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公元228年春，即蜀漢建興六年、魏太和二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在平定南中後，拉開了第一次北伐曹魏的序幕。

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如是敘述蜀漢方戰前籌劃：“諸葛亮將入寇，與群下謀之......”而諸葛亮伐魏過程，亦被形容為“亮帥諸軍入寇”。

“入寇”可不是個友好的詞彙，它通常指敵國對本國的入侵。毋庸置疑，司馬光的“本國”立場是站在曹魏一方的。

《資治通鑑》作為一部編年體史書，司馬光在處理漢獻帝禪位曹丕後的三國曆史時，直接以《魏紀》代三國，上承《漢紀》，下接《晉紀》，敘事主體自然是以曹魏為主，魏國君主稱為“帝”，蜀漢君王稱“漢主”，孫吳政權更不用提。如此“帝魏”的做派，三國誰為正統一目瞭然。

但司馬光的做法卻在南宋時，遭到理學大師朱熹的批評：溫公（司馬光去世後被贈封為溫國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

鑑於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有乖正論，朱熹還特意篡輯《資治通鑑綱目》，更蜀漢為正統。此後由於朱熹在思想界的巨大影響，蜀漢正統論漸成官民共識，《三國志通俗演義》小說話本的問世，更是助推此論的盛行，乃至影響至今。

那麼司馬光與朱熹為何會有不同的正統論調？這種立場的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曹魏正統論的淵源

三國鼎立時期，誰為正統，其實只有兩家在爭，首先曹魏政權自認為受禪於漢，從法統傳承上講自然是根正苗紅；但蜀漢卻認為曹魏受禪屬於篡權，是漢賊，而劉備以劉漢宗室自詡，重建漢朝，自應該是延續漢統；至於孫吳毫無法統根基，處在兩家之間很是尷尬，正統之爭對其可以忽略。

曹劉兩家關於正統之爭，在王朝一統之前，可謂是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直至晉朝一統天下，正統之爭才正式有了結論。

司馬家創建的晉朝，跟曹魏代漢一樣，也是通過禪讓的方式接過政權，且不說過程血腥，至少法理上講，是個跟曹魏一脈相承，都認為漢朝在獻帝禪讓時就壽終正寢，蜀漢不過是地方割據政權。

曾為蜀臣的陳壽，在入仕晉朝撰寫《三國志》時，著《魏書》、《蜀書》、《吳書》，雖說是三國並列，可唯獨將曹魏君主作“帝紀”，蜀、吳兩國國君則稱傳，政治地位的高低一目瞭然，很明顯是出於政治與現實的考量，奉曹魏為正統。

但有意思的是，在《三國志·先主傳》中，陳壽詳細載錄了劉備稱帝時的告天文書，而曹丕與孫權即位的祭天之文卻並沒記載。

要知道所謂天子受命於天，祭告天地是頭等大事，標榜的是承天之命，宣告的是正統，只錄蜀漢先主稱帝之文，未免讓人遐想連篇。以至於後人揣測陳壽作《三國志》，以“魏主稱紀而蜀主稱傳，蓋典午得統於魏，當時不得不以魏為正統”。

但不管如何，三國以魏為正統，從西晉開始成為朝野主流，直到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撰《漢晉春秋》時，提出異議，他記述的三國史事，以蜀漢為正統，魏武雖復漢禪晉，尚為篡逆，開篇便宣稱“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論”（三恪為當朝對前代王朝的奉祀），否定曹魏正統論。

不過這種論調，在南北分裂的格局下，難以形成共論，而隋唐大一統王朝重新確立後，不論是隋朝的建立者楊堅、還是唐朝的李淵，都明確繼承北朝法統，唐太宗還曾寫過《祭魏太祖文》，曹魏的正統地位不言而喻。

只是唐朝史學家當時都集中在爭論南北朝誰為正統，對三國正統關注度其實並不高，曹魏的正統地位也就一直處於官方的默認狀態。

到了北宋，宋太祖立足中原南征北討，於曹魏相近，而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又與蜀漢相當，北宋士人也就不可能偽魏，大多數還是持曹魏正統論，正是有這樣的士林基礎在，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毫不客氣指出：“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正閏：謂正統和非正統）

也就是說誰為正統，還得看其功業。

這種重實輕名的正統觀，在北宋士大夫中很有市場，蘇軾就非常贊成，他認為“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魏國實力最強，在道德上不相上下，當然應以強者為尊。

所以在重實的前提，司馬光道出了自己的正統傳承觀：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蜀漢正統的民間基礎

前文所說，東晉時史學家習鑿齒否定了曹魏正統論，之所以如此，恰與當時東晉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

西晉末，五胡亂華，衣冠南渡，晉室偏安江南。

北方的淪陷，不僅給帶來南北對峙的大動亂，也給士族階層帶來巨大的思想震盪。北地不存，若堅持本為北方政權的曹魏為正統，是否意味著東晉已經失去正統性？

這種思想上的微妙轉變，無疑讓東晉士人很容易帶入到“北伐中原”的蜀漢立場上去，為此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上一改《三國志》的正統觀，認為司馬氏雖受禪曹魏，但應該繼承的是漢祚，將蜀漢的政治地位拔高。

這種論調東晉官方雖未直接認可，在士庶間卻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形成了尊劉貶曹的民間基礎。

南朝宋代晉後，劉裕也是劉漢宗親，與劉備情感上更近一籌，且當時北方胡族大肆尊曹魏，以彰顯中原正統，當然更激起了南朝上下的尊劉抑曹風，比如劉義慶編寫的《世說新語》中，就有貶損曹操父子形象的故事。

南北統一後，唐朝官方雖然尊奉曹魏，民間文學家也尊崇曹魏文采，但對蜀漢也持包容態度。尤其對蜀相諸葛亮的褒揚達到了極高的程度，與之流傳的詩文很廣，連帶著劉備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到了北宋時期，官方尊曹魏的同時，士大夫們也繼承了對諸葛亮的尊崇。就連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雖尊曹魏，卻也一分為二的將諸葛亮的評語極盡讚美，還刪去了《三國志》中的負面評價。

再者當時理學興起，諸葛亮一代賢相，忠君輔佐幼主的高大形象，非常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而理學家們又極重道統，在三國亂世，諸葛亮不仕曹魏，而追隨漢室宗親劉備開創蜀漢，這樣偉岸的形象，自然有助於蜀漢正統論在民間形成較強的基礎。

蜀漢正統論在南宋的形成

尊劉的民間風氣，為蜀漢正統形成創造了堅實的民間基礎。

南宋與東晉很相似，都是偏安政權，內憂外患嚴重，北方淪喪，狼狽的御守東南，就政權性質都類似於以益州為根基，希圖北伐中原的蜀漢。

只是東晉受禪於魏，否定曹魏的正統性，難免有否定自己的意思，但南宋尊蜀漢就沒有東晉的諸多顧慮，這就讓尊劉的思想大行。

和朱熹齊名的大儒張栻，也曾在《經世紀年》中立論：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為絕？故漢獻之後，書曰蜀漢。

同時代的思想家陳亮，也作《三國紀年》，流露尊劉貶曹意圖，史學家蕭常更是修撰《續後漢書》，為蜀漢正名。

還有一大批主戰派，也持蜀漢正統，陸游就在《得建業倅鄭覺民書》中，以宋室自比蜀漢，北伐中原：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

深刻的民族危機之下，朝廷卻一味妥協苟安，讓南宋士大夫們無不憤慨，廣泛呼籲名分正統，普遍以蜀漢自喻，希望不忘北伐，蜀漢正統論自然成為共識。

在這樣的時代大環境下，朱熹的父親又是堅定的主戰派，朱熹形成蜀漢正統觀不足為奇。

再者朱熹理學大家，集理學大成，發展了前代先賢的道統論與天理論，創造性的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的儒家思想體系，使南宋理學多元化得到統一。而尤重道統、義理的理學思想，從道德情感上更傾向於蜀漢，遵循春秋大義，朱熹當然要對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帝魏”做法批判，稱其“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

所以總的來說，蜀漢正統觀在南宋成為主流，一是基於前代尊劉思潮的積累演變，另一個則是深刻的大時代背景所導致的。在程朱理學成為官方主體思想後，這種蜀漢正統觀更是影響深遠，傳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