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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强盛时疆域
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帝国疆域最大，东起两河流域上游，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达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格里布，虽然在整个1100余年的历史中，其疆域范围时常变化，但基本上一直保留着对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南部等地区的统治。
尤其是首都君士坦丁堡，扼欧亚大陆之咽喉，为东西商路之要冲，同时还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的前哨。在15世纪末世界新航路开通之前，它一直是东西南北多条商路的交汇点，无论是当时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的西安和洛阳，经过河西走廊，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山口，经中亚到里海东南岸，再分两路向西，一路直达帝国东部重镇安条克，另一路经黑海南岸小亚细亚地区到达君士坦丁堡)，还是海上的“香料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向南绕过马六甲海峡，西进孟加拉湾，绕过印度次大陆进入阿拉伯海，分两路或从波斯湾上岸经幼发拉底河到达安条克，或从东非沿红海和尼罗河进入地中海 )，这些商路都要汇集于拜占廷帝国境内各口岸，使其获得无与伦比的商业利益，贸易极为繁荣，政府也对过境商品抽取海关税以充盈国库。
君士坦丁堡复原图
正如《三国志•魏志》所记载：罗马帝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大秦（罗马帝国）多金、银、铜、铁、铅、锡、白马……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璧、真百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青绀缥红紫十种玻璃。”可见当时拜占廷贸易之发达。
同时，拜占廷的地理位置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扼守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航道和欧亚两洲之间的陆地交通要冲，在新航路发现之前，具有无比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正因为拜占廷的地理位置在军事和商贸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她一直为各种外来势力所觊觎。早期拜占廷面对的主要是各个“蛮族”，如哥特人、汪达尔人，它们对早期拜占廷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中期，拜占廷同来自东方的敌人进行斗争，强大的波斯帝国垂涎拜占廷“坐地收钱”的极具商业价值的地理位置，发动大规模入侵，占领了拜占廷大部分东方领土，直逼君士坦丁堡，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627年，拜占廷军队攻占波斯首都泰西封，逼迫波斯国王卡瓦德（628—629年在位）订立和约，割地赔款。随后，当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拜占廷又成为宗教战争的前线。
波斯帝国
623—633这10年间，穆罕默德击溃麦加旧贵族，占领圣地麦加，横扫阿拉伯半岛，最终建立起统一的阿拉伯帝国。633年，哈里发国家发动“征服世界”的圣战，这些精于骑射，勇猛善战的穆斯林扑向了距离最近的东正教帝国——拜占廷。此后，在几个世纪中，双方一直打打和和，作拉锯战，直到10世纪中期趁阿拉伯帝国内乱，拜占廷军队水陆并进，连年苦战，才重新恢复拜占廷帝国在亚洲的旧疆界。在后期拜占廷，又同保加利亚人展开连年战争，共有5次，一直到瓦西里二世时期才彻底获胜，1061年，拜占廷军队攻占保加利亚首府赫利德城。
阿拉伯帝国
几年后，保加利亚末代国王约翰•弗拉迪斯拉夫向瓦西里二世投降。随后，迎面杀来的是新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除了这些强敌之外，不断骚扰帝国边境的还有北方的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西边的阿瓦尔人和萨拉森海盗。总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给帝国带来了丰厚的关税收入和繁荣发达的商业贸易的同时，也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优越的地理位置滋养了拜占廷人保守落后的思想，他们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这是日后拜占廷帝国灭亡重要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也给帝国带来连年战争，无论是蛮族还是穆斯林，萨拉森海盗还是土耳其苏丹，一旦强大得可以对外侵略，扑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拜占廷帝国。
军区制就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催生的产物
拜占廷帝国的早、中期，不断受到如哥特人、汪达尔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的骚扰，东边波斯大军横扫西亚，先后从拜占廷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重镇，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长期面对各方敌人入侵的前提下，拜占廷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保障，因此在7世纪，皇帝伊拉克略一世推出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军区制改革。
伊拉克略之前的帝国由众多行省组成，最多时达120多个，每个行省均由皇帝任命分管行政和分管军事的官员，军政严格分权，这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在战争中反应迟钝，不能迅速打击来犯之敌。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根据具体情况，率先在小亚细亚和北非地区推行军政合一的政策。同时在拉温那和迦太基试行总督制，总督统揽一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以便及时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军区制正是从这种总督制演变而来。
拜占庭帝国的军区划分
军区制，又称塞姆制，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按军区、军分区、师、团等军队编制划分原有行政区。各级官兵均按其服役级别接受土地，并将经营土地的收入作为军饷和一切军需之来源。军区首脑称为“将军”，统揽地区军政大权，比总督的权力更大。每个军区由2—4个师组成，师由5—7个团组成，下设营、连、排等单位，每排由5人组成，排长称“五夫长”，两排为一连，连长称“十夫长”，十连为一营，营长称“百夫长”，一师平均兵力为2000人左右。
军区制的推广经历了一个过程。皇帝伊拉克略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在帝国的亚洲领土设立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后又设立基维莱奥冬、阿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军区，这五大军区在同波斯帝国的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成为最终击败波斯人的战略基地，8世纪中期又在巴尔干半岛设立希腊军区，之后又建立海上军区——爱琴海军区，10世纪时，军区数量达到25个，11世纪时上升到38个。
但到了11世纪后期，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军区的军政权力被重新分离，恢复到以前的军政两元化体制。12世纪，军区制被完全取消。拜占廷帝国军区制从出现到瓦解共历时500年时间，对于拜占廷中期扭转危局，步入辉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它也成为拜占廷帝国衰亡最重要的原因，它的瓦解标志着帝国进入衰落期。下面，让我们先来看看军区制的历史功绩。
第一，在拜占廷早、中期强敌环伺，对外战争频繁之时，军区制通过地方统治军事化，部分地解决了兵源和财源枯竭问题，缓和了外族入侵的危机，为拜占廷军事复兴创造条件。
早期拜占廷军队主要由条顿人等外国雇佣兵组成，不仅费用开支庞大，而且兵源不可靠。军区制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兵源，依靠本国人力资源，并推行移民政策，如7世纪末，仅向奥普西金一个军区就移居了70000斯拉夫人，而762年，迁往小亚细亚军区的斯拉夫人达210000人。军区的农兵田产可以继承，因此，兵源世代维系，父死子继，军队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9世纪时拜占廷军队总数已达120000人以上，约占当时人口的2.14%。
军区制不仅解决了兵源，而且还解决了财源问题。军区中除将军等最高级军官从国库中领取薪俸外，其他人均靠平时垦荒种地供给军需，维持生计，士兵所需武器装备、粮草均由农兵自备，改变了以往军队单纯依靠国库供给的局面，财源来自军队自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军区制由将军统领一区的军事、政治、财政、司法等权力，可以迅速执行中央命令，也可对紧急情况快速作出反应，改变了以前军政分离时常出现的双方内讧，军政不和，互挖墙角的现象，极大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
第二，在经济上，军区制的推行使小农经济勃兴，国家税收增加，同时军区制带来的安定局面又为以君士坦丁堡和其它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繁荣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军区制政策通过移民，改革军事和经济制度，使农民有地可种，有家可回，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并为从军做好准备。这样，随着军区制的推行，小农阶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兵与自由小农共同发展，使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大片荒地重新变成盛产谷物的田地。我们知道，拜占廷帝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据统计，其国家收入95%来自于农业，小农经济的勃兴使国家收入大幅度增长。在军区制发展最完善的时期政府年财政收入比拜占廷晚期年收入高40余倍，国家税收也大量增加。9一10世纪时，帝国年收入最高达到58.4万金镑，相当于查士丁尼时期年收入的5.31倍。
军区制的推行对拜占廷工商业发展也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小农经济的勃兴，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小农手中有了钱，就可以从城市中买走更多的日用手工业品，密切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工商业创造了广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城乡之间频繁的交流使工商业繁荣，城市兴起，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特拉布松等城市均属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另外，军区制的推行，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助于充分发展东西方贸易。9一10世纪，其商业活动处于鼎盛，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优势被充分发挥，成为地中海最大的贸易中心，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被外来观光的旅行者称为“人间仙境”。
地中海沿岸的商业中心
第三，军区制起到了稳定社会各阶层，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查士丁尼法典严格规定军人的后代只能当兵，农民的后代必须务农，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不得迁徙。而连年战祸和自然灾害使这些农民丧失土地，大量破产，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他们或流浪他乡，或汇集城市，或啸聚山林，发动起义。在当时规模最大的“尼卡”起义中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占大多数。类似的事情举不胜举。军区制通过对军事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实行军役土地制和村社制，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地可耕，创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于7世纪以后的斯拉夫人大规模流动采取因势利导的移民政策，保留并推行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制，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第四，军区制对拜占廷文化有很重要的影响。
由于军区制的推行，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必然绽放出鲜艳的文明之花。当时，优厚的经费和待遇吸引了各方人才。如皇帝狄奥菲利，就曾为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和哲学家利奥在皇宫中开办学校，当时的史家写到，这位皇帝把科学知识“看作是象制造‘希腊火’一样需要保护的秘密”。
军区制推行以后，拜占廷文化进入成熟发展期，逐渐将希腊人和希腊化的斯拉夫人作为依托的实体，其官方语言由拉丁语改为希腊语，同时，在文化的创造活动中摆脱以往单纯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化模式的传统，力图把古典文化的创作技巧和方法运用到创作中。大马士革的约翰写的《知识的源泉》是第一部系统的基督教神学大全，创作于9世纪，后来成为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范本。而9世纪的历史学家塞奥法尼斯和乔治都摆脱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影响，写出了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拜占廷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周边民族产生了启蒙作用，尤其是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
另外，军区制的推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从而开展了削弱和限制教会势力的长期斗争，如发生在8—9世纪的“毁坏圣像运动”，改变了世俗文化落后于教会文化的局面。此后，拜占廷教俗文化并存，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军区制的实行，增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实力，推动经济的发展，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统治基础，促进了文化繁荣，国力日渐强盛。在这期间，拜占廷军队彻底击败了多年夙敌波斯帝国，并在678年将所向无敌、风头正劲的阿拉伯人阻止在小亚细亚爱琴海一线，国库丰盈，社会稳定，帝国逐步进入“黄金时代”。
然而，正是使帝国中兴的军区制成为拜占廷衰亡的最主要原因，军区制的潜在矛盾，其衰落和瓦解对中晚期拜占廷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均产生重大影响，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它引起的链式反应成为将帝国推向坟墓的隐性力量。当然，这是后话了，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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