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波尔·杜美被害真相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波尔·杜美

法国总统遇刺身亡

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5月6日的巴黎。事前，法国总统波尔·杜美应邀来到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的别墅，那里正在举办募捐展览会，出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家的书籍。展览会的主办者希望法国总统慷慨解囊，而实际上，总统刚一进门就开始掏钱包。

此时，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魁梧，穿着灰色的、不合时令的冬大衣的男子挤过人群，到了总统跟前。突然，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把手枪，对准总统射出了所有的子弹。

人们将罪犯捆起来并进行了毒打，他没有反抗。全身是血，脸被打得肿胀，送进了警察局。脑部受了致命伤的杜美被送进了医院，他在那儿苦熬了两天，5月8日早晨逝世。

临死前，他苏醒了过来，并轻声地说：“为什么伤害我？我没对任何人做过坏事呀！”

作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他几乎是一个纯粹装饰性的大人物，他的角色主要是会见重要人物，进行纯礼仪性的交往，他能娴熟地处理这些事务。他是中产阶级出身，胸前插着不褪色的石竹花，留着典型的有产者的发型。他曾当过议员和部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4个儿子，一年前以大比分战胜竞选对手当上总统。

凶手的名字很快就弄清楚了：向总统开枪的人，是俄罗斯侨民帕维尔·戈尔古洛夫，出生于1895年6月29日，是库班的一个镇——拉宾斯卡娅的哥萨克。

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个记事本。在第一页他写着一段话：“俄罗斯法西斯战士首脑、杀死法国总统的医生戈尔古洛夫回忆录”。

有关凶手的真实身份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戈尔古洛夫完全是一个疯子；第二种说法是，他是一个苏联内务部的间谍。每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知道，在准备签署苏法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夕，苏联派刺客杀害法国总统是完全不可能的。

报纸成了传播各种传闻和揭秘性消息的真正旋涡，政党和百姓把戈尔古洛夫事件炒作成了一个烫手的土豆。库班的哥萨克们声明不知道什么戈尔古洛夫，并说这个姓完全是亚美尼亚人的。

亚美尼亚人愤怒地驳斥这种说法，并立即声明，一个名叫帕维尔·戈尔古洛夫的人确实在拉宾斯卡亚镇住过，但好像在国内战争时期就被红军枪毙了。这个假戈尔古洛夫是苏联派来的一个犹太人间谍，还是一个共济会员，他的主要目标是损害俄罗斯侨民的声誉。

有人甚至还找到了一个证人，他在照片上似乎认出这个外号叫蒙戈尔的人是罗斯托夫的契卡人员。

但在戈尔古洛夫被揍得鼻青脸肿难以辨认的照片上，那个人可以说成是任何人。由于命运的嘲弄，这个想博取世界级名声的人连一张自己的照片也没有留下来。

“破坏机器”

关于这是苏联密谋的说法被一则消息彻底推翻。戈尔古洛夫刚从摩纳哥来到巴黎，妻子留在摩纳哥。他不隐瞒自己的摩纳哥地址，甚至什么也没有隐瞒。相反，他乐意谈论关于自己的很多事情，关于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行为动机。说实话，从他的谈话中悟出些东西是困难的。

警察顺利查明，凶手自认为是“俄罗斯绿色纳粹党”的首领，人们从他的口袋里找出了党纲。这份文件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这个被捕的人简直“满嘴跑火车”。

这个党纲说，必须以任何方法挑起世界大战，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把政权交给俄罗斯“绿党”。领导未来“全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自然是戈尔古洛夫——“伟大的绿党独裁者”。

该党纲详细描述了未来共和国的制度、国旗、甚至“绿党近卫军”的服装。戈尔古洛夫打算依靠某些拥有巨大破坏力的“便携机器”夺取政权。这些机器似乎由绿党独裁者本人发明，到事发时仍严格保密。

令人惊奇的是，戈尔古洛夫明显不正常的心情，在俄罗斯侨民活动家中并没有产生，尽管戈尔古洛夫早就向他们公开了自己的党纲。亲法西斯的“大俄罗斯联盟”首脑雅科夫列夫读过它后，差点奇怪起来，只问了一句，为什么纲领中忽视了教会的作用。雅科夫列夫回忆说：“根据戈尔古洛夫前言不搭后语的答词，我明白了，他是一个间谍，我终止了和他的所有来往。”

流亡在巴黎的俄罗斯人已习惯于争吵，但让一个俄罗斯侨民杀死一个法国人，而且是共和国总统、一个受人尊敬的老人，战斗英雄的父亲，在他们看来甚至不可想象。

法国议会中的急性子议员们甚至要求立即把所有的斯拉夫人驱逐出国。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分子流亡在法国受到法国的庇护。俄罗斯侨民们真诚地感谢收留他们的法国。他们简直无地自容，一些人几个星期没有出门。但法国人证明了自己民族的善良的声誉：当局没有对俄国侨民采取任何敌对措施。

戈尔古洛夫本人在监室中依然继续积极地、郑重地说自己杀人的动机，依旧说得极端混乱。按照他的说法，他丝毫不反对杜美，杜美成为被刺杀的目标是因为他是法国首脑，法国与布尔什维克做生意进而正在导致自己和全世界的毁灭。

另一次，戈尔古洛夫声明说：“我已经杀了两个总统。”然后又承认说，只是还打算刺杀德国总统兴登堡和捷克总统马沙利克。

原来，戈尔古洛夫在捷克生活过，1921年他进入布拉格的俄罗斯大学医学系，学了5年后，得到了妇科医师证书。以后他想行医，骗过患者，私下给人非法堕胎，最后被取消了行医许可证。他本人也被查出得了梅毒，由于强奸和非法堕胎他面临受审的威胁，于是被迫从捷克出逃。在捷克，戈尔古洛夫企图加入激进一些的政党，但没有成功。

他在俄罗斯留下个合法妻子，又娶了捷克村妇，挥霍了她的嫁妆。在家庭生活中，戈尔古洛夫恣意妄为，常将妻子绑在床上毒打。在与邻居的交谈中，他妻子自称为“白奴”。

后来，戈尔古洛夫抛弃了她，搞了另一个捷克姑娘。这个两米高的年轻人有张表情凶恶的脸庞，大概他有某种吸引女人的东西——两个被抛弃的捷克妻子在侦查人员面前袒护他，忘记了他的嘲弄，感激地回忆他，尽管她们也承认，他不正常。

租给他房子的人都指出了戈尔古洛夫的古怪行为。他们说，这个不正常的俄罗斯人有砸毁或扔出全部家具和按“斯巴达克”方式睡觉的习惯，睡在地板上，脸对着门，拿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

戈尔古洛夫是纳粹思想的狂热追随者，并且想把这些思想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来。他曾到过柏林，并力图参加德国军队，但他不是雅利安人，遭到拒绝。那时，戈尔古洛夫创建自己的被称为“绿党”的政党（绿不具有任何生态意义），该党只有三名成员，包括其创始者。该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绿林兄弟”（指农民）的起义推翻布尔什维克主义。

帕维尔·布雷德

迁到法国后，戈尔古洛夫又娶了一位30岁的瑞士女——安娜，他又带她迁到了摩纳哥。她像他以前的所有妻子一样，盲目地爱着这个怪人。她不多的嫁妆用来出版戈尔古洛夫的各种作品。

布拉格和巴黎的俄罗斯出版家很少有人没收到过他厚厚的小说、诗歌、剧作手稿，戈尔古洛夫坚决请求出版他的《为了从布尔什维克主义手中拯救祖国》一书。

当出版家们拒绝了他后，戈尔古洛夫自费，确切地说用妻子的钱出书。他为自己选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假名帕维尔·布雷德。如果法国总统不被杀掉，帕维尔的手稿也不会出版。当侦查和审理正在进行的时候，他的书《粗鲁人的生活秘密》立即被编辑出版了。

戈尔古洛夫写前言时，已经蹲在监狱里了。举他作品中的一个例子：“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所有俄罗斯来的东西都散发着粗鲁的气息。我们百姓是粗鲁人，俄罗斯人。我们百姓强而有力并且勇敢。我们想翻天。哎，如何推翻旧世界呢？谁愿意在旧世界下生活？啊，亲爱的，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就要结束了。临别时只想加上自己的一段小小格言：紫罗兰终将战胜小机器。”紫罗兰暗指俄罗斯，小机器指西方。

审判凶手的法庭于1932年6月25日开庭，诉讼程序在当时造成世界性的轰动。被告人哀求暂缓判决，直到他能见到已怀孕妻子的族人，并看到新生的儿子为止。

他的声明越来越狂妄。他自称为“帝国阴谋的牺牲品”，同时又说要求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他承认热爱法国并责备其当局。他不断地鼓噪自己的思想，企图宣读诗作或者援引自己的“绿色福音书”。戈尔古洛夫声明，刺杀法国总统杜美的意图是使“小机器”（西方）反对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紫罗兰”（俄罗斯）。

德雷福斯法官问被告人：“难道为了这个，就需要杀死法国总统吗？你大概清楚，波尔·杜美公民在战争中失去了4个儿子。”

戈尔古洛夫声明说，“我杀的不是公民波尔·杜美，而是法国总统波尔·杜美。你们全都睡着了，不明白明天布尔什维克就要夺取欧洲吗！需要一场大战，否则不能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听我的话吧，法国！听我的话吧，法国！”他喊叫说。他又照例开始了充满激情的演讲，开始曲通常是这样的：“噢，记住我的话吧，法国……”

他自称是一亿八千万俄罗斯农民的代表，并认为谁也不能审判他，即使是法官——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不能审判他。

法庭详细地研究了关于刺杀事件的各种不同说法的亲苏和反苏倾向。最后法庭作出判断：戈尔古洛夫是个狂人，但不至于丧失理智到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程度。

9月14日，陪审员们一致判处帕维尔·戈尔古洛夫死刑。他的辩护人哭了，并且相信，一个疯子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被判死刑。

1932年9月15日早晨，帕维尔·戈尔古洛夫被处死。临上断头台前，他唱着“华沙起义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