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是做秀的話，那麼世界上就只有嬉皮，而沒有莊重，只有對大義的解構，而沒有家國情懷和社會擔當。
那麼，為什麼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是在做秀呢？這是因為，在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的過程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對國家、對民族深沉的愛，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他在國家軟弱、民族受到欺凌時那深沉的恨，他的愛國情懷和民族大義，在這篇文章的寫作中，可以說一覽無遺。范仲淹是如何寫成千古名文《岳陽樓記》的呢？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1015年進士及第，從此步入仕途。范仲淹入仕的時候，宋王朝因循苟且，承平日久，導致了“積貧積弱”，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為此，慶曆三年（1043），宋仁宗將范仲淹從陝西前線調回京城，任參知政事（副宰相），要求他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對朝政十分熟悉，對國家弊病有自己的看法，對改革有自己的思路，他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僥倖、擇官長、精貢舉、均公田、修武備、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措施，宋仁宗讓他按照這些條目，拿出具體措施，推行改革，於是，“慶曆新政”全面鋪開。
這些改革舉措，有的是休養百姓，有的增強軍力，有的改革吏治，大都對症下藥。然而，當改革措施在部分地區逐步實行後，影響了許多王公貴族的利益，反對之聲甚囂塵上，在大家的反對下，宋仁宗也無法堅持，最後改革以失敗告終。
既然失敗了，改革的人自然會遭到排擠。慶曆五年（1045），范仲淹貶到邠州（今陝西彬縣），又貶到鄧州（今河南鄧州）。在鄧州，范仲淹認真梳理了改革前後的經過，非常失望和悲憤，心情十分複雜。
第二年，謫守嶽州（今湖南嶽陽）的好朋友滕子京寄信來，附了一副《洞庭晚秋圖》，請范仲淹為剛剛重修的岳陽樓寫一篇記。范仲淹眼前一亮，感到找到了一片可以抒發內心鬱悶的風景。他想到了自己的求學歲月，想到了自己為了國家而放言無忌、寧死不默的經歷，想到了改革的激濁揚清、豪情萬丈，當然，他更想到了改革的失敗，以及失敗的原因。他終於發現了這個可以釋放心情而又不會授人以柄的機會。
其實，范仲淹一生沒到過岳陽樓，但他憑藉《洞庭晚秋圖》，內心構建了一個與之類似但又能發洩憤怒的天地。我們可以仔細對應一下改革與《岳陽樓記》文章語句的關係：如因為改革的道路充滿坎坷，記中便有“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因為遭到誣陷，記中便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范仲淹青年時期就樹立了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遠大的理想，這兩種人生理想，一為救世，二為救民，都是以憂國憂民為出發點的。所以，記中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但是，范仲淹是立場非常堅定、內心非常強大的士大夫，無論風雨多麼急驟，他總能堅如磐石，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至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已經超出了個人小我的榮辱得失，而成為了心懷天下的超時代強音。這種精神，既是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擔當，也是歷史上的寶貴精神遺產，時時激勵著後人，無論多麼嬉皮，總會有時代中堅去擔當，保持民族優秀品格，併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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