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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國強盛時疆域
眾所周知，拜佔廷帝國地跨歐亞非三洲，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時期，帝國疆域最大，東起兩河流域上游，西至直布羅陀海峽，北達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半島，南抵尼羅河第二瀑布和馬格里布，雖然在整個1100餘年的歷史中，其疆域範圍時常變化，但基本上一直保留著對小亞細亞、巴爾幹半島、意大利南部等地區的統治。
尤其是首都君士坦丁堡，扼歐亞大陸之咽喉，為東西商路之要衝，同時還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衝突的前哨。在15世紀末世界新航路開通之前，它一直是東西南北多條商路的交匯點，無論是當時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的西安和洛陽，經過河西走廊，沿塔里木盆地南北兩側向西，翻越帕米爾高原山口，經中亞到裡海東南岸，再分兩路向西，一路直達帝國東部重鎮安條克，另一路經黑海南岸小亞細亞地區到達君士坦丁堡)，還是海上的“香料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向南繞過馬六甲海峽，西進孟加拉灣，繞過印度次大陸進入阿拉伯海，分兩路或從波斯灣上岸經幼發拉底河到達安條克，或從東非沿紅海和尼羅河進入地中海 )，這些商路都要彙集於拜佔廷帝國境內各口岸，使其獲得無與倫比的商業利益，貿易極為繁榮，政府也對過境商品抽取海關稅以充盈國庫。
君士坦丁堡復原圖
正如《三國志•魏志》所記載：羅馬帝國“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大秦（羅馬帝國）多金、銀、銅、鐵、鉛、錫、白馬……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璧、真百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青紺縹紅紫十種玻璃。”可見當時拜佔廷貿易之發達。
同時，拜佔廷的地理位置又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價值，扼守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航道和歐亞兩洲之間的陸地交通要衝，在新航路發現之前，具有無比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
正因為拜佔廷的地理位置在軍事和商貿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所以，她一直為各種外來勢力所覬覦。早期拜佔廷面對的主要是各個“蠻族”，如哥特人、汪達爾人，它們對早期拜佔廷統治構成了極大威脅；中期，拜佔廷同來自東方的敵人進行鬥爭，強大的波斯帝國垂涎拜佔廷“坐地收錢”的極具商業價值的地理位置，發動大規模入侵，佔領了拜佔廷大部分東方領土，直逼君士坦丁堡，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627年，拜佔廷軍隊攻佔波斯首都泰西封，逼迫波斯國王卡瓦德（628—629年在位）訂立和約，割地賠款。隨後，當穆罕默德創立的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崛起，拜佔廷又成為宗教戰爭的前線。
波斯帝國
623—633這10年間，穆罕默德擊潰麥加舊貴族，佔領聖地麥加，橫掃阿拉伯半島，最終建立起統一的阿拉伯帝國。633年，哈里發國家發動“征服世界”的聖戰，這些精於騎射，勇猛善戰的穆斯林撲向了距離最近的東正教帝國——拜佔廷。此後，在幾個世紀中，雙方一直打打和和，作拉鋸戰，直到10世紀中期趁阿拉伯帝國內亂，拜佔廷軍隊水陸並進，連年苦戰，才重新恢復拜佔廷帝國在亞洲的舊疆界。在後期拜佔廷，又同保加利亞人展開連年戰爭，共有5次，一直到瓦西里二世時期才徹底獲勝，1061年，拜佔廷軍隊攻佔保加利亞首府赫利德城。
阿拉伯帝國
幾年後，保加利亞末代國王約翰•弗拉迪斯拉夫向瓦西里二世投降。隨後，迎面殺來的是新崛起的奧斯曼土耳其人。除了這些強敵之外，不斷騷擾帝國邊境的還有北方的俄羅斯人和塞爾維亞人，西邊的阿瓦爾人和薩拉森海盜。總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在給帝國帶來了豐厚的關稅收入和繁榮發達的商業貿易的同時，也產生了兩方面的消極影響。一方面優越的地理位置滋養了拜佔廷人保守落後的思想，他們滿足現狀、不思進取，這是日後拜佔廷帝國滅亡重要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也給帝國帶來連年戰爭，無論是蠻族還是穆斯林，薩拉森海盜還是土耳其蘇丹，一旦強大得可以對外侵略，撲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拜佔廷帝國。
軍區制就是在這種惡劣條件下催生的產物
拜佔廷帝國的早、中期，不斷受到如哥特人、汪達爾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的騷擾，東邊波斯大軍橫掃西亞，先後從拜佔廷人手中奪取了敘利亞、大馬士革、耶路撒冷等重鎮，兵抵博斯普魯斯海峽。在長期面對各方敵人入侵的前提下，拜佔廷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保障，因此在7世紀，皇帝伊拉克略一世推出他在位期間最重要的一項政策——軍區制改革。
伊拉克略之前的帝國由眾多行省組成，最多時達120多個，每個行省均由皇帝任命分管行政和分管軍事的官員，軍政嚴格分權，這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但在戰爭中反應遲鈍，不能迅速打擊來犯之敵。查士丁尼一世時期，根據具體情況，率先在小亞細亞和北非地區推行軍政合一的政策。同時在拉溫那和迦太基試行總督制，總督統攬一區的軍事和行政事務，以便及時應付各種緊急情況。軍區制正是從這種總督制演變而來。
拜占庭帝國的軍區劃分
軍區制，又稱塞姆制，原意為“花名冊”或“士兵名冊”，按軍區、軍分區、師、團等軍隊編制劃分原有行政區。各級官兵均按其服役級別接受土地，並將經營土地的收入作為軍餉和一切軍需之來源。軍區首腦稱為“將軍”，統攬地區軍政大權，比總督的權力更大。每個軍區由2—4個師組成，師由5—7個團組成，下設營、連、排等單位，每排由5人組成，排長稱“五夫長”，兩排為一連，連長稱“十夫長”，十連為一營，營長稱“百夫長”，一師平均兵力為2000人左右。
軍區制的推廣經歷了一個過程。皇帝伊拉克略根據實際情況，首先在帝國的亞洲領土設立亞美尼亞和奧普西金軍區，後又設立基維萊奧冬、阿納託利亞和色雷斯軍區，這五大軍區在同波斯帝國的戰爭中起了很大作用，成為最終擊敗波斯人的戰略基地，8世紀中期又在巴爾幹半島設立希臘軍區，之後又建立海上軍區——愛琴海軍區，10世紀時，軍區數量達到25個，11世紀時上升到38個。
但到了11世紀後期，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員分擔軍區將軍的行政權力，實際上軍區的軍政權力被重新分離，恢復到以前的軍政兩元化體制。12世紀，軍區制被完全取消。拜佔廷帝國軍區制從出現到瓦解共歷時500年時間，對於拜佔廷中期扭轉危局，步入輝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同時，它也成為拜佔廷帝國衰亡最重要的原因，它的瓦解標誌著帝國進入衰落期。下面，讓我們先來看看軍區制的歷史功績。
第一，在拜佔廷早、中期強敵環伺，對外戰爭頻繁之時，軍區制通過地方統治軍事化，部分地解決了兵源和財源枯竭問題，緩和了外族入侵的危機，為拜佔廷軍事復興創造條件。
早期拜佔廷軍隊主要由條頓人等外國僱傭兵組成，不僅費用開支龐大，而且兵源不可靠。軍區制以本地居民為主要兵源，依靠本國人力資源，並推行移民政策，如7世紀末，僅向奧普西金一個軍區就移居了70000斯拉夫人，而762年，遷往小亞細亞軍區的斯拉夫人達210000人。軍區的農兵田產可以繼承，因此，兵源世代維繫，父死子繼，軍隊人數不斷增加。據統計，9世紀時拜佔廷軍隊總數已達120000人以上，約佔當時人口的2.14%。
軍區制不僅解決了兵源，而且還解決了財源問題。軍區中除將軍等最高級軍官從國庫中領取薪俸外，其他人均靠平時墾荒種地供給軍需，維持生計，士兵所需武器裝備、糧草均由農兵自備，改變了以往軍隊單純依靠國庫供給的局面，財源來自軍隊自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軍區制由將軍統領一區的軍事、政治、財政、司法等權力，可以迅速執行中央命令，也可對緊急情況快速作出反應，改變了以前軍政分離時常出現的雙方內訌，軍政不和，互挖牆角的現象，極大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軍隊的應急能力，部隊戰鬥力大為提高。
第二，在經濟上，軍區制的推行使小農經濟勃興，國家稅收增加，同時軍區制帶來的安定局面又為以君士坦丁堡和其它城市為中心的工商業繁榮發達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軍區制政策通過移民，改革軍事和經濟制度，使農民有地可種，有家可回，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生產，併為從軍做好準備。這樣，隨著軍區制的推行，小農階層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農兵與自由小農共同發展，使連年戰爭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大片荒地重新變成盛產穀物的田地。我們知道，拜佔廷帝國以農業為主要經濟來源，據統計，其國家收入95%來自於農業，小農經濟的勃興使國家收入大幅度增長。在軍區制發展最完善的時期政府年財政收入比拜佔廷晚期年收入高40餘倍，國家稅收也大量增加。9一10世紀時，帝國年收入最高達到58.4萬金鎊，相當於查士丁尼時期年收入的5.31倍。
軍區制的推行對拜佔廷工商業發展也起了間接的促進作用。小農經濟的勃興，可以為城市提供更多的農副產品，小農手中有了錢，就可以從城市中買走更多的日用手工業品，密切了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繫，為工商業創造了廣大的國內市場。同時，城鄉之間頻繁的交流使工商業繁榮，城市興起，君士坦丁堡、薩洛尼卡、特拉布松等城市均屬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另外，軍區制的推行，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有助於充分發展東西方貿易。9一10世紀，其商業活動處於鼎盛，君士坦丁堡的地理優勢被充分發揮，成為地中海最大的貿易中心，是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被外來觀光的旅行者稱為“人間仙境”。
地中海沿岸的商業中心
第三，軍區制起到了穩定社會各階層，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
查士丁尼法典嚴格規定軍人的後代只能當兵，農民的後代必須務農，將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不得遷徙。而連年戰禍和自然災害使這些農民喪失土地，大量破產，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他們或流浪他鄉，或彙集城市，或嘯聚山林，發動起義。在當時規模最大的“尼卡”起義中來自各地的破產農民佔大多數。類似的事情舉不勝舉。軍區制通過對軍事和經濟制度的改革，實行軍役土地制和村社制，使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有地可耕，創造出一個相對穩定的生產生活環境，緩和了社會矛盾。對於7世紀以後的斯拉夫人大規模流動採取因勢利導的移民政策，保留並推行斯拉夫人的農村公社制，從而有助於社會的穩定。
第四，軍區制對拜佔廷文化有很重要的影響。
由於軍區制的推行，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必然綻放出鮮豔的文明之花。當時，優厚的經費和待遇吸引了各方人才。如皇帝狄奧菲利，就曾為當時最有名的數學和哲學家利奧在皇宮中開辦學校，當時的史家寫到，這位皇帝把科學知識“看作是象製造‘希臘火’一樣需要保護的秘密”。
軍區制推行以後，拜佔廷文化進入成熟發展期，逐漸將希臘人和希臘化的斯拉夫人作為依託的實體，其官方語言由拉丁語改為希臘語，同時，在文化的創造活動中擺脫以往單純模仿古希臘羅馬文化模式的傳統，力圖把古典文化的創作技巧和方法運用到創作中。大馬士革的約翰寫的《知識的源泉》是第一部系統的基督教神學大全，創作於9世紀，後來成為托馬斯•阿奎那《神學大全》的範本。而9世紀的歷史學家塞奧法尼斯和喬治都擺脫了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影響，寫出了編年體的歷史著作。拜佔廷光輝燦爛的文化對周邊民族產生了啟蒙作用，尤其是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
另外，軍區制的推行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實力，從而開展了削弱和限制教會勢力的長期鬥爭，如發生在8—9世紀的“毀壞聖像運動”，改變了世俗文化落後於教會文化的局面。此後，拜佔廷教俗文化並存，分別在不同的領域興旺發達。
綜上所述，軍區制的實行，增強了拜佔廷帝國的軍事實力，推動經濟的發展，調和了社會矛盾，鞏固了統治基礎，促進了文化繁榮，國力日漸強盛。在這期間，拜佔廷軍隊徹底擊敗了多年夙敵波斯帝國，並在678年將所向無敵、風頭正勁的阿拉伯人阻止在小亞細亞愛琴海一線，國庫豐盈，社會穩定，帝國逐步進入“黃金時代”。
然而，正是使帝國中興的軍區製成為拜佔廷衰亡的最主要原因，軍區制的潛在矛盾，其衰落和瓦解對中晚期拜佔廷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均產生重大影響，一榮俱榮，一衰俱衰，它引起的鏈式反應成為將帝國推向墳墓的隱性力量。當然，這是後話了，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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