当时人的记载，经过短短半年时间，滁州流民大量归来，市场店铺林立，荒凉之气为之一扫。

不久，辛弃疾终于得到小试牛刀、再次用兵的机会。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辛弃疾，以在当地募集的民兵部队，剿灭了赖文政所率领的起兵的茶商军。之前，这支总共四百多人的队伍沿着荆南向湖南进发，曾经数败沿途驻守的南宋官兵。

而让辛弃疾真正有些自得的功业，怕要算孝宗淳熙七年（1180），在潭州知州兼湖南路安抚使任上，创建飞虎军一事。其时湖南爆发过多次武装暴动，起事主要力量来自当地名为“乡社”的武装组织。据邓广铭在《辛弃疾传》中的记载：“湖南地区之内，从潭州以至郴州、连州、道州、桂阳军等地，旧来全都有一种名为‘乡社’的武装组织，有的叫做‘弹压社’，有的叫做‘缉捕社’。组织在舍内的民户数目，少的有两三百家，多的达五六百家，其统领人物则都是一乡的豪酋。存在于深山穷谷之中的这样的一些乡社，事实上就是各地土豪劣绅用以欺压乡民的一种机构。湖南各州县政府当推行政令时，也时常因为遭受到这类乡社的抗拒而致不能贯彻，这些乡社有时甚至起而武装反抗，公然与南宋政府为敌。”

南宋官府的部队纪律松弛，早已腐败不堪，为了弹压乡社闹事，辛弃疾向朝廷建议，创立一支号称“湖南飞虎军”的部队。由于要在一个月内建好营房，所需二十万片瓦来不及烧造，辛弃疾决定向长沙城中百姓购买，要求每家供送二十片瓦，送到后立即付给瓦价一百文，就这样，所需的瓦片很快在两日内便凑足了。为解决石料的难题，辛弃疾抽调当地的罪犯上山采石，代价则是根据各人所犯罪情轻重，定其应供送的石块数目。如是，石块也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可是，就在辛弃疾即将建置完成时，朝堂上关于辛弃疾“聚敛民财”的弹劾也呈上去了，很快“御前金字牌”送到辛弃疾那里，要求他立即停止军队建置事务。辛弃疾接到金牌之后，隐而不发，终于在限期之前赶完工期，并将图册一并上呈，从而一洗“聚敛”的罪名。

辛弃疾在任职期间处事的勇往直前与果决立断，既为他赢得赞誉，也引来一些人的嫉恨。果然，不久后谣言与弹劾再次打击了他，次年腊月，辛弃疾被罢官弃用。

凑巧的是，这一年他在带湖之滨修建的新居也已建成，在屋舍对面他还特意开辟了一块稻田。新居也因而得名“稼轩”。与苏东坡的别号相似，稼轩也与农桑有关，此后的岁月，给了词人辛稼轩足够的时间用以创作。

自此，那个一度不屑“求田问舍”的辛弃疾，也不得不在家居中寻找乐趣，倾吐抱负了。那时他的心情，正如他不久前写的《沁园春》所说：“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余事以作词

辛弃疾志不在词，以余事创作，但他所存留的词作竟达600多首，位居两宋词人之最。

谈及宋词，人们多将“苏辛”并举为豪放派的代表，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便说：“盖士尝云：东坡以后，便到稼轩。”

只是，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却并非有意学苏东坡而来。辛弃疾的弟子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提出：“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尝自言与其弟子由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公之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挥毫未竟而客争藏去。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尝有作文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

豪迈不拘的性情使然，风格为物，固然不是能够刻意学来。然而，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苏辛二人在不羁的性情中也自有分别。其中差异从两个段子或可一窥。众所周知，东坡晚年有个天涯相伴的侍妾朝云，有次他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两个婢女分别回答“都是文章”“满腹智慧”，唯有朝云回答“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这才捧腹大笑，以为知己。辛弃疾也有一个关于侍妾的段子。宋人笔记记载，辛弃疾在上饶时，妻子生病，叫来医生号脉。当时一个吹笛子的侍女整整正在旁边，辛弃疾指着她对医生说：“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没过几天，妻子病愈，辛弃疾果然践约，将侍女送给医者。不仅如此，辛弃疾后来还将此事写入词作《好事近》：“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枝笛。观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

然而，同是遭贬斥，苏辛二人自持怀抱、托意甚高的境界却差可比拟。其中仿佛，也可通过两人的两首词作得以比照。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曾作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以孤鸿自喻，托物寄慨。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同样是一首英雄失志之作：“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后人以“以诗为词”评论苏东坡，以“以文为词”评价辛弃疾。因为到了辛弃疾那里，词的语言，无所不包，纵横捭阖，犹如作文。叶嘉莹分析辛词，以其长调中内心盘旋激荡下的“盘旋”“激荡”的艺术美，以及诸如“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此类句读虽断、语气不断的句法为其特色。而辛词的盘旋郁结之姿，在于其“虽然一方面以其英雄豪杰的志意与理念突破了词之内容意境的传统，另一方面更以其英雄豪杰的胆识与手段突破了词之写作艺术的传统，可是就其词之本质言之，却仍能保有词之曲折含蕴的一种特美。”

乡居带湖、铅山时，常有朋友来拜访辛弃疾，一起畅谈宴作。岳飞的孙子岳珂曾在书中记录过当时的情景：“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座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

欢宴有之，然而辛弃疾心中最关切的依然是报国一战，别忘了，他可是被同辈友朋称为伟人，比作周瑜和谢安的人。当辛弃疾晚年再度得蒙皇帝召见时，已经八十岁的诗人陆游特别写诗为其送行，诗中便为其感叹：“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乡居期间，辛弃疾最最盼望的便是陈亮的到访。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当辛弃疾在铅山的新居落成后，便在那里接待了远道而来的陈亮。两人在瓢泉、鹅湖寺围绕国事时局畅谈十日，史称“第二次鹅湖之会”。此时距离首次鹅湖之会已过去13年。

宁宗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逝武夷山，由于卷入“庆元党禁”，当时朱熹不少门人古旧不敢前往吊唁。辛弃疾得知消息后，不但赋词哀悼，而且写下祭文，到武夷山亲自祭吊这位一代大儒。

（本文写作参考《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邓广铭著；《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著；《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著；《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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