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希米（前）和李子壯在陝北觀看知青展覽
同在陝北延川關家莊插隊的同學， 後排左二為史鐵生，前排左二為本文作者
這些清華附中的同學集資 為史鐵生買了第一輛手搖車
同村插隊的女生 與老鄉合影
◎李子壯
◎史鐵生是我們莊知青中唯一始終和村裡老鄉保持聯繫的人
◎每逢校慶，都要用車接他去清華附中和校友聚會
困苦乃見才
不止必有得
延川縣裡有個清平川，川裡有個關家莊，離公社所在地（關莊鎮）十里地。在莊東頭崖畔上有兩眼窯洞，西面住的是房東，一個婆姨三個娃，男人在西藏是個“公家人”（幹部）。而東面那個窯洞，1969年住進了五位北京知青，五十年後一回首，這窯裡出了兩位名人，一個是孫立哲，一個是史鐵生。這兩位名人的共同點是：成名雖有早晚，可名動天下之時，都只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歷；都是既不可學習，又不可複製的“怪傑”。
我和立哲本來被安排在關莊大隊第三小隊，結果與立哲同班的六名女生一致表示不願和孫在一個隊。立哲只能“出門靠朋友”，找到過去相熟的同學史鐵生和曹博，立哲被他們“接收”了，順便也就捎上了我。
插隊不到100天，鐵生的“先天性脊柱裂”就發難了，疼得死去活來，走遍延安各處，均說無法醫治，只好由立哲陪著回北京就醫。利用這次回京，立哲“走後門”在酒仙橋職工醫院看了三個月門診，而鐵生在京看病期間，也結識了許多各個年級的清華子弟，開始“高朋滿座”。等到鐵生和立哲返回關家莊，隊裡考慮實際情況，安排鐵生去喂牛，而立哲則靠著“三個月”的底子，開始了他的“合作醫療”事業。
立哲當時是赤腳醫生裡醫療技術最好的，這在全國也無爭議。但是鐵生也有個“第一”，卻不為人所知。就在他們1969年回莊之前，鐵生母親拿到了醫院開具的證明，靠著這個證明，鐵生可以病退回京，但被鐵生“要過來”撕掉了。這在全體知青中恐怕也是唯一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鐵生天生就是作家。在延川，鐵生不是第一個寫劇本、寫小說的，他可能是知青裡第一個給老百姓畫箱子的，但他沒有成為畫家，沒畫箱子的校友邢儀倒成了一個畫家。這就是說，在延川插隊的校友裡，鐵生在哪方面都談不上“最突出”，他的作家之路，應該說是高位截癱後無路可走，生生被“逼”出來的。
1971年夏天，立哲被北京幹部駐延安的“大組長”發現，並定為“大有作為”的典型，選入延安赴京彙報團。名聲大振的同時也使上面對此事的真實性疑竇叢生，各種調查團紛至沓來，於是我們在村的知青就成了接待員。而公社的北京幹部代表（副組長）傅億伸，已經開始動手準備彙報材料了。
其實，到了這個夏天，當兵招工和病退走了不少人，在村的知青剩下沒幾個了。記得當時男生也就剩下我和史鐵生、鍾興華、陳繩祖幾個人，女生剩下了海虹和楊柳。插隊第一年我村的男女生鬧分灶，從此各立門戶。第二年經過權衡談判，又合了灶，但芥蒂猶存，基本上是“說話聲相聞，就是無往無來”。
一天，海虹突然對我發出邀請，要求男生出兩個人，晚上到女生窯裡去打“升級”。我受寵若驚，回去和同窯男知青說了此事，鍾興華那時是基建隊隊長，帶著一幫女子在打壩，整天累得要死，馬上拒絕了。鐵生和我就一起去了女生窯洞，打了一晚上“升級”。從此一來二去，男女生之間的壁壘打破了。當時我們還附庸風雅，藉助中美之間的解凍，把這次活動命名為“撲克外交”。
也就在這時節，老傅找到我，要我給孫立哲寫發言稿，原因是我和孫立哲最熟。他為了讓我接受這個差事，還誇我年紀雖小，但看書不少，並讓在張家河插隊的解明明到我們村來幫助我。當時我不滿十七，不知深淺，但只要不出工又有工分掙，這等好事絕對不能放過。
應該說，鐵生這時還比較封閉。一是身體狀態不能遠遊；二是交友不多，只限於本班男生。他的生活裡，除了喂牛，就是讀書。當時鐵生已經開始讀《資本論》第一卷，雖然看得慢，但是很入迷。也看了一些馬恩的著作，他還能大段背誦馬克思的幾段名言。那種深奧的話也背得精熟，使我很佩服。而一旦接觸了馬克思的文筆，立刻就對“整理材料”這種“小技”喪失熱情，這是我後來體會到的。我曾試探地問過鐵生，是否可以參與整理立哲的材料，鐵生回答了兩個字：沒空！
我的初稿剛成，鐵生舊病復發，行動日漸艱難，只好回京看病。於是我送他到延川乘車回京治病，當時他拄著棍還可上坡，時間是1971年9月17日。
之後，我就把寫材料的事情甩給海虹，由她和解明明共同操持，自己回北京了。
滄海難為水 巫山不是雲
鐵生當時住在前永康衚衕奶奶家，拄著拐尚可行走。鐵生的父親從麗江干校回來，照顧鐵生的生活，把女兒史嵐也帶回北京就學。在鐵生還未住院的時候，同學朋友經常去看他，用史嵐的話說，那時我家的大門口，“就像一個存車處。”因為房間實在太小，所以我們一去，鐵生的父親、妹妹和奶奶便只能出來，在大雜院裡溜達。
看望的隊伍迅速擴大。除了清華附中的同班同學和關莊公社同去插隊的知青，有些同學的好友也加入進來。不僅有男生，也不乏女性。同班的文荊江拿了普列漢諾夫《沒有地址的信》（大字本）和一篇對其質疑的稿子來給鐵生看。鐵生看完很感興趣，認為此文“很有見地”，並推測是男生寫的，後來發現作者是個女生。
鐵生的病情每況愈下，不得不住進了友誼醫院，住院部探視有時間限制，並且僅限兩人。這當然不能滿足探視的需要。後來我們發現了從門診到住院部的地下通道，於是就直接到住院部大廳。該醫院是蘇聯設計，有一個很大的廳，擺著一長溜皮沙發，條件比鐵生家好多了。我們在下午接踵而至，動輒就超過十人，很像開在病房裡的“校友會”。那年頭，插隊的誰都不敢惹，醫護人員也同情鐵生，也就視而不見。
由於我和海虹在談論時經常提到史鐵生，海虹母也來幫我們“參謀”，說：可以給鐵生買一個半導體收音機，解決一下胡思亂想的問題。而史鐵生字寫得好，所以可以為別人謄寫稿子，她所在的中科院生物所就有這種需求，只是不知道鐵生的數理外基礎如何？後來，海虹把這個意向和鐵生說了，換來一首詩：“我已半倒體，無須君相贈……”
冬去春來，我又回到了關家莊，而鐵生則在友誼醫院每況愈下。我啟動了“兩地書”，給鐵生的信，保持著“論戰”風格，終極目的是要證明自己的正確。1972年12月20日我應徵入伍，“兩地書”仍在延續，和鐵生的通信延續到1979年。
1976年4月底，我當兵四年第一次回京。這時鐵生已經坐上了手搖輪椅，是清華的孩子集資買的，367元。其實那時同學插友病退在京，哪裡有錢？“善款”都是問家裡老太太要的。鐵生一直記得此事，念念不忘。他成了作家以後，聚會吃飯，一定是他做東。鐵生在《扶輪問路》裡有專門一段寫了這個輪椅，稱這輪椅“其實是二十位母親的心”。
此情成追憶 那時卻惘然
我的探親假是一個月，去鐵生那裡前後大概有十次。這時候，鐵生正在街道廠畫侍女和彩蛋。我發現到鐵生家裡看望鐵生的人已經起了變化。一個是同廠的工人李××，他是長跑愛好者，當時負責揹著鐵生在上班時活動活動；一個是由同學劉瑞虎引薦的電影學院畢業的柳青，在長影當導演，是她鼓動鐵生寫電影劇本並自告奮勇找老作家來看。
再見到鐵生是1978年的暑假了。很多同學插友大都通過1977年的高考，正在大學裡攻讀，我也以連級幹部的身份上了南京炮兵學院。但這個時段，正是鐵生和立哲的“黑暗”期。立哲已經被一位高級領導定為“四人幫”的黑爪牙，在延安“關禁閉受審查”，而鐵生的劇本也因風向改變引起的題材問題而告吹。
立哲那時候躲在鐵生家裡，據史嵐說，兩人天天罵人，罵天罵地，情緒極不好。鐵生不再創作，而轉為給立哲代筆寫申訴信。眾人都來幫忙，最後真正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年長的柳青通過關係把信轉到中央領導處，才把立哲“放出來”，讓他回京看病。
1978年鐵生的家已經從前永康搬到了雍和宮，鐵生的母親則已經離世。鐵生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發表的作品是《法學教授和他的夫人》，這其實是一個標誌，史鐵生開始以身邊人為對象來演繹他的“心結”，那位夫人的形象就源自孫立哲的母親，其中的“思想主題”來自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而過去，他一直在“主題先行”中進行“徒勞”的耕耘。但也是在這種“徒勞”之中，奠定了他的文字基礎，開通了以後的道路。1980年，鐵生毅然辭去街道工廠的工作，走上了靠稿費維持生計的道路。中國作家中只有巴金和傅雷是不要工資，只靠稿費就能生活的，可見鐵生之“背水一戰”。
自此以後，到鐵生家來的人，就增加了“準作家”“真編輯”了。鐵生應接不暇，只得在門上貼條，談話不得超過20分鐘。而我們這些同學老友，則知趣地“退居二線”了。
這期間鐵生家的訪客很雜，三教九流都有。值得寫一筆的是見到了《醜小鴨》的主編胡石英，西裝革履，很正式的樣子，和其他訪客不大一樣。還送了鐵生一輛新輪椅，這使我很意外。後來鐵生和我說，這位主編的父親很有名，叫胡喬木。後來有知情者告訴我，胡石英和鐵生相識，也是柳青引薦的。關於輪椅的具體細節，鐵生在《扶輪問路》中有一段專門描寫，很有味道。
1982年我在京結了婚，那時我還在廊坊炮兵導彈學院任教，一個星期回來一次，和鐵生的接觸少了，基本保持一個月一次的頻率。此時鐵生的常客又換了一批，以文藝青年為主，也有一些約稿的。比如在宜川插隊的王子冀，1992年就曾向鐵生約稿，想編一本《回首黃土地》，記述延安插隊。鐵生動員我也寫一篇，於是我就寫了《關家莊瑣事》，成為那本書裡最囉嗦的一篇，但鐵生大加稱讚，說就是應該想到哪寫到哪，還說：這叫文散神聚。
1984年我有了兒子，名字是和鐵生翻著辭海共同起的，最後一致同意叫“夢澤”，取自孟浩然的詩句“天寒夢澤生”，因為我兒子出生那天正好是“三九”第一天。這個名字，後來被許多人稱之為很有“文化範兒”。
老友不時來 暢言談在昔
新朋友紛至沓來，但鐵生從來不忘故交。之所以不忘故交，是因為鐵生有兩個情結如影隨形，跟了他一輩子。一個是知青情節，一個是母校情節。此事在《插隊的故事》中鐵生專門寫過，大意是大家天南海北，各就各位，各有各事，共同的話題少了，但是隻要一提到關家莊，就像回到了當年，可以為了一個具體細節而爭論不休。
史鐵生是我們莊知青中唯一始終和村裡老鄉保持聯繫的人。而村裡的老鄉進京，第一個要看的也是鐵生——因為他最好找，一是他走不了多遠，出門時間不會很長；更重要的是他寫了那篇《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並獲了獎，成為那年頭唯一不見“傷痕”的“知青文學”。
老鄉到他家裡就像串門。凡有老鄉來，他的陝北話就會脫口而出，而老鄉也口無遮攔，有甚說甚。在《插隊的故事》裡，每句老鄉說的話都是原話，只不過把姓或名字改一下，比如書記姓樊，他改成了姓張。
鐵生一如既往，始終在操心“清平灣”的未來。但是，有的時候，由於離莊太久，不免“雞同鴨講”。他在給大隊書記的信中說：“現在糧食問題解決了，還是要抓緊計劃生育。”該書記回信曰：“現在政策好了，生多少都養得起。”隨著經濟的發展，村二代的眼光也有所變化，到金臺路鐵生家中，居然感嘆道：“你這麼大的作家，怎麼住這麼小的房子？！”鐵生的新居是為了落實政策給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蓋的住房，規格不低。鐵生在說這件事時是欣喜的，因為第二代的眼光和上一輩的大不相同了。
1984年，在北京作協的幫助下，鐵生終於回到了關家莊，那真是百味雜陳，其感想在《相逢何必重相識》一文中作了敘述。我們讀後，知道文外之意很多，文中感佩只是“一角”。
回京後，我問他為什麼不在村裡多待幾天？他說，同行者身上發現了蝨子，所以就“落荒而逃”了。他還說每天宴請，雞鴨魚肉，實在浪費。於是就提出是不是少幾個人陪，少幾個菜，結果被同行者勸阻了。鐵生感慨：“世道真的變了。”最能說明鐵生這種“關家莊情結”的，是“來訪不得超過20分鐘”這條禁令對關家莊的人無效，哪怕是“煲電話粥”，他也一直興趣盎然，不知疲勞。
鐵生還有很深的 “母校情結”，或者叫“校友情結”。插隊時，只要校友見面，不用多久就會談到當年清華附中那蒸蒸日上的日子，那一個接著一個的超越，感嘆如果再有幾年時間，清華附中肯定獨佔鰲頭，萬校長肯定大有作為。
鐵生的母校情結我是深有體會的。每逢校慶，他都要讓我用車接他去清華附中和同班校友聚會，都要問候萬校長和班主任老師。鐵生平常不是一個講究的人，但是在校慶這件事上絕不湊合。
老校友見面，清華附中的特點立刻顯露出來，那就是“自負”，誰也不服誰。鐵生很享受這種“校風”，一般只是看和聽，而絕不進入辯論。用一句時髦的話來闡述他的信條就是：“事實有真假，觀點無對錯”。
鐵生的這兩個“情結”，是其成長的“原點”，在這兩個地方，都既有“天天向上”，也不乏“走向深淵”。不忘本心，“挖山不止”，也是立哲和鐵生的“共同原則”。
滄海遺珠淚 上天卻降春
鐵生精神上的變化，很長時間是我們這些老友的一個疑問，他變得越來越“淡定和從容”，少了許多過去那種突如其來的“戾氣”。後來我明白了，最重要的分界，是在1989年和陳希米結婚以後。鐵生此時已是合同製作家，每月有了固定收入500元。在我看來，鐵生的“龍場悟道”有兩個地點：婚前，是地壇；而婚後，則是“金臺路”那個新居。
陳希米進入鐵生的生活，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據鐵生在《扶輪問路》裡說，1988年他又一次搖進了愛情，就再也沒搖出來。但是婚後頭幾年，我們這些老同學的確感到了“不習慣”。最直接的“不適”就是，希米結婚後立刻擔負起鐵生“保衛者”的角色，直來直去，毫不妥協，有時搞得我們很沒面子。比如，鐵生得了尿毒症後，街道以“不是工傷”為由，不給報銷，無錢透析，只能靜靜“等死”。同班同學湊了一點錢，想捐給鐵生，被希米“嚴詞拒絕”。希米後來跟我解釋說：如果不嚴詞，能達到拒絕嗎？那些大姐們背後說希米是“小辣椒”，很難對付。像我這種老交情，後來要見鐵生也要先向她“請示”，得到批准才能造訪。
後來，我們習慣了，也漸漸明白了，“有恆產者有恆心”，陪伴者才最有發言權。史鐵生的“產權”歸屬是陳希米，只有她才真正知道鐵生需要什麼。真正使我感悟的，是史嵐前不久跟我說的一句話：“希米來了以後，我們家的氣氛起了很大的變化。”
那麼以前是什麼樣的呢？史鐵生在《秋天的記憶》裡已經有詳細的記述，在此不再贅述。大約是訪客面前，強打精神，訪客走後，暴躁無常。父母不敢“招惹”鐵生，妹妹史嵐就成了父母的“出氣筒”，整個家庭處在一種緊張的氣氛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地壇”，鐵生開始了他對以往的思考，而在金臺路的新家中，他把“悟道”變成了文字，是又一次的“鳳凰涅槃”。
鐵生在給李建鳴的信中也說過：“在我看來，愛情大於性的，主要是兩點，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離中的互相敞開。”在默然相守的論述中，講的就是他和陳希米在他發現尿毒症到找到錢可以透析的那段日子。
鐵生和希米既有“默然相守”，也有“相互敞開”。婚姻的和諧，是需要長期陪伴的。也許可以這樣說，沒有隔離中的相互敞開，也就不大會有“大於性”的愛情的發生；而沒有困苦中的默默相守，也就沒有“大於性”的愛情的永恆。或者換一種說法，兩個“大於”之和，才是人走了，愛情還活著，這就是鐵生走後，希米那本《讓死活下去》的小書。
總之，作為作家，鐵生只是把你帶入一個特定的場景，他和你一起觀察和體驗；而作為哲人，鐵生則請你進入他的心魂，就像他在《病隙碎筆》一文中所寫的：“史鐵生是別人眼中的我，我並非全是史鐵生。”
這，才是史鐵生在作家圈裡鶴立雞群的原因。供圖/李子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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