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杨成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斗争，既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战争。它的最后胜利，不仅谱写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赢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完全胜利的光辉篇章，而且也有力地支援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人民就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斗争，终于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地区是日本侵略者重点防范的地区，关东军的大本营就驻扎在东北。因此，东北的抗日救亡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他们以血肉之躯抗击着日寇的枪林弹雨。
四方台镇位于龙江腹地、诺敏河畔，是北林区所辖的最大集镇，交通发达，自然景色优美，是绥化市北部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是“呼海”（呼兰——海伦）铁路线上的一个重镇，是北林区（原绥化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方，也是当时绥化反日斗争的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各地爱国志士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四方台人民在中共四方台特别党支部以及其它抗日组织的带领下，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1931年10月10日，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以张适为书记的四方台特别党支部委员会成立。成立后，以开明绅土姜鹏博（姜鸿章）开办的“私立博文小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同时，为扩大抗日影响，将1930年成立的“反帝大同盟”改为“反日会”，并以该组织名义，发出了“告同胞书”，号召广大人民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参加抗日斗争。由于反日会组织宗旨更明确，任务更迫切，激起了广大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深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南至秦家站，北至克音河车站都很快成立了反日会组织。
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从哈尔滨沿着呼海铁路线向北进攻，由于四方台地理位置重要，也驻扎了日军。四方台特别党支部在满洲省委的指示下，经过广泛深入工作，并利用姜鹏博在社会上的名望，在四方台组织抗日义勇军，参加义勇军的有博文小学校老师、年龄较大的学生、铁路工人、农民共200多人，姜鹏博任队长，梁道静（四方台特别党支部委员）任副队长，张适任参谋长。这支队伍在四方台以北的克音河、绥棱、海伦、拜泉一带转战半年多，多次给敌人有力打击。曾在望奎与四方台交界处与日军激战，击落一架日本飞机，缴获一挺机枪。
1932年秋，各路义勇军对盘踞在四方台的日本驻军进行了一次夜袭，击毙一名日本军官，击伤数名日本士兵，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炸毁了被日军占领的一段铁路。后来，由于日军不断讨伐，队伍给养困难，特别党支部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四方台特别党支部组织的以四方台为中心的反日活动，推动了绥化县的反日斗争。同时在绥化、海伦、望奎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组建各种抗日武装做了许多工作，虽未达到统一领导的目的，但把一些小股分散的爱国力量引上了抗日的道路。
1933年3月，张适调离后，四方台特别党支部又在张冠英（特别党支部委员）的领导下，坚持秘密抗日活动。
1934年春，在日本侵略者的大讨伐大检举中，四方台特别党支部遭到破坏，但是原特别党支部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日骨干人员，分散潜伏在工人、农民中间，仍然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1935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张克明在长春军事情报组工作期间，失去组织联系后，来到四方台欢喜岭屯，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一方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一方面搜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后来，张克明与曾和张适组织过抗日义勇军的姜鹏博相识，从姜鹏博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张适发展党员的情况，并逐步与一些党员建立了联系。在此基础上，先后发展10多名抗日骨干人员，又通过这些人员在四方台、秦家、张维火车站及附近农村吸收了几十名爱国青年，张克明觉得时机成熟，组建了四方台抗日救国会。
四方台抗日救国会成立后，非常注重搜集有关日军活动情况、战争局势的情报。他们避开日电台干扰和日本人监视，组织人员收听“反轴心”电台，掌握战局情况，并把得到的情报及时向外界传播，为鼓舞中国人的士气、涣散日本人的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4月，美国轰炸机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三个城市，日本海、空军精锐部队又在“中途岛”惨败。抗日救国会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组织印制传单，大部分通过邮局寄给日本官吏的家属及开拓团农民（大多是通过火车司机在东北各大城市邮递、散发的）。另外，还通过抗日救国会员“口头风传”的形式，广为传播。
同时，抗日救国会派地下骨干人员张光（女）到日本人经办的“蒙古姑娘纺羊毛线”训练班，以学习为掩护，通过蒙古姑娘，获得了许多有关蒙古的情报。后来，又派张光潜伏在我省泰来县，侧重搜集蒙古情报（这是军事情报组的一项工作），四方台抗日救国会还积极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向四方台迁来的很多朝鲜人强征诺敏河沿岸的稻田。开始时，被占了土地的农民只是敢怒不敢言。面对这种情况，四方台抗日救国会积极发动组织农民，揭露日本人侵占土地的阴谋，并号召广大农民起来进行斗争。日本采取一边夺一边挖引水壕的办法，抗日救国会会员则鼓动“男女老幼齐上阵”，采取“你在前边挖，我在后边填平”的手段开展斗争。日本人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怕引起事件，被迫拿出大量的钱赔偿了农民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推迟了一年耕种期，阻碍了敌人的粮食生产。这场反侵占土地斗争的胜利，使农民的觉悟提高了，懂得了团结起来能够战胜日本鬼子的道理。
随着抗日救国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到1942年,四方台抗日救国会已拥有了一支20多人的武装队伍，也称地下游击队。他们不断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日军军车，与日本人进行不懈的斗争。
1942年夏，日德勾结，企图实行东西两线夹攻苏联的战略阴谋。日本侵略者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公开向黑龙江沿岸运兵，东北处于大战前的恐怖之中，而日本人更加疯狂向民间掠夺各种军用物资和抓劳工。这样，激起了滨北和北黑两线的广大铁路工人的义愤，他们纷纷自发地起来破坏敌人的军用列车（劳工车、食品车）。利用这一时机， 四方台以及各站的铁路抗日教国会员不断地对日军军车进行行破坏，特别是着重组织铁路装卸工人搞合法的怠工，拖延装、卸车的时间，并利用种种自然条件，造成技术故障，破怀列车运行。如：制造燃油捣毁瓜果、菜、物，放置死鼠等，还利用夜间给被抓劳工创造逃跑的机会。另外，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以少报多、以次充好、拖欠等办法破坏和阻挠各项军征工作。
1942年秋，日本侵略者为增援关内以及太平洋战争，从北黑线向南秘密运送军用物资。四方台抗日救国会得到情报并核实后，决定破坏敌人的军运计划，并成立了由抗日救国骨干人员张明仁为组长、孔宪春、张文治为组员的铁路行动三人领导小组。
夏末秋初的一天，潜伏在绥棱火车站的张明仁把有日本列货车通过四方台这一情报，立即按约定的暗语，用铁路内部电话通知给潜伏在四方台站的孔宪春和张文治。他们接到情报后，立即到达早已选定的破坏地点——张维屯管区的四方台弯道处进行技术性破坏，致使日本货车在弯道处全部脱轨，毁掉车厢20余节，运输中断数十小时，重创了敌人。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红了眼，调查了很久，但没有找出破坏痕迹，最后只好认定为路基有隐患而造成的事故。后来，铁路行动小组又通过其他抗日救国会员，进行了许多敌人难以认定的破坏活动，有力地破坏了敌人的军运计划，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日本败局已定，可是日本人在电台、报纸上还在叫嚣“本土决战，一亿玉碎”。据此看来，战局有延长之势。张克明等人做好了迎接延长战争的准备。于7月中旬，四方台抗日救国会的骨干30多人携带枪支，秘密集中到四方台南诺敏河岸柳条通里。由各游击小组分别进行军事训练，等待时机攻占四方台伪警察署，拉起队伍打游击。这部分武装力量一直保存到日本投降，并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此外，1942年秋，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队长孙国栋率领的小部队主要活动于诺敏河北岸四方台村李殿珍屯一带，在广泛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建了有10儿人参加的海云官抗日救国会，屯长孙定华为会长。这个教国会在宣传抗日政策、搜集敌人情报、为抗联筹集物资打击小股敌人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活动比较频繁，影响较大。
朗朗乾坤，青山常在。四方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四方台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后人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要时刻铭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地生活在阳光下，这一切都是先辈们用血肉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先辈们的英姿和精神，必定像青山一样伫立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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