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後的謝哲海，目前在浙江一家餐館打工。 （南方週末記者 李在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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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受理後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檢察機關補充證據，但檢察機關在沒有補充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再次移送法院，法院據原有證據作出了有罪判決。
破案報告顯示，辦案人員對謝哲海“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他於6月7日凌晨交代了犯罪過程，但卷宗並未透露如何進行“突審”和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
謝哲海先稱把襯衣埋在了“村窯西邊”，辦案人員按圖索驥，沒有挖到。之後，他又分別給出“扔河裡”和“放在大營子學校”兩種說法，依舊找不到。
公安偵查卷顯示，作案兇器上血跡的血型為B型，但報告沒有確認血跡是否來自謝哲海，謝哲海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血型。
文 | 南方週末記者 李在磊
南方週末實習生 馬晨晨
出獄後，謝哲海已是一無所有。48歲的他，中等個子，皮膚黝黑、乾瘦。
安頓下來，謝哲海回顧這麼多年來的過往，心緒難平。陳年卷宗裡，二十三年前的一樁命案，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謝哲海是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轉樓鄉五里廟村村民，1996年5月30日晚，與五里廟一河之隔的大營子村正在唱戲，該村22歲女青年王某回家途中被人攔截，被兇器擊打成重傷，搶救無效死亡。
辦案人員認定時年25歲的謝哲海有作案嫌疑。後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謝哲海無期徒刑。
弔詭之處在於，判決書還註明，法院受理後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檢察機關補充證據，但檢察機關在沒有補充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再次移送法院，法院據原有證據作出了有罪判決。
“案子的確有很多疑點。”謝哲海現在的代理律師認為，當年這起案子，主要依靠口供定案，缺乏直接性的客觀證據。
2018年9月19日，謝哲海刑滿出獄。2019年2月，他向河南省高院提起了申訴，被駁回。謝哲海目前正在整理材料，打算繼續到最高法申訴。
1 “指認像智力遊戲”
大營子是豫東地區一個普通的小村落。2019年11月4日，秋收季已過的村裡人丁稀疏，死者王某家大門緊閉。當年這起命案震動了整個村莊，一些上了歲數的人，仍能回憶起點滴細節。
王永勝是大營子村的“赤腳”醫生，兇案發生那天他沒有去看戲，晚上在診所坐了一會兒，早早熄燈就寢。
“睡著了，迷迷糊糊，半夜有人哐當敲門。”王永勝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他起床開門，看到一大幫人吵吵嚷嚷圍了上來，屋簷下還躺著一個人，頭上有血跡，嚴重昏迷。他認出傷者是王某。
“當時已經很嚴重。”王永勝的描述是，散戲後有人發現受了重傷的王某，把她抬到了診所，但診所醫療條件有限，村民又叫來村幹部，把王某送到了鄉衛生所。“後來聽說搶救無效，人沒保住。”提及唱戲、命案這些關鍵詞，王永勝立即回想起當年的經過。
診所坐落於大營子村南邊，是王某看完戲回家途經之地。沿診所舊址門口小路往西走，是一片荒地，向右穿過一片樹林，就是當年搭戲臺的舊廟。
出事後，家屬當即報警。太康縣公安局刑偵三隊出具的“破案報告”分析，這是一起流氓殺人案，把偵查範圍限定在熟悉現場環境、當晚曾在戲場附近活動、年齡在16—30歲的青年。
符合這一條件的青年不在少數。破案記錄顯示，公安部門把篩查出的18人，全部集中到大營子村學校，逐一排查。
緊挨著診所居住的王高升，也是18人之一。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大家被集中到教室裡，辦案人員挨個叫出去詢問，問完再放回教室，彼此間沒有隔離，就是不能自由活動。
“晚上也睡在教室內。”謝哲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辦案人員問詢的問題集中在喝沒喝酒、案發當晚在做什麼等等。此外，還讓他們相互指認，指出自己懷疑的對象。
“相互指認的辦案手法，很像智力類遊戲。”謝哲海的代理律師屈振紅認為，案件沒有直接的客觀證據，偵查機關的破案過程，就是依靠口供的推斷。
問詢持續幾天後，包括謝哲海在內的幾個重點嫌疑對象，被轉到鄉派出所繼續審訊。公安機關通過進一步調查核實，認為謝哲海有重大作案嫌疑，理由是謝哲海的陳述與多位證人的證詞有矛盾，於是對他進行了突審。
破案報告第九頁至第十二頁顯示，辦案人員又對謝哲海“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他於6月7日凌晨交代了犯罪過程，但卷宗並未透露如何進行“突審”和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
案發經過在報告中是這樣認定的：當天謝哲海到大營子村的熟人王高升家喝酒，傍晚，謝哲海酒醒後與其他人到戲場看戲，王高升繼續在家睡覺。戲沒結束，謝哲海便提前離場，返回王高升家，在屋前空地上與人有過短暫交流。之後，謝哲海再次離開王高升家，取走了附近一村民家壓水井上的鐵井杆，埋伏在路上。王某出現時，謝哲海攔住去路欲行不軌，遭到反抗，謝哲海惱羞成怒，將王某當場打暈致死。
警方認定的作案時間為1996年5月30日夜裡12時許。
<strong>2019年11月4日，大營子村村頭的舊廟。命案當夜，這裡曾搭戲臺唱大戲。 （南方週末記者 李在磊/圖）
2 灰色“港衫”還是“白色襯衣”？
緊挨王高升家西側的是王雙英的孃家。卷宗記載，王雙英暱稱王二妮，那年二十多歲，當天從隔壁村回孃家看戲。當晚，她聽到外邊有吵鬧聲，像一男一女在對罵，然後聽到“噗通”一聲響。王雙英叫上自己的母親，到隔壁喊醒王高升，一同前去，打算探個究竟，但是去了後沒太看清楚，又回家繼續休息。
當年接受警方詢問，以及現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王高升都肯定地說，王雙英叫醒他時，謝哲海也睡在他旁邊，兩人醒來後一起陪王雙英母女前往。
這個說法得到了謝哲海的確認。2019年11月1日，謝哲海回憶，當天晚上他離開戲場回到王高升家，看到王高升還沒醒，便躺在他邊上睡了，直至被王雙英叫醒。
這一細節，在王雙英的證言中，卻出現了多次截然相反的表述。王雙英接受警方詢問時說過“同行人員有謝哲海”的話，但也說過“沒有”、“沒留意”。
警方最終採納了謝哲海一同前往這一說法，分析說，由於天黑、害怕，王雙英、王高升沒看清狀況，或者沒認出傷者王某，只有謝哲海說“好像是王某”。但謝哲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當時並沒有看清楚是誰。
此類前後矛盾的說法在案卷中不少見。謝哲海本人的口供也不穩定，被送到看守所之前，口供反反覆覆，時而認罪時而翻供。幾次有罪供述的作案細節，存在很大差別。
案發現場距離王高升家有二三十米遠。警方認定，行兇完畢，謝哲海處理掉了兇器壓井杆，以及帶血的白襯衣之後，回到王高升家繼續睡覺。
但“白襯衣”直至結案都下落不明。
現場勘查筆錄顯示，地面上有塊面積為60×30釐米的片狀血跡，血跡西邊1米遠處倒放一把藤椅，上面濺有點狀血跡。
“謝哲海案審判卷”第四十七頁顯示，檢方認定，作案時謝哲海所穿衣服為白色襯衣。此前警方的多次審訊，都是圍繞白襯衣的去向展開。謝哲海先是對白色襯衣一無所知，1996年6月6日凌晨第一次作有罪供述時，才改口稱“有血，是個白褂子”。
後期供述中，謝哲海說他自己身上也沾到了血，根據這一說法，作案時所穿的白色衣服，應該成為定罪的關鍵性證據之一。
可是，警方尋覓這件關鍵證據無果，於是再三追問白襯衣的下落。6月6日的供述中，謝哲海稱把襯衣埋在了“村窯西邊”，辦案人員按圖索驥，沒有挖到。之後，謝哲海又分別給出“扔河裡”和“放在大營子學校”兩種說法，依舊找不到，
卷宗顯示，當天與謝哲海一起喝過酒的三位村民回憶，謝哲海當天穿了灰色褲子，灰色“港衫”，外套是灰底黑方格的厚外套，這與謝哲海對南方週末記者的說法一致。“肯定沒穿白襯衣。”王高升很肯定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謝哲海當天穿了件外套，沒有見到他穿白襯衣。只有大營子村村民王鵬說，謝哲海當天穿了白色襯衣。
王鵬已記不清楚當年的情景，而且與人交流也有障礙。其父親王永向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王鵬當年也被當作嫌疑人“抓了進去，關了十來天”，自從那件事情之後，“落下這個病，說話顛三倒四”，神志越來越不清晰。
除了沒有找到的白色血衣，證據材料中也沒有關於謝哲海血跡、腳印、指紋等生物痕跡存留的描述。
公安偵查卷（3）46-47頁“法醫補充鑑定”顯示，作案兇器壓井杆上血跡的血型為B型，死者的血型也是B型，除了血型一致外，報告沒有確認兇器上的血跡是否直接來自死者，更沒有確認是否來自謝哲海，謝哲海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血型。
3 檢察院、法院都曾將案件退回
1996年6月25日，太康縣人民檢察院將案件退回給公安部門補充偵查，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並在退回意見中註明，一是要檢驗謝哲海衣服上的血跡，二是調取新的證據。1996年9月4日，太康縣刑偵隊出具的一份證明顯示，謝哲海羈押期間所穿的褲子，便是作案時所穿的褲子，但上邊沒有發現血跡。此外，警方沒有交代白襯衣的下落，也沒有補充新的證據。
檢察院移送到法院後，案件也被退回過。判決書特別註明，當時的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周口分院提起公訴，周口地區中院受理後，也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檢察院補充證據。之後，檢察機關在沒有補充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再次移送法院。法院於1999年12月26日公開審理了此案。
“做出這樣的說明是沒有問題的。”周口中院研究室副主任李士德是當年審理謝哲海案的代理審判員，他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1997年之後，修訂過的刑訴法生效，檢察機關移送到法院的案件，法院不能退回，只能根據移送材料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判決。但1997年之前，如果法院認為需要補充材料，可以退回給檢察機關，不過，要將這個過程，在判決書中註明。
北京多名刑辯律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老刑訴法”與“新刑訴法”之間，的確存在能不能將案件退回給檢察院的區別，“1997年1月1日‘新刑訴法’生效以前能退，之後不能退”。
問題在於，此案發生在1996年，法院於2000年作出判決。判決書只載明法院退回過案卷，但沒有說明退回的具體時間。但退卷行為至少可以證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對此，李士德解釋，證據鏈條有完美程度高低的區別。假如全部證據鏈需要20個證據，但是目前只掌握18個，那麼為了追求完美，就需要把缺失的兩個證據補充完整。不過，即便沒有補充完整，依據已經掌握的18個證據，依然可以作出相應的判決。
李士德的印象中，他的確經辦過謝哲海案，當時自己還很年輕，不是主審人，當時的審判長、審判員現在已經退休。由於年代太過久遠，他已經記不起這個案件的細節內容。他還補充說，“新刑法”特別強調“疑罪從輕”往“疑罪從無”的方向轉變。
2000年2月，周口中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謝哲海構成故意殺人罪。因案發於1996年，仍適用“七九”刑法，判處謝哲海無期徒刑。
4 一有空閒，就琢磨自己的案子
一審判決後，謝哲海不服，提起上訴。2000年6月2日，河南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入獄初期，謝哲海一直不肯認罪，頻頻喊冤，因“不服從管教”，服刑地點由河南商丘豫東監獄移送至遼寧省凌源第五監獄。後經過減刑，謝哲海於2018年9月刑滿釋放，共失去人身自由22年4個月。
出獄後，謝哲海找到了當年的辯護律師張乾，希望仍由其擔任申訴代理人。二十多年過去，已是花甲老人的張乾，當即答應幫助謝哲海申訴，但很快就解除了代理關係。張乾的兒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其間我父親生了場大病”，出院後在家中靜養，不再接案。
在朋友幫助下，謝哲海輾轉找到北京的律師屈振紅。看過卷宗，屈振紅認為“正是因為原審法院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才在判決時留了餘地，沒有判處死刑”，她決定代理。
但河南省高院認為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定罪正確，審判程序合法，駁回了謝哲海的申訴，他已決定向最高法申訴。
1971年出生的謝哲海年近半百，至今未婚。他說，由於當年遭到了刑訊逼供，自己出獄後身體狀況很差，瘦了幾十斤，患有肝病，常年需要服用藥物。家裡還有幾間老房子，父母仍居住在裡邊。
在獄中，謝哲海學會了識字，還學了縫紉技術，他希望重獲自由之時，不至於與社會太過脫節。
走出高牆，謝哲海先到北京一家服裝廠做了一段時間，後來在同村鄉親介紹下，又到浙江義烏打工，在親戚、老鄉的飯店、快遞點做事，工資比之前高了一點。
一有空閒，他就琢磨自己的案子，一晃二十年，謝哲海感覺自己已不太適應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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