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慶曆六年九月，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請，為重修岳陽樓而創作了一千古名篇《岳陽樓記》，裡面“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影響千秋萬世，至今仍然是讀書人兼濟天下精神的源泉。
范仲淹像
那麼，宋朝為何能讓讀書人死心塌地效忠呢？筆者研究後發現，制定公平的科舉國策，讓寒門出貴子，這是宋朝能讓讀書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秘訣。
拿范仲淹自己來說，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參加科舉考試，連三甲都沒進入，只是以“朱說”之名登蔡齊榜，僅是考中乙科的第九十七名，只是因為他是“寒儒”，才最終得到照顧成為進士。他這才有機會從一個九品芝麻官——司理參軍做起，一步步為民請命，最終宰執天下，開啟了慶曆新政。
宋朝的科舉制度，相比較隋唐等朝代，徹底排除了門第高低對考試過程的影響，確立了“一決於文字”的公平原則，相當於今天統一高考“只看分數”錄取，比較公平，這使得范仲淹、歐陽修等一大幫寒門子弟受益，登上歷史舞臺。
有學者對兩《唐書》中830名進士的出身研究分析發現：“士族子弟高達71%，而寒素中進士第者僅佔15.9%。”而宋朝，寒門進士佔了多數。以宋理宗寶祜四年為例，這年的《登科錄》，詳細記載了這年中榜的601名進士的家庭情況：417人出身於平民家庭，184人出身於官宦家庭。
在宋朝，你如果出身豪門貴族，在科舉中沒有任何優勢，反而是處於劣勢。因為宋朝在科舉考試中喜歡獎拔孤寒，對權貴子弟採取各種限制政策，比如，宋太祖下詔要求“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複試之。” 相當於給“食祿之家”的子弟多設了一道門檻。
因為宋朝的皇帝覺得權貴子弟不僅具有優越的經濟條件，還有較為充裕的學習時間，而且朝中有人，瞭解禮儀，知曉時務，在科舉考試中具有競爭優勢。基於這樣的考量，皇帝在同等成績面前，一般會錄取照顧貧寒士子。如雍熙二年(985年)，宰相李叻之子李宗諤等人殿試時“皆入上等”。宋太宗最終將他們都列為下等。
而且宋朝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狀元不一般不給貴族子弟。宋仁宗在位期間，一共舉行了13次殿試，其中12位狀元是平民出身。他在賜“新進士”的詩中說：“寒儒逢錦運，報國合何如?”意思是希望通過科考走入仕途的平民子弟能為國效力。
正是因為宋朝對寒門子弟的選拔，使得宋朝的讀書人大多意氣風發，往往政治上有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文化上有創新——為往聖繼絕學，道德上有追求——為萬世開太平，誕生了很多的思想大家，晏殊、范仲淹、蘇東坡、歐陽修、王安石……他們即便遊山玩水，或被貶謫出京，想的唸的都是人生和世事的大哲理，其“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在華夏大地浩然長存。所以國學大師陳寅恪如此評價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所以說，今天國家提倡文化自信，要復振華夏民族之文化，則必須要讓寒門子弟有晉升的通道，要有更多像高考一樣的公平國策讓“寒門出貴子”，要國人優先，培養出更多的貧困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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