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即唐玄宗治下的

天宝十四载，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携十五万大军，以“讨伐逆臣杨国忠”的名义，自范阳起兵反唐，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攻入长安，僭越称帝，国号“大燕”。

此举不仅将整个大唐帝国一分为二，也踏碎了许多人的盛唐梦幻。

仿佛伴随安禄山的铁蹄，所有人都在一夜惊醒，曾经繁荣强盛的大唐，并不如诗人所说的那般伟大，也不再如铁甲雄兵日夜守护的那般牢固，放眼望去，几乎满目疮痍，战火纷飞。

历史上曾有无数的专家学者，日复一日研究这段历史，试图从多种角度去解释安禄山的反唐动机，或者还原当时动乱下的细枝末节，也有无数的历史作者，写了许多关于“安史之乱”的文章，但我今天想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角度，聊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首先，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史料，可谓不胜枚举，而在动乱发生之后的数年内，唐诗也进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唐诗创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但凡忧国忧民的大诗人，都对“安史之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批判与反思，通过诗歌的形式，在记录这段历史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国家和百姓的深深忧虑。

比如李白的《永王东巡歌》，他写：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头一句，李白就感叹，北方的胡虏大肆侵入，致使中原百姓大批南逃，一如当年西晋时的“永嘉之难（乱）”。

（注：永嘉之难，为八王之乱以后，南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的历史大事件，在这场对历史影响极深的动乱中，晋都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被俘虏，大量平民百姓遭到血洗屠杀，整个国家也陷入了一片混乱。而据统计，仅在洛阳遭到刘渊屠杀的无辜百姓，就超过三万人，由于发生在晋怀帝治下的“永嘉三年”，因此史称“永嘉之乱”。）

而李白，正是借用“永嘉之难”，来感叹在“安史之乱”中，同样导致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乃至惨遭杀害。

下一句“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则是李白为永王献策，建议他任用如东晋名臣谢安（字安石）那般的人才来平叛，必定能为君在谈笑间铲除作乱的胡虏。

从这两句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对于尽快平息叛乱的盼望与心系家国的热忱，但也能看到一个隐藏在诗文中的关键点：

四海南奔似永嘉。

通常情况下，人们看到这句诗，也会和李白一样感叹，国家发生战乱，百姓肯定会受苦。

但我深入思考以后，想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

即，透过诗仙李白的这首诗，或是其他文学作者对于“安史之乱”的类似描述，你会发现历史有时候其实是冰冷的。

或者说，是我们透过史书文献看到的历史，有时候也会是冰冷的。

大多数情况下，有着不同色彩的一群人，在各类关于历史的古文中，通常只被冠以“

百姓”或类似的符号，而不会过多的用篇幅去展开描述，或是干脆寥寥几字一笔带过。

我们常识中理解的“百姓”，比如村东头打铁的老王，自幼勤奋，吃苦耐劳，和村西头地主家的傻儿子小李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小李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但这两个不同的人之间，其实是有着共同点，那就是“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不同色彩。”

然而最后这些拥有不同色彩的人，都会汇聚成一个固定的词汇，那就是“百姓”。

而我们现在去看待某段历史，正如“安史之乱”，大多数情况下会先去翻看记录唐朝的正史，了解大概的历史进程，可也仅仅是通过一个很高的视角，从一个很高的层面审视那段历史，比如我们会说唐玄宗晚年如何昏聩，讨论李林甫究竟是奸臣还是忠臣云云。

这些人物我们再怎么熟悉，也是当时的一国之君，是凡尘之上的人物，距离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还是太过遥远，我们很难透过史书记载切身体会到他们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所引起的情绪。

而鲜少有人会从一个普通人，比如长安城东打铁老王的视角，一步步去了解“安史之乱”对他人生，甚至是发生动乱后每一天的影响，即使有，后人也不会过多的去解读。

因此我才说，历史有温度，但有时候其实是冰冷的。

诸如“百姓”，他们来过，停留过，却未曾在历史中留下丝毫痕迹，哪怕个人的色彩再丰富，最终也是淹没于历史的汪洋之中。

再换句话说，那时的很多大文豪或作者，包括我们这些后人，看待当时的历史，视角都很高，高到一种用简单两个字——“百姓”，就能将所有存在过的生命一概而论，这在我看来，难免少了一些人情味儿和烟火气。

在此，我要引用马亲王所写的一段话，我个人对此表示十分赞同。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所谓，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

即使安禄山率领千军万马攻破了长安城，斩杀了一众王公贵族，可到头来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只有百姓从不在乎位高权重，也不在乎高于庙堂之上的争权夺势，他们只在乎今年能否吃得饱，来年能否有收成。

可一旦发生战乱，百姓就不得不抛弃原本赖以为生的田地，从而携家带口的狼狈逃亡，运气好的，可能随着时代大势不断漂泊，最终能找到一处避世的安稳之地，拾起勇气，继续过活。

若运气不好，很可能就在动乱中流离失所，或是与家人失散，或是饿死于逃亡途中，甚至是丧命于纷乱的铁蹄之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从史书中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人物，也能看到帝王的千古奇功，乃至君臣之间的驭人博弈，可是对大时代下的某个小人物，却笔墨甚少，便如李白这般，“四海南奔”，我并非说李白写的诗不好，我没有这个资格，相反诗仙李白的诗无与伦比的伟大与美丽，而我只是借用李白的这首诗，来说明一个问题，对历史了解的越多你就越会发现，“

百姓”作为一个客观群体，在历史大事件中，其实存在着某种“被忽视”的天然特点。

换句话说，并不真实。

因为你无法具体的说出，百姓都是谁，他们姓谁名谁，有着什么样的职业与爱好，邻里关系和不和睦，今年种了多少谷稻，又收获了几斤粮食，对此你一概不知，而在诗人的文字里，或是史书的字里行间，他们或许只是寥寥的几个字，一个总结性的代号，又或许只是为整首诗歌的核心主旨增添悲凉气氛的一行诗文。

可百姓中的每个人，又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们不是空气，不是流水，而是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

这个观点在我的脑海里萌生以后，很快就形成了某种悖论。

一方面，没有人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将“百姓”中每个人的一生完整的记录下来，比如要求史官把天下每一个人的生平全部写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尤其是在全凭手写完成信息记录的年代。

可是反过来说，我们看到的史料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记录某一件大事，某一个或某几个重要人物，而对那些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普通百姓，相比较而言记载要更少。

我想，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冰冷”。

因为就历史本身而言，是没有感情的，它不是人，不是生命体，它只是一段横跨空间与时间的客观事件，你不会具体观测到它的存在，它也不会与你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交流，可它却始终客观存在着，而我们每个人也无时无刻不在历史当中。

另一方面，在物质演化的过程中，历史又被人为的赋予了意义。

从而产生了意义与价值，有了温度。

当然这种温度不是一层不变的，这取决于你站在何种角度去感受，比如我刚才引用李白所作的诗，从诗中我们不难发现，李白是站在国家这边，怀抱大义，想要尽快为天下百姓平息叛乱，那么李白看待当时所处的历史，本身就带着一股热情。

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角度，翻开记录“安史之乱”的笔记，就不难发现更多有趣的细节，也能从中体会到不一样的“历史温度”。

以《开元天宝遗事》为例，此书记录了唐开元与天宝年间众多逸闻遗事，有着许多可供研究的宝贵历史材料，但其中针对“安史之乱”，作者王仁裕却写到：

明皇遭禄山之乱，銮舆西幸。禁中枯松复生，枝叶葱蒨，宛若新植者。后肃宗平内难，重兴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诬矣。

这段描述初看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深入解读过后，就会发现不同的信息。

首先原文大意为：唐明皇，即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西幸，而皇宫中竟出现“枯松枝叶复生”这种神奇景观，作者以此表达国运将如枯木再生，叛乱很快就会平息。

（注：唐明皇：即唐玄宗，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称“唐明皇”。）

更深一层的意思为，在作者的眼里，安史之乱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军事动乱，玄宗逃到四川也不过是“西幸”，即巡幸之举（巡视），继而在宫中出现“枯松复生”这类祥兆，说明这场普通的军事动乱立马就会过去，大可不必担心。

这段描述充分表明了作者对于“安史之乱”的认识不足，首先王仁裕并未想到，“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对大唐整个国运，乃至往后百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堪称是唐朝最大的历史转折点之一。

其次，也反映出浓重的迷信思想，竟然将一朝国运，以及臣子反叛与超自然现象相联系，或者说他对“安史之乱”的严重程度，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这种类似的描述，同样出现在《开元天宝遗事》之中，比如：

武库中刀枪自鸣，识者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之乱，大驾西幸之应也。

又比如：

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有禄山之乱……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时议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从这些简短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将安史之乱的发生，与“武库中刀剑自鸣，宫中嫔妃化泪妆，唐皇荒淫作乐”相联系，认为这些事情都是“不祥之兆”，后来果然由此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

仅凭此类描述我们就能看出，将一朝之祸，全部归结于迷信现象之上，乃至用帝王的荒淫作乐，说明“安史之乱”发生的必然性，未免显得太过荒唐。

再进一步，我们就能感受到王仁裕视角下的历史温度，其他的事情我不敢断言，只针对“安史之乱”这一件事，如上的记载难免显得有些冷漠。

与李白心怀的热情相比，我也只能感叹一句，怪不得李白是李白。

归根结底，出现不同的历史温度，其实也是一个视角的问题，每个人看到的历史，与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角度都有关，但人与人的位置和角度又都不同，所以自然就会产生差异。

而后人看待历史，难免都会从主观层面出发，站在上帝视角去审视整个时间尺度发生的重大事件，最终通过一些脉络还原当时的情景，但具体到某个小人物，或者某个坐在长安城里本想看灯笼点亮，却不小心看到皇宫爆炸的普通小贩，则不会引起我们过多的注意。

但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看到皇帝被赶出皇宫会觉得很有兴趣，而对历史上，那些从未出现在任何史料中的张三李四们，却不愿付出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试图了解。

我曾经很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试图找到一个答案，如果你把流传千古的历史事件，看作是历史金字塔最上层的耀眼明珠，那么支撑这座金字塔高高耸起的基石，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他们无比重要，不能缺少，可是站在上帝视角向下俯瞰，第一眼肯定是被金字塔顶端闪耀的明珠所吸引，下方的基石再多，支撑的再牢稳，你也不会对其有太多兴趣，因为一眼扫过去，远不如顶层的明珠那般耀眼。

正如“安史之乱”中“四海南奔”的百姓们，翻开与“安史之乱”相关的众多史料，很多都是在写安禄山如何从一介小卒平步青云，如何当上节度使从而招兵买马，唐玄宗又是怎么逃离的长安，杨贵妃又是怎么被赐死，陈玄礼又是如何以反叛逼迫唐玄宗，诸如此类，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那些史书里记载了他们的一生，还有经历的荣耀与屈辱，但对于“百姓”这一群体，却从不会展开来说，这时常会让人感觉历史没有温度，史书也是冷的，它不会过多关照基层的穷苦大众，也不会具体到某个小人物身上，用足够多的篇章，以这个小人物的视角来看待那段历史。

但反过来说，每一个小人物也组成了这段历史，而历史二字，不过是我们人类为这段时间尺度做出的一个定义，在客观的物理世界中，它不过是时间与空间相组成的一段能量，人在其中就像流动的水，在这个由时间与空间组成的世界里，人们有着不同的目的地，不同的行为与想法，以及不同的情绪。

正是这些拥有不同色彩的人，组成了那段完整的历史，每个人都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哪怕作用微乎其微，就像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原子，即使你看不到，但也并不能否定原子的存在与意义。

最后，我相信只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发掘，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发现，感受到不一样的历史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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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李白·《永王东巡歌》：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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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开元天宝遗事》：

武库中刀枪自鸣，识者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之乱，大驾西幸之应也。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有禄山之乱……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时议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