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五柳先生”的陶淵明可以稱得上是逸詩人的鼻祖，他秉承著柔、淡、雅的隱逸文化風格，對田園生活有著特別的嚮往。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寄情山水，超凡脫俗的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泊名利，恬靜自然的藝術風格。那麼就結合詩歌對陶淵明的歸隱作一個探討。
一、本性驅使他歸隱
讀過陶淵明詩的朋友也許就會發現，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徵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仕宦生活本身就不符合陶淵明的本性。如他在《歸去來兮辭》中十分坦誠的講了自己就任縣令，只是為了生計，最後的辭職則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得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意違心的去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
在《歸園田居》中又有：“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就將自己對仕途的厭惡溢於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最終選擇了辭職歸隱，徹底的拋離了塵雜繁事，一頭扎進深了山裡。
二、社會現實造就他歸隱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然最後選擇了辭職歸隱，但他少壯時，卻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
在《飲酒》、《雜詩》中他曾說過：“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可見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有要歸隱的想法，出生在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的他也曾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但是他處在東晉末年那個動盪的社會：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地引起血腥的殺戮和殘忍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給社會上層造成了嚴重的不安全感。這讓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
而且，在這種權利爭奪中，一切卑汙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承真純的陶淵明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原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徹底歸隱這三十年，陶淵明一直處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鬥爭中。如他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感嘆：
“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
詩中蘊含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哀，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隱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願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於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
自從歸隱之後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走出來的公子哥，可不是一把農耕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苦付出，卻換來了“草盛豆苗稀”的結果，最終也沒能過上富足的小康生活。
義熙四年的一場大火更是將他全家燒的一絲不剩，這年夏天，詩人正洋溢在“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的生活裡，不料被這場無情的大火全部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戚朋友接濟，沒過幾年，便在飢餓和疾病的纏繞下悄然的離開了這個世界。
總的來說，他的歸隱生活並沒有讓他得到物質上的富足，但是在陶淵明看來，內心的純淨，做事無愧於人性才是真正的享受，既然無法改變這個世界，那就潔身自好，做好自己。而現實中的我們又有幾個人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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