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精致利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人们对大学生“精致利己”颇有看法，主要是因为大学生代表着“进步、蓬勃向上”，如果这群有朝气的青年变得精致利己，对社会和整个国家都是不好的。
记得钱理群教授在解释“精致利己”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钱教授强调是文学概括，不具体指某个人）：他在班上上课，发现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学生总能及时地对他上课的内容做出反应。每个老师都会对自己的课堂效果有所期待，他也不例外，所以对这样的学生有天然的亲近感，他也开始注意起这个学生。下课后，这位学生跑过来与他交流，和其他同学不同的是，这位学生不是吹捧他，而是把他课堂上讲的内容说得头头是道，且全说到点子上。他的课能被学生完全理解，当然很开心，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如此一次，两次，三次，他对那位学生的好感倍增，第四次的时候，那位学生找他帮忙，说：“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他欣然同意，不曾想，写完之后，那位学生就再也不没出现了。
钱理群教授认为那位学生的行为是典型的精致利己，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投资，等投资有了回报（拿到了推荐信），等他认为你已没有用了，就会果断而无情地抛弃你。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会精致利己？为什么他们把心思放在“利用高超、精巧的方法和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人们对部分大学生的精致利己做出批评情有可原，但这个“锅”不能全让大学生给背着。
前不久看了一段南开大学前校长龚克的访谈视频，龚校长被问到一个与“大学生精致利己”有关的问题，提问者说：“张伯苓（南开的创办者）提出要‘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这是南开大学的校训，一直也为南开大学所尊崇。我们现在来看，有一种说法，有一些大学生，尤其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成了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龚校长首先肯定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但他认为“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的大学生，不是大多数。龚校长觉得大学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整个教育界的浮躁”、“我们现在有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我们的帽子满天飞，大家就在追求这些帽子”，不能怪他们。他在视频中说道：“我们不能怪孩子们，我们一方面要让大家确实树立一些公心，把我们个人的发展和国家民族人类整个地球可持续发展连在一起，再实现他的人生价值。我们在努力做这样的教育，我们要求教师现在要有公心。教师只想着自己的功利，这是不可以的，他必然会影响学生。”
龚校长不认为精致利己是大学生的错，相反，他认为错在“我们”，是我们的教育界浮躁了，是我们急功近利了；是我们的老师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追求“帽子”上了。老师们的功利行为影响了学生，学生一定也会功利。
的确，高等教育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后，衍生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让教育有些变味，导致我们很难再培养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大学生。如今的大学，似乎成为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所。很多人考大学，不是为了训练思维、开拓视野、提升综合素养，而为了掌握一个技能、谋得一份好工作、赚一大笔钱、实现个人的飞黄腾达。
在这种奋斗目标的引导下，大学生们渐渐丢掉了“公心”。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生加入学生会或当班干，不是想着为学校、为班级服务，而是想着接近辅导员或团委老师，以让自己在评优评先具有优势。
正如钱教授所言，体制偏偏喜欢这些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他们老道世故、所做的一切合理合法又无可挑剔；他们可以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资源达成目标；他们工作效率高，他们会迎合体制。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就业压力巨大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大学生如果不向“精致利己”靠拢，很可能就会成为职场上的“炮灰”，他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定程度上是被逼的。
所以，部分大学生的“精致利己”，真的不能全怪他们，这与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等各种客观因素有很大关系。只是，出现这个现象，总是令人痛心的。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沉下心来，撇去浮躁，努力找回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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