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相信未來，日子總會越來越好！最新研究發現，五年間中國人群PM2.5暴露水平下降32%。減排是主導因素。
相似改變，也發生在金融領域。據銀保監會官網統計，截至2019年上半年銀監繫統累計罰金4.37億，較2018年上半年的13億縮減66%。強監管作用，功不可沒。
遺憾的是，大好形勢下總有個例攪局者。比如浙商銀行與廣發銀行的種種槽點表現，顯得格格不入。如何摒棄累贅，輕裝上陣呢？
歷史記載，戰國時期，秦國軍隊捨棄厚重盔甲，以速度兵器取勝。即使不敵，也可迅速逃走，最終戰勝六國。
某種程度講，企業備戰資本市場也需類似的卸“累贅”戰略。
聚焦銀行業，合規經營是根本底線，也是資本衡量企業成長性、健康度的重要標誌。
這對頻吃罰單，又渴望登錄資本市場的浙商銀行、廣發銀行來說，並不是好消息。
伸手要錢的姿態
2019年11月14日，作為年內第三家從港股迴歸A股的銀行---浙商銀行正式啟動申購。
公開資料顯示，浙商銀行是國內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2016年3月，曾成功登陸港股市場。
2017年財報顯示，受業務規模持續擴張影響。截止同年年末，浙商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僅 8.29%，同比下降 0.99 %，臨近監管紅線。
在此背景下，2018年6月29日晚間，浙商銀行向證監會報送A股招股說明書，擬登陸上交所，首次公開發行不超44.9億股，佔發行後總股本的20%，募集資金將用於充實該行核心一級資本。
問題在於，上市這碗飯也並不好吃。向資本市場伸手“要錢”，必然要樹立令人信任的健康成長形象。
於是，浙商銀行頭上那頂“罰單大戶”的帽子，格外刺眼。
屢吃罰單
2019年7月9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湖北監管局發佈行政處罰信息，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漢分行因貸後管理不盡職導致信貸資金迴流至借款人，被罰款20萬元人民幣。
相比小額罰金，時間的敏感性更值關注:距離浙江省第九巡視組通報，剛過不到10天。
2019年6月30日，浙江省第九巡視組向浙商銀行通報巡視情況。主要發現該行黨性觀念不強，“三重一大”制度不夠健全，大額裝修資金使用把控不嚴，人才儲備不足，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夠徹底，多家分行規矩意識較為淡薄，部分違規違紀時有發生。
上述批評，單從業務層面看，就有足夠依據。
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至2019年10月底，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浙商銀行收到的罰單總金額超過7000萬元。其中2018年-2019年尤甚。
2018年以來，浙商銀行似乎進入被罰高峰期。
2018年初，因辦理無真實貿易背景的表外業務等，浙商銀行濟南分行被罰款70萬元；
2018年5月，浙商銀行湖北分行因“未嚴格審查貿易背景真實性開立遠期信用證，導致企業利用增值稅發票環節套取銀行信用”，被銀保監會湖北監管局罰款50萬元；
2018年9月，浙商銀行北京分行因“以流動資金貸款的形式發放項目前期建設及拆遷款”，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被罰款20萬元；
2018年9月27日，因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及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浙商銀行樂山分行被中國人民銀行樂山市中心支行罰款20萬元，相關人員罰款1萬元；
2018年11月，浙商銀行濰坊分行因“未按照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的違規行為”被中國人民銀行濰坊市中心支行罰款20萬元；同月，浙商銀行湖州分行又因“貸款資金流入股市、向不符合條件的借款人發放貸款”被罰款80萬元。
其中，最知名、同時也是性質最嚴重的，莫過於2018年12月的“理財違規事件”。
該月，堪稱銀保監會的“亮劍”之月，一口氣對6家銀行開出罰單，罰金合計1.563億元。其中，浙商銀行被罰5550萬元，原因為存在七項理財違規行為，成為最大受罰者。
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浙商銀行近三年來，首次因理財違規被罰，罰款金額超近三年處罰金額之和 。佔據2016年至今總罰單額的76%。
據銀保監會處罰信息顯示，浙商銀行涉及的七項理財違規行為包括：一、投資同業理財產品未盡職審查；二、為客戶繳交土地出讓金提供理財資金融資；三、投資非保本理財產品違規接受回購承諾；四、理財產品銷售文本使用誤導性語言；五、個人理財資金違規投資；六、理財產品相互交易，業務風險隔離不到位；七為非保本理財產品提供保本承諾。
眾所周知，理財業務一直是銀行違規操作重災區。原銀監會在年初發布的2018年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要點中指出，將同業、理財、表外等業務及影子銀行作為2018年整治重點。
同時，2018年的資管新規中，針對打破剛兌、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嚴控非標等問題的重視，以及此後發佈的理財新規、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等對銀行理財的監管要求，及銀行理財子公司的開設進行細化和明確。上述政策意味著監管層對理財亂象的重視，以及打擊亂象的決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認為，如此密集地處罰體現了監管層“開正門、堵偏門”的態度。所謂的“開正門”即機構要重規範、守規矩;“堵偏門”即機構不違法、防風險。董希淼表示，加強對銀行理財業務、同業業務的監管，整體上有利於理財業務健康平穩發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協創中心研究員李虹表示，當前監管部門對銀行的監管越來越嚴格，在金融業去槓桿以及防風險的大背景下，銀監會對銀行違規作出行政處罰是理所應當的。
遺憾的是，2018年的頻頻被罰，似乎並沒為浙商銀行敲響足夠警鐘，2019年這種違規節奏仍在延續。
2019年初，因存在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等四類違法行為，浙商銀行北京分行共被罰沒190萬元。處罰日期均為2月13日。
細分來看，因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被處以135萬元罰款；未按規定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處以40萬元罰款。
2019年6月28日，寧波銀保監局消息，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分行存在房地產授信業務管理不審慎。被罰50萬元。
簡單梳理，可以發現，浙商銀行的違規問題呈多維度、細分點態勢。甚至有重複犯錯，罰而再犯的情況，凸顯其風控、品控能力不足，相應管理及體系制度有待提升優化。
這一點，從其多起踩雷事件中，也能看出端倪。
頻頻踩雷
新光控股，輝山乳業、樂視網、中城建、盾安控股，拿出任意一家公司，都足夠讓投資者、債主們頭疼不已。
不幸的是，這些知名大“雷”，都被浙商銀行踩中了。
先來看新光控股，從目前所公開信息看，在銀行系債權人中，浙商銀行涉及金額最高，該行申報貸款+股票質押+持有債券的總金額為23.21億元。
樂視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2018年8月6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佈民事裁定書，請求依法凍結賈躍亭及旗下樂視體育、樂視控股、廈門章魚互動等公司共2.06億元資產。
有媒體報道，2015年7月、9月、10月、12月和2016年4月，浙商銀行分別做了5筆樂視網的股票質押項目，分別為10億元、5.5億元、10億元、8億元、5億元，其中4筆已正常結清，剩餘的本金餘額約8億元。
此外，中城建債券違約、輝山乳業股價大跌、盾安控股債務問題等。也讓浙商銀行吃了大虧。
有媒體報道，在上述三起重大事件中，涉及浙商銀行的資金量分別為超6000萬元債券本息、7億元貸款和至少4.7億元貸款。
如此“天雷滾滾”，顯然是不正常的。
踩中一個，或許是運氣問題。接連踩雷，無疑是能力問題。這進一步證實其風控體系、防風險能力、甚至執行團隊的專業素質、敬業精神等仍需精進。
浙商銀行的風控水平，究竟如何？
2019年5月的“假理財”事件很能說明問題。
據裁判文書網近日披露的裁判書顯示，浙商銀行兩家分行於2015年6月、7月間，在建設銀行重慶分行某支行購買的兩隻理財產品，總金額達8億元；
令人震驚的是，這兩隻產品實為建行涉事支行行長虛構，兩家分行均未曾發現。直至2016年原銀監會上門核查，才發現這是一款無備案、無編號、無真實投向的“三無”理財產品。
換言之，如果原銀監會沒有現場核查發現漏洞，浙商銀行或許至今還被矇在鼓裡，成為一筆糊塗賬。
在以嚴謹專業著稱的銀行業，防風險，是一個機構最基本也最關鍵的基本功。試問如此短板表現，投資者能對浙商銀行放心嗎？
對於資本而言，風險與收益，是股票優劣的最重要考量。尤其對價值投資者而言，浙商銀行的風控能力不足，無疑會加大企業的不確定表現，進而影響成長性，這是長期投資的重要硬傷。
實際上，這種經營風險，已經有發散影響。
核心數據隱憂 不良率風險是看點
2019年10月29日，浙商銀行發佈三季度財務數據。總資產總額1.72萬億，實現營收344.03億元，同比增長25.04%；淨利潤114.08億元，同比增長15.29%。
紙面上看，浙商銀行的成長性還是不錯的。
不過，根據數據對比，浙商銀行2019年三季度資產規模較二季度小幅下降約1.15%。
另一方面，截至2019年6月末，浙商銀行不良貸款127.8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3.71億元，不良貸款率1.37%，比上年末上升0.17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撥備覆蓋率239.93%，雖仍處行業較高水平，較上年末減少30.45個百分點。
截至2019年6月末，浙商銀行逾期貸款餘額為135.8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29.33億元，增幅27.5%；其中90天以上逾期貸款98.25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5.1億元，增幅18.16%。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9年6月末，浙商銀行房地產業貸款金額1176.92億元，與上年末基本持平，佔貸款及墊款總額比例為12.62%；房地產業不良貸款金額5.34億元，不良貸款率0.45%。在前十大貸款客戶中，房地產業佔據四席。
換言之，浙商銀行潛在的不良率風險仍不可忽視。
眾所周知，不良貸款率需要計提壞帳，直接影響到銀行利潤。而且不良貸款率會佔用銀行貸款額度,如果不良貸款太多,會影響銀行的放貸能力、甚至影響其健康發展，引發多維連鎖風險。
可見，浙商銀行的風控能力不足，對自身成長性是一大限制，或許也是其上市後，最大的資本利空因素。
更關鍵的是，前文已經說到，浙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本就不高。
2015-2018年，浙商銀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1.04%、11.79%、12.21%、13.38%。
根據安永的《中國上市銀行2017年回顧及未來展望》、《中國上市銀行2018年回顧及未來展望》銀行業研究報告，2016-2018年上市銀行中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均值分別為11.8%、12.5%、12.98%；全部上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均值分別為12.66%、13.05%、13.65%。
2015-2018年，浙商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9.35%、9.28%、9.96%、9.83%。同期，上市銀行中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均值分別為9.47%、9.62%、10.03%、10.18%；全部上市銀行此項數據均值分別為10.58%、10.40%、10.47%、10.74%。
2015-2018年,浙商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9.35%、9.28%、8.29%、8.38%，2017年出現大幅下滑。
同期上市銀行中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均值分別為9.18%、8.94%、9.13%、9.36%；全部上市銀行此項數據均值分別為10.39%、10.09%、9.81%、10.04%。
不難發現，近年來，浙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三項指標大多低於行業平均水平。
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動輒千萬的罰單，還是高達幾十億的踩雷，都已成為浙商銀行“不能承受之重”。
無需置疑的是，志在A股的浙商銀行若想提振資本信心，提升風控力打好基本功顯然是第一步。
當然，尷尬者並非浙商一家。同為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廣發銀行，情況則更為尷尬。
三十年上市路
2019年11月19日，浙商銀行披露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發行結果顯示，網上投資者放棄認購941.42萬股，棄購金額達4650.63萬元；網下投資者放棄認購400.32萬股，棄購金額達1977.6萬元。
為何有如此涼意，投資者的看空邏輯又是什麼呢？
顯然，三十餘年未能與資本市場結緣的廣發銀行，仍處重重考驗中。
眾所周知，這家1988年成立的銀行，1995年就推出第一張信用卡，比招商銀行還快了七年。
不過，時至今日，其卻與恆豐銀行、渤海銀行並列，成為12家股份行中沒有上市的三家銀行之一。
事實上，廣發銀行沒有上市，原因並不是想做銀行界的“老乾媽”、“華為”，實在是效率和實力不濟。
早在2011年，廣發銀行就已正式啟動IPO。
與浙商銀行一樣，罰單、踩雷背後的風控問題同樣是一大掣肘。
2019年10月12日，銀保監會啟動“僑興債”違規擔保舊案後續處罰，對廣發銀行原董事長董建嶽、原行長利明作出警告。
據瞭解，“僑興債”是指2016年末爆發的僑興債違約危機。
2016年12月20日，廣東惠州僑興集團下屬兩家公司在招財寶平臺發行10億元私募債到期無法兌付。該私募債由浙商財險公司提供保證保險，但該公司稱廣發銀行惠州分行為其出具了兜底保函。
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否認出具過擔保函，主動報警。
之後，原銀監會公告指出：“這是一起銀行內部員工與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結、跨機構跨行業跨市場的重大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牽涉機構眾多，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社會影響極壞，為近幾年罕見。”
2017年12月，廣發銀行被原銀監會罰沒7.22億元，這也是迄今為止銀行業單筆最高罰單。
對此，經濟學家宋清輝指出，從案發到對總行的處罰歷時已久。如果處罰力度不夠，可能起不到應有的震懾作用。他認為，銀保監會將繼續加強對銀行保險機構公司治理監管，從而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廣發銀行似乎並沒有從僑興債中吸取教訓。
2019年10月18日，廣發銀行3家分支銀行收到銀保監3張罰單，合計190萬元。
因授信貸款審批中未嚴格審查擔保人償還能力、質物價值及實現質權可行性，江蘇銀保監局決定，對廣發銀行南京分行罰款30萬元。
因與借款人串通違規發放貸款，江蘇銀保監局決定，對廣發銀行南京水西門支行處以罰款160萬元。
有媒體統計，廣發銀行2019年開年已收到3張“百萬級別”的罰單，合計罰沒金額達到740萬元。
從銀保監會通報情況看，廣發銀行的違規行為和處罰與浙商銀行一樣，大多因風控能力不足所致。
這或將成為其上市道路上的最大絆腳石。
急需補血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7月23日，在2019年上半年工作會議上，廣發銀行新任董事長王濱對今後工作提出三方面要求，第一條就是圍繞“三至五年內實現公開上市”目標進一步推進戰略深化。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呂隨啟認為，一系列罰單直接指向廣發銀行的風控問題，無論是自身內控還是外部風控，都存在缺陷。這會導致銀行信用評分下降，融資難度加大，成本上升；其次，銀行在存款人中的信譽下降，有可能導致存款流失；銀行經營難度和業績壓力有可能因此上升，監管約束無疑會進一步增強。
呂隨啟指出，廣發銀行經營上面臨巨大壓力，IPO之路遙遙無期，被迫中止，銀行頻遭處罰也許與過度追求上市融資的壓力有關係；其次，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可能存在缺陷，需要進一步完善。
問題在於，“急需補血”的廣發銀行還有多少時間，目前還是未知數。
要知道，截至2017年末，廣發銀行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0.71%、8.01%和8.01%，已低於監管所要求的非系統重要性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8.5%。
儘管2018年底，廣發銀行完成42.8億股定向增發，297.84億元股份增發資金到位，提升了其資本充足水平。
即便如此，廣發銀行資本充足率三項指標仍低於商業銀行平均水平。
在廣發銀行最新公佈的2019年一季度資本充足率信息披露表顯示，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廣發銀行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出現全面下滑的趨勢，分別為11.25%、8.76%和8.76%，各項水平僅略高於監管規定的最低要求。
如此看來，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裡，資本充足率問題或仍是廣發銀行的一大掣肘。
徐仁豔、尹兆君的突圍戰
說一千道一萬，浙商銀行與廣發銀行的上述困境，與其粗放發展、過分追求短利，忽視基本功提升關係密切。
一定意義上說，問題的多維性和複雜性，需要系統解決方案，考驗耐心決心也考驗經驗魄力。
問題在於，無論是浙商銀行行長徐仁豔，還是廣發銀行行長尹兆君，在職時間都不算長，至此關鍵時刻，經驗不足的問題是否會被放大，目前還是未知數。
先來看浙商銀行。2018年4月18日晚間，浙商銀行發佈行長劉曉春辭職公告。
隨後，浙商銀行董事會通過決議，委任徐仁豔為該行行長。
彼時，無論是港股的投資者、董事會甚至是全行業，都對徐仁豔這位新行長寄予厚望。
不過，事實表現看，從風控到業績，徐仁豔的綜合表現仍有待提升。
相比之下，其薪資水平顯然更收關注。從已披露的國有大行以及全國性股份制銀行2018年年報看，徐仁豔的年薪竟然高達555萬，位居行業前列。
要知道，我們熟知的的國有大行，高管層薪資均未超100萬。中行行長劉連舸、交行行長任德奇的薪資更是隻有23萬元和38萬元。
回顧2018年，銀行界年薪最高的，是平安銀行行長鬍躍飛的760.1萬元。隨後是民生銀行行長鄭萬春的671.8萬元。
而無論從市值到營收，再到規模及影響力，平安銀行、民生銀行都甩下浙商銀行幾條街。那麼，徐仁豔的高薪邏輯是什麼？底氣又何在呢？
相比2018年上任的徐仁豔，尹兆君在職時間則更短，截至目前不到4個月。
2019年7月29日，中國人壽官網發佈公告表示，集團公司黨委委員、副總裁尹兆君兼任廣發銀行黨委書記、擬任副董事長、行長，負責全面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前文中說到的“僑興債“等違規事件，還是資本充足率走低，都是在2016年8月底，董建嶽、利明獻辭職，大股東中國人壽正式控局廣發銀行後所發生的。
中國人壽此次選擇尹兆君，是否選帥成功，還需時間考量。
行業新風下的新賽道
不難發現，無論是浙商銀行還是廣發銀行，都屬於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在綜合實力上是僅次於國有銀行的存在。
二者屢次被罰，令人既唏噓又惋惜。
事實上，違規問題只是表象，更深層次原因，是被否有資本的盲目性考量呢？
回首銀行業開啟股份制改造歷程。有老一輩銀行人回憶，“股份制改造對銀行最直接的影響是，銀行較之前更有幹勁兒了。”
直接表現即是營利提升，這對股份制銀行來說固然是好事。
問題在於，逐利也是雙刃劍，如果不加以約束，無異將“猛獸”放出籠子。
風控，正是最佳的平衡點。
從浙商銀行、廣發銀行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二者不惜忽視風控，甚至頻頻違規，也要追求營利，去迎合資本信心。
如此之舉，有違行業趨勢。尤其是在強力監管、注重高質量、低風險、精耕細作發展的當下。
2019年四季度以來，銀保監會為完善行政處罰工作機制，嚴肅整治市場亂象；進一步規範舉報處理工作、銀行保險機構消費投訴處理工作，就《中國銀保監會行政處罰辦法(徵求意見稿)》、《銀行保險違法行為舉報處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銀行業保險業消費訴求處理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等公開徵求意見。
其中，《中國銀保監會行政處罰辦法(徵求意見稿)》全文共計9章99條，著眼於規範行政處罰程序，提升行政處罰效能，充分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對行政處罰案件管轄、立案調查、審理審議、權利告知與聽證、決定與執行等內容作出全流程規範。
政策端的高壓態勢，也意味著一個強烈引導信號:粗放經營、激進擴張、一味衝規模、拼速度、爭短利的時代已經過去。合規、品質、持續、生態發展成為行業關鍵詞，健康度、穩健性、核心競爭性、核心成長力，成為相關企業投資價值的新分水嶺。
在此背景下，浙商銀行、廣發銀行已進去一條時間賽道。上市只是節點更是起點，如何摒棄經驗打法，精進內力輕裝上陣，以提振多維信心，銠財將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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