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民間借貸案件雙方當事人爭得面紅耳赤的情形屢見不鮮；用人格和良知保證，進行靈魂拷問的場面也不勝枚舉。
然而在法庭上用傳統的賭咒發毒誓方式決定結果恐怕還是不多見的。
近日，在網絡上有這樣的一段視頻：原告白某和被告黃某是親戚關係。白某訴稱，2009年，黃某向他借款28000元，因為是親戚，白某便把銀行卡交給黃某讓其自己去銀行取錢，黃某簽了白某的名字從銀行取出28000元，未打借條，後來黃某就一直沒有還錢。黃某辯稱：自己根本就沒有借過白某的錢。
此案標的額雖然不大，法律關係也並不複雜，但是原告的證據明顯不足，事實難以認定。法院每年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不計其數，然而由於有些借款時間已久，債權人和債務人對借款細節的記憶早已淡忘，再加上借款時，債權人和債務人法律意識和證據意識淡薄，未能形成有效的借款憑證，便會導致一些證據不足的借貸案件出現。此案中，原告白某就無法提供借款交付給被告黃某的證據。
白某面對黃某否認借款的辯詞無法接受，但又找不到合適的反駁方式，便當庭提出：你要是敢在法庭賭咒發誓，這個錢我就不要了，撤訴！
說完原告白某率先跑到法庭院子裡，對著花壇中的法典，單手舉過頭頂發誓。
然後被告黃某也對著法典開始發誓：“要是我拿到原告一分錢，我全家人老的小的和原告說的一樣，全家人全死光！”
兩人發誓完畢，原告白某真的提交了撤訴申請書。
其實，在法庭上賭咒發誓是有由來的。
古代最早斷案藉助鬼神，以鬼神因素為證據，如在堯舜時期最早的法官皋陶，就是用一種名叫獬豸的獨角神獸幫助判案，只要皋陶遇到不能斷的案子，他就把獬豸牽來，如果獬豸撞犯罪嫌疑人，就說明他有罪，如果獬豸不觸碰他，就說明其無罪。這種會用角頂撞有罪的人的神獸，後人將它視為公正的象徵，印在官員的官服上。《墨子》一書記載了春秋時楚國曾有以羊牴觸有過之人的案例。
到了商周時代，在出土的青銅器銘文裡有這樣的記載，訴訟時要由雙方向神靈盟誓、盟詛的內容，利用人們敬畏神靈的心理，促使當事人如實陳述。《左傳》的盟誓中記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
繼春秋之後，進入戰國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古代文明的進步，在司法裁判中很快就擺脫了以鬼神因素為證據的神判方式，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竹簡有關古代訴訟審判程序的《封診式》中，已經找不到有關鬼神參與的跡象。
在封建時代，訴訟證據以口供至上，“案以招定”“無供不錄案”“無供不定罪”，從而導致司法官吏為獲得口供而不擇手段，刑訊逼供氾濫，屈打成招，主觀臆斷，產生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如有虛言、願遭天譴”等賭咒發誓內容及方式，對於當事人來說，確實觸及靈魂，但賭咒發毒誓終究有惡毒的一面，與現代文明和法治社會不符。
在現代訴訟中，裁判必須建立在訴訟證據的基礎上，這是一項重要的訴訟原則，稱之為“證據裁判原則”或者“證據裁判主義”，它排斥以神靈啟示、主觀臆斷等非理性的因素作為確認案件事實的根據，使裁判建立在客觀實在、理性討論的基礎之上。
在實行證據裁判原則的現代訴訟中,證據是訴訟活動的基本條件，證據在訴訟活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用以查明案件事實的主要手段，訴訟的最終目的是將一定的法律規範適用於一定的事實，訴訟證據的功能就在於使案件事實或者當事人的主張得到確認，最終使裁定者得以適用法律，形成一定的結論。當事人主張自己的權利、國家專門機關行使職權以維護當事人的權利，都必須依靠證據。沒有證據，當事人就無法使自己的主張得到支持，司法機關也難以行使職權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正如英國著名法學家邊沁提出的“證據是正義之根基”。證據，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石。建立完善的證據制度，對於促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這是法律對證據概念的界定。我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證據主要有：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視聽資料、鑑定結論、勘驗檢查和現場筆錄等。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當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關事實接受詢問。在詢問當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簽署保證書。保證書應當載明據實陳述、如有虛假陳述願意接受處罰等內容。當事人應當在保證書上簽名或者捺印。”
由此可見，沒有證據的事實不叫法律事實，賭咒發誓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與他人進行經濟往來時要增強法律意識和證據意識，再深的信任也不能取代一紙借條，再毒的誓言也比不上實實在在的證據確定的法律責任。
長期以來，有人把“鄉土社會”“熟人社會”的傳統觀念帶入訴訟中，“熟人之間好辦事”“官司沒進門，兩邊先找人”等等。值得欣慰的是，隨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發展，“打官司就是打人情”的陳腐觀念正逐漸為人們所擯棄；“打官司，就是打證據”的司法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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