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之一，政治、经济等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朝气蓬勃。文人士大夫对诗歌创作热情再度升华，且广大知识分子建功立事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就诗歌创作而言，创作领域宽泛，诗人思想活跃。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所高唱的美学观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足以说明盛唐时期的诗歌已经达到了中国诗歌之巅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文学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的序言中说盛唐诗歌"乃是声律风骨始备"，不仅对汉魏风骨有所承继，而且对六朝及初唐时期追求的声律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这就进一步的说明了为什么盛唐诗人在诗歌创作时偏爱使用《世说新语》典故。

那么，盛唐诗人运用《世说新语》典故的原因有哪些？本文将从社会历史和当时的文化风气两个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一、社会历史原因

盛唐时期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给诗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悠游自在的生活和创作环境，促使他们创作了很多交口称誉的著名诗篇。盛唐诗歌完备的体制、成熟的技巧、高远的意境、精严的韵律等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揭示了盛唐时期的生活深度和现实广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盛唐时期。开元三年，唐玄宗明确宣布：

"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足以见其选贤举能、量才授职的决心，加之唐玄宗改革了科举制度，一方面，限制了进士及第人的数量，减少冗官的出现；另一方面，全面提高了官吏整体的素质。这些因素滋养了盛唐广大文人欲有所为的政治热情以及自信昂扬、飘逸洒脱的精神品格，故而他们的诗歌创作洋溢着诗人的性情与风骨。

且盛唐诗歌以"吟咏性情"为主，用诗来表现诗人的真性情，而这种真性情恰是社会、生活的深重积淀。可见，社会历史与诗歌创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历史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诗歌创作则反映社会历史状态。

盛唐诗人的诗歌充满着雄厚奔放的时代豪情，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显示着浓浓的情感和凛凛的傲骨，如李白的名句"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孟浩然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高适的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将他们博大壮阔的豪情壮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用典来说，他们乐于使用有关谢安的典故，如"东山起"、"谢公风流"、"谢庭赏雪"等典故，一则赞美谢公卓越的政绩，二则表达自己渴望能有同谢公一样的功绩，这些诗所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政治理想和精神风貌对后世极具感染性。

使盛唐诗人没有想到的是，盛世也存在着权势阻碍进贤的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学富五车，却无人赏识，亦或是由于奸佞小人的谗言使他们始终游走在出仕与入世之间，仕途困顿曲折，加之盛唐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促进了诗人们隐逸心思的流行，他们开始厌恶官场中的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憧憬和谋求相对独立的社会人生理想和心灵的自我超越，寻求心灵中的安闲、平和。

他们开始沉湎于酒，麻醉自己，以此来隐藏他们的痛苦和忧患，使自己得以保全，对他们来说阮籍就是最明显的实例，所以他们对魏晋名士风度极为推崇和赞扬——仕途失意，痛饮麻痹，隐居不仕。这也正是盛唐诗人偏爱使用"海上狎鸥"、"阮籍途穷""竹林七贤"、"习家池"等典故的原因。

用"阮籍途穷"典故表述对自己仕途困顿的失落情感，想像竹林七贤和山简一样饮酒放达，以栖逸玄远的精神境界来弥补仕途上的失意，因此惯用"海上狎鸥"自喻，表述其隐逸心迹，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盛唐诗人对魏晋风度的继承与发扬。

但饮酒也不全是为了逃避现实，盛唐中后期，国力昌盛，经济的繁荣，物质的富足，上层统治者不像初期那样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上行下效，宴饮游乐蔚然成风，使得奢靡之风盛行，因此盛唐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游宴唱和、惜别送别题材类的诗歌。

如李白《东鲁门泛舟二首》、《襄阳歌》等；杜甫的《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二首》、《示侄佐》、《初冬》等；孟浩然的《洗然弟竹亭》、《听郑五愔弹琴》、《宴荣二山池》等诗。在这些诗歌中，他们偏爱于使用"雪夜访戴"、"竹林七贤"、"习家池"等典故，与以此表述仕途坎坷不同的是，他们用这些典故来表达宴饮、游玩之乐。

如"竹林七贤"典故，诗人或以竹林之宴比拟自己所处宴集，表述兴之所致，如韦应物的《陪王郎中寻孔征君》；或以竹林七贤之间的友谊表述与自己一同宴饮的友人及子侄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如孟浩然的《洗然弟竹亭》、杜甫的《示侄佐》等；亦或是以设宴赠别友人，表述对其的不舍之情，如储光羲的《仲夏饯魏四河北觐叔》、孟浩然的《都下送辛大之鄂》等诗。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原因。他们跟初唐文人一样，都对那些风姿不凡、人品高节、风神朗澈的魏晋名士有赞扬倾慕之意，对继承了先人所遗风采的友人更是称颂，因此也乐于使用能表达此意的《世说新语》典故，如"瑶树"、"披云乐镜"、"凤毛"、"芝兰玉树"、"比玉""鹤氅"、"埋玉树"等典故。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盛唐诗人的友情赠答和惜别送别题材的诗歌中常用此类典故，其中李白、杜甫尤为出众，如李白诗《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中："令弟字延陵，凤毛出天姿" 句，用"凤毛

二、 盛唐文化风气的影响

盛唐时期的文化多姿多彩、灿烂辉煌，形成了盛唐独特的文化风气。文化风气是文人创作的一种导向，它对诗歌、散文等的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分析诗人使用《世说新语》典故原因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唐玄宗上位后，深入总结了初唐时期帝王的执政经验与教训，最终明确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文化政策，同时将道的地位放在儒释之前，唐玄宗亲自为《道德经》作注解疏，并下令让文人士大夫皆详读《道德经》，且下令让百姓家中都放置一本《道德经》，目的在于实现"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

加之佛教的发展规模和对百姓的影响力，玄宗又亲自为《孝经》、《金刚般若经》做注疏，旨在强调三教并存的文化思想政策，这就进一步扩宽了政治文化环境，促进着盛唐文化的发展，因此盛唐文人的思想中不乏佛老思想，如隐逸出世、得到求仙等，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风气。他们对前朝那些放浪旷达、不营物务、栖心玄远的名士投去了钦羡的目光，这也正是盛唐诗人偏爱使用隐迹江海心愿类典故的原因，如"海上狎鸥"、"谢公风流"等。

并且玄宗登基后认识到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儒学受到再次重视及发展，因此很多文人士大夫寄希冀于忠君报国、建功立事的宏图伟业，这颗追求理想的热忱之心，与盛唐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文化风气相调和。

当然，以上所提及的隐逸思想、吟咏怀抱，以及盛唐时期普遍的宴饮游乐，是盛唐时期文人创作的风向标。那么，能高度概括这类思想内容的典故，更是被盛唐文人频繁使用。

盛唐初期，不乏以润饰王言、润色鸿业为主的颂赞、章奏、碑志等，典雅恭谨，气势磅礴，显示着朝气昂扬的盛唐气象，也充满着文章的中和雅正之风。虽然也尚藻饰，但却不过分夸饰；虽也隶事用典，但不用典繁密。章奏、诏令多用史书典故，如《春秋》、《史记》、《汉书》等，很少用《世说新语》典故，只有碑志用少量《世说新语》典故，以相通的品质来互相赞誉。

李白在诗与文的创作上是相通的，与其性格、举止、主观意识及生活遭遇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抛开其诗歌不谈，他也有不少优秀的文章。其文现存六十六篇，其中八篇古赋，九篇铭碑祭文，二十篇序文，二十余篇记颂赞，九篇表书。文中也不乏《世说新语》典故的运用，如其为崔成辅之组诗《泽畔吟》所作诗序《泽畔吟序》中言："恸哭泽畔，哀形翰墨。" 用"阮籍途穷"典故，以阮籍比拟崔成辅，以恸哭点明为崔公贬谪他乡而愁苦的情怀，也从侧面借以劝慰崔公不要悲观绝望。

同样，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 李白亦用"阮籍途穷"典故，以向安州长史裴宽申辩自己遭受诋毁诽谤、蒙受不白之冤的情状，并表明自己不会因暂时的仕途困顿而灰心丧气。再如其碑铭《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借如曹娥潜波，理贯于孝道" ，不仅以曹娥赞美史氏之孝义，而且以此喻指作文的灵感等，使事用典化而无迹，辞藻华丽而无矫揉造作之态，可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

再如其古赋《剑阁赋》中："上则松风萧飒瑟飓，有巴猿兮相哀。" 暗用"断肠"典故，松间烈风萧飒、猿声哀鸣，渲染出凄凉恐怖的气氛，并以此表达对友人王炎入蜀依依不舍、满怀同情等。

此期是古典诗歌取得最高成就时期，佛老思想的盛行，使得诗歌中存在大量佛老典故，其中有部分典故出自《世说新语》。但除此之外，也有不少著名的抨击朝政、揭露时弊的文章和奏疏。这些文章不仅宗经重道，现实针对性极强，多出自玄宗后期。

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全文通过对惨不忍睹的荒凉古战场进行描述，揭示社会黑暗及战争频发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此警示，并侧面烘托其对中华大地的无限热忱。李华在此骈文中运用了大量的佛典，这不仅是其美德的体现，也是他提高道德修养的体现。前文提及盛唐诗人崇尚魏晋名士的放诞不拘，文人亦是如此。就李华而言，《新唐书·李华传》对李华性格有一段总结性的描述：

"华少旷达，外若坦荡，内谨重，尚然许，每慕汲黯为人。"

唐代传奇小说与唐诗是同时共生的文体，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相同，因此它们相互影响，在盛唐文化风气中孕育而生。盛唐时期的传奇小说，较之初唐时期更为成熟，如何延之《兰亭记》，张说《传书燕》、《绿衣使者记》、《镜龙记》、《梁四公记》等。他们对《世说新语》典故的运用虽不比诗歌多，但个性突出。

他们的小说中多魏晋名人，并且名人善吟咏诗歌，所吟咏诗歌又多典故运用，其中也有不少典故是出自《世说新语》的。如何延之《兰亭记》中开篇提及极具魏晋风度的名人谢安、支道林等，他们共围棋抚琴，探索问世，相聚甚欢，故而吟咏诗歌曰：

"初醖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

其中用"披云乐镜"典故，赞誉友人风神朗澈，有一部分友人虽然是刚认识不久的，但兴趣相投，皆仕途困顿，故而惺惺相惜，恨相知之晚。

总结

盛唐时期的壮志未酬、隐逸避世、佛老思想、宴饮成风已经形成了盛唐时期独特的文化风气，文人们在创作时，不管是什么题材都会有意无意的使用《世说新语》典故，这不仅是对魏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文人墨客直抒胸臆的有效途径，婉转而又丰富地表达诗歌内容及情感思想。

总之，相对开明的政治以及开放而又独具风格的文化风气助长了盛唐文人才子们恃才傲物的自信、进取的激荡和诗意的激情享乐，致使他们对魏晋之际的名士存在着莫名的"亲和力"，魏晋名士的精神更是成为了盛唐诗人的精神信仰，如竹林贤士超越礼法的精神。

他们对这些精神的向往是与魏晋风度深度契合的集中体现。唯一不同的是，社会历史状态下，官场对盛唐文人产生的诱惑力极强，故而在表达隐逸态度时没有魏晋名士那么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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