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陶淵明是中國古代的偉大詩人，在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與深遠的影響。《陶淵明經緯》全書嘗試以考據、義理、辭章三法對其生平、思想及藝術創作展開比較全面的研究。考據方面，維持《宋書》淵明卒年舊說，重新討論淵明寒素身份，考證其里居、隱居，勘定《停雲》《連雨獨飲》《飲酒二十首》等詩中長期聚訟的異文。義理方面，闡述淵明生平為己之學及治學方法，揭示其“神辨自然”生命觀的哲學內蘊及思想史地位。辭章方面，抉發其文論意蘊，揭示陶詩中的文質兩體、形影神三境界，討論其辭賦散文的藝術，在對漢魏詩體的整體把握中研究陶詩的各種類型，指出陶詩的“承”與“創”。外篇主要研究從南朝到宋代陶詩的評論、影響與接受的歷史。其中對南朝陶詩影響事實的鉤沉、唐代士風與盛中唐之際陶詩接受風氣的轉變、宋代蘇黃等家論陶的綱領性影響、宋代在陶學歷史上的開拓性地位等研究，都在前賢時秀之論的基礎上有新的探討。
陶淵明研究雖然不能與魯迅研究、《紅樓夢》研究相比，甚至很可能也不能與杜甫研究相比，成果也說不上汗牛充棟，但還是夥矣沉沉。
據多年致力於陶學史的吳雲先生統計，從1978年到20世紀末，有關陶淵明研究的論文1300餘篇、專著44部。當然據吳先生說這是百年陶學四個階段中最為繁榮的時期。（吳雲《百年陶學史》）我於1990年在《求索》雜誌上發表了《矛盾與和諧——陶淵明詩歌中的一重關係》的論文，初步形成自己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的一些基本看法，此後在多部有關魏晉南北朝詩歌的專著中繼續展開對陶淵明的論述，並發表了專題論文，應中華書局之請撰寫並出版《陶淵明傳》，但自問仍然不能算是陶淵明研究專家。我的陶淵明研究，可能也包括我的黃庭堅研究、李白研究等，如果說有什麼不同於其他研究者，尤其是不同於專門研究者的研究的地方，也許在於通的一方面。當然我也不能自詡為通家。其實，是不是專家，算不算通家，並不重要，也沒有標準。我更願意將自己定位於陶淵明的服膺者，或者說是學習者。我服膺過不少古人，尤其是蘇軾、黃庭堅兩家。但是蘇、黃的那種遊戲於萬類，甚至可以說帶有天才機智，是我很缺乏的精神氣質。所以，我每覺與陶公最親。
吳雲先生曾用“骨骾處世”來概括陶淵明，這或許有他自己的人生體驗在內，我覺得或許陶淵明真的可稱“骨骾”，儘管這勁頭與人們心目中魏晉名士陶淵明相處甚遠。如果人們真的認識到他的“骨骾”，也許就沒有那麼多人喜歡他了。
我自己每談陶淵明，或在講座，或在課堂，常忍不住說：陶淵明是很認真的人，陶淵明的特點就在踐履實行。聽的人幾乎沒有什麼反應。也許吳雲先生說的“骨骾”，我說的“認真”，都不是對陶淵明最合適的概括。當然，我們不否認人們一向強調的陶淵明的自然、平淡，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簡傲風流。但是即使在這些方面，比如“自然”這樣一種觀念上，陶淵明也是十分認真的。他是一個思想深邃的人，並且是極具思辨力量的人，只不過他的思辨不像嵇康那樣表現出一種哲學的邏輯。他是用生命本身、生活本身來思辨的人。其實我說的陶淵明的“認真”，就是這樣一些意思。因為他把一切都看得很真，把當時流行的這種自然的思想與行為方式也看得很真，才會發生他與那個時代的主流的名士文化、華麗風格的格格不入。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排斥那種文化，他只是思辨地接受了那種文化，無疑是提高了它的精神。所以，到了最後，我們又覺得他才是魏晉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這裡面的否定之否定，真是不易說清的邏輯。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元好問），陶淵明經常希望自己從那個時代超越出來，升到三代以前的羲皇之世，但運用我們今天用得有些庸俗了的辯證法來看，難道這不正是他對那個時代所產生的精神嚮往？每到此時，我又覺得所謂學術研究，就像是開鑿混沌。但混沌難清，往往剛一清晰了，又會回到混沌狀態。
雖然我自問不是陶淵明研究的專家，但本書卻努力以“專學之學”的研究方式來探討陶淵明。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是我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學術研究時，關注的主要是作家與作品，當時尚沒有能力提出有關文學史的整體性的、長時段的看法。進入魏晉南北朝詩歌研究以後，就更多轉向斷代的研究方式，相關專著與論文，也多著眼於斷代、通代的，並且以問題為主。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又多集中在單個作家及作品方面。二是《陶淵明傳》的撰寫，讓我不得不對他做比較全面的闡述，尤其是不能不以考證事實為基本出發點。《陶淵明傳》基本上體現了我對陶淵明人生與藝術的理解，在實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但受傳記體例的限制，尤其是受自己在陶學方面“學程”的限制，此書在義理、辭章、考據三方面，都留下了很多空間，當然也是很多不足。所以，這本《陶淵明經緯》，我個人覺得是《陶淵明傳》的續篇。但兩書之間，還是有相互補充的關係的。
至於本書所設計的義理、辭章、考據三方面，我覺得考據雖難，但深入調查史料總能提出一些看法，甚至能解決一些長期存在糾紛的問題。義理的深度雖然不可底及，但經過覃思，也能觸及一些本質。最難的反而是自以為較有能力的辭章研究，很難提出特別有新意的看法。在這方面，我認為一定要回歸古人，然後再運用現代的美學與藝術分析的方法。不但在陶淵明研究方面，在整個古代文學研究方面，這都是一個需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本書的“外篇”中“宋代詩人對陶詩藝術的闡述與接受”一節，著重於介紹宋代詩人對陶詩藝術的分析，他們在自然的宗旨下對陶詩藝術所做的辯證分析，我認為迄今為止仍代表陶詩美學研究的高度。同樣，我認為宋人對陶淵明的實證研究，也直接引出現代意義的陶學，但在實踐中再現陶詩藝術上的成功，恐怕仍得讓唐代詩人居其首功。
閱讀更多 浙江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