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之一，政治、經濟等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樣的朝氣蓬勃。文人士大夫對詩歌創作熱情再度昇華，且廣大知識分子建功立事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

就詩歌創作而言，創作領域寬泛，詩人思想活躍。明代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所高唱的美學觀點"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足以說明盛唐時期的詩歌已經達到了中國詩歌之巔峰，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代文學家殷璠在《河嶽英靈集》的序言中說盛唐詩歌"乃是聲律風骨始備"，不僅對漢魏風骨有所承繼，而且對六朝及初唐時期追求的聲律有了進一步的完善，這就進一步的說明了為什麼盛唐詩人在詩歌創作時偏愛使用《世說新語》典故。

那麼，盛唐詩人運用《世說新語》典故的原因有哪些？本文將從社會歷史和當時的文化風氣兩個方面進行簡單分析。

一、社會歷史原因

盛唐時期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給詩人們提供了一個相對悠遊自在的生活和創作環境，促使他們創作了很多交口稱譽的著名詩篇。盛唐詩歌完備的體制、成熟的技巧、高遠的意境、精嚴的韻律等對中國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僅如此，它還揭示了盛唐時期的生活深度和現實廣度，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盛唐時期。開元三年，唐玄宗明確宣佈：

"官不濫升，才不虛授，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足以見其選賢舉能、量才授職的決心，加之唐玄宗改革了科舉制度，一方面，限制了進士及第人的數量，減少冗官的出現；另一方面，全面提高了官吏整體的素質。這些因素滋養了盛唐廣大文人慾有所為的政治熱情以及自信昂揚、飄逸灑脫的精神品格，故而他們的詩歌創作洋溢著詩人的性情與風骨。

且盛唐詩歌以"吟詠性情"為主，用詩來表現詩人的真性情，而這種真性情恰是社會、生活的深重積澱。可見，社會歷史與詩歌創作之間是相互作用的關係，社會歷史進一步促進了詩歌的創作，詩歌創作則反映社會歷史狀態。

盛唐詩人的詩歌充滿著雄厚奔放的時代豪情，無論是得意還是失意都顯示著濃濃的情感和凜凜的傲骨，如李白的名句"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杜甫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孟浩然的名句"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高適的名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將他們博大壯闊的豪情壯志表現得淋漓盡致。

就用典來說，他們樂於使用有關謝安的典故，如"東山起"、"謝公風流"、"謝庭賞雪"等典故，一則讚美謝公卓越的政績，二則表達自己渴望能有同謝公一樣的功績，這些詩所表現出的積極向上的政治理想和精神風貌對後世極具感染性。

使盛唐詩人沒有想到的是，盛世也存在著權勢阻礙進賢的社會問題。雖然他們學富五車，卻無人賞識，亦或是由於奸佞小人的讒言使他們始終遊走在出仕與入世之間，仕途困頓曲折，加之盛唐時期佛教思想的盛行，促進了詩人們隱逸心思的流行，他們開始厭惡官場中的爭權奪利和勾心鬥角，憧憬和謀求相對獨立的社會人生理想和心靈的自我超越，尋求心靈中的安閒、平和。

他們開始沉湎於酒，麻醉自己，以此來隱藏他們的痛苦和憂患，使自己得以保全，對他們來說阮籍就是最明顯的實例，所以他們對魏晉名士風度極為推崇和讚揚——仕途失意，痛飲麻痺，隱居不仕。這也正是盛唐詩人偏愛使用"海上狎鷗"、"阮籍途窮""竹林七賢"、"習家池"等典故的原因。

用"阮籍途窮"典故表述對自己仕途困頓的失落情感，想像竹林七賢和山簡一樣飲酒放達，以棲逸玄遠的精神境界來彌補仕途上的失意，因此慣用"海上狎鷗"自喻，表述其隱逸心跡，這也進一步體現了盛唐詩人對魏晉風度的繼承與發揚。

但飲酒也不全是為了逃避現實，盛唐中後期，國力昌盛，經濟的繁榮，物質的富足，上層統治者不像初期那樣勵精圖治、勤儉節約，上行下效，宴飲遊樂蔚然成風，使得奢靡之風盛行，因此盛唐時期產生了大量的遊宴唱和、惜別送別題材類的詩歌。

如李白《東魯門泛舟二首》、《襄陽歌》等；杜甫的《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示侄佐》、《初冬》等；孟浩然的《洗然弟竹亭》、《聽鄭五愔彈琴》、《宴榮二山池》等詩。在這些詩歌中，他們偏愛於使用"雪夜訪戴"、"竹林七賢"、"習家池"等典故，與以此表述仕途坎坷不同的是，他們用這些典故來表達宴飲、遊玩之樂。

如"竹林七賢"典故，詩人或以竹林之宴比擬自己所處宴集，表述興之所致，如韋應物的《陪王郎中尋孔徵君》；或以竹林七賢之間的友誼表述與自己一同宴飲的友人及子侄之間惺惺相惜的情感，如孟浩然的《洗然弟竹亭》、杜甫的《示侄佐》等；亦或是以設宴贈別友人，表述對其的不捨之情，如儲光羲的《仲夏餞魏四河北覲叔》、孟浩然的《都下送辛大之鄂》等詩。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的批判與繼承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大原因。他們跟初唐文人一樣，都對那些風姿不凡、人品高節、風神朗澈的魏晉名士有讚揚傾慕之意，對繼承了先人所遺風采的友人更是稱頌，因此也樂於使用能表達此意的《世說新語》典故，如"瑤樹"、"披雲樂鏡"、"鳳毛"、"芝蘭玉樹"、"比玉""鶴氅"、"埋玉樹"等典故。

從統計的數據來看，盛唐詩人的友情贈答和惜別送別題材的詩歌中常用此類典故，其中李白、杜甫尤為出眾，如李白詩《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中："令弟字延陵，鳳毛出天姿" 句，用"鳳毛

二、 盛唐文化風氣的影響

盛唐時期的文化多姿多彩、燦爛輝煌，形成了盛唐獨特的文化風氣。文化風氣是文人創作的一種導向，它對詩歌、散文等的思想內容、語言風格、藝術手法等都有著深刻的影響。當然，這也是我們在分析詩人使用《世說新語》典故原因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唐玄宗上位後，深入總結了初唐時期帝王的執政經驗與教訓，最終明確了儒釋道三教並存的思想文化政策，同時將道的地位放在儒釋之前，唐玄宗親自為《道德經》作註解疏，並下令讓文人士大夫皆詳讀《道德經》，且下令讓百姓家中都放置一本《道德經》，目的在於實現"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

加之佛教的發展規模和對百姓的影響力，玄宗又親自為《孝經》、《金剛般若經》做註疏，旨在強調三教並存的文化思想政策，這就進一步擴寬了政治文化環境，促進著盛唐文化的發展，因此盛唐文人的思想中不乏佛老思想，如隱逸出世、得到求仙等，並且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風氣。他們對前朝那些放浪曠達、不營物務、棲心玄遠的名士投去了欽羨的目光，這也正是盛唐詩人偏愛使用隱跡江海心願類典故的原因，如"海上狎鷗"、"謝公風流"等。

並且玄宗登基後認識到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儒學受到再次重視及發展，因此很多文人士大夫寄希冀於忠君報國、建功立事的宏圖偉業，這顆追求理想的熱忱之心，與盛唐積極向上、朝氣蓬勃的文化風氣相調和。

當然，以上所提及的隱逸思想、吟詠懷抱，以及盛唐時期普遍的宴飲遊樂，是盛唐時期文人創作的風向標。那麼，能高度概括這類思想內容的典故，更是被盛唐文人頻繁使用。

盛唐初期，不乏以潤飾王言、潤色鴻業為主的頌讚、章奏、碑誌等，典雅恭謹，氣勢磅礴，顯示著朝氣昂揚的盛唐氣象，也充滿著文章的中和雅正之風。雖然也尚藻飾，但卻不過分誇飾；雖也隸事用典，但不用典繁密。章奏、詔令多用史書典故，如《春秋》、《史記》、《漢書》等，很少用《世說新語》典故，只有碑誌用少量《世說新語》典故，以相通的品質來互相讚譽。

李白在詩與文的創作上是相通的，與其性格、舉止、主觀意識及生活遭遇等緊密聯繫在一起。拋開其詩歌不談，他也有不少優秀的文章。其文現存六十六篇，其中八篇古賦，九篇銘碑祭文，二十篇序文，二十餘篇記頌讚，九篇表書。文中也不乏《世說新語》典故的運用，如其為崔成輔之組詩《澤畔吟》所作詩序《澤畔吟序》中言："慟哭澤畔，哀形翰墨。" 用"阮籍途窮"典故，以阮籍比擬崔成輔，以慟哭點明為崔公貶謫他鄉而愁苦的情懷，也從側面藉以勸慰崔公不要悲觀絕望。

同樣，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 李白亦用"阮籍途窮"典故，以向安州長史裴寬申辯自己遭受詆譭誹謗、蒙受不白之冤的情狀，並表明自己不會因暫時的仕途困頓而灰心喪氣。再如其碑銘《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 ，不僅以曹娥讚美史氏之孝義，而且以此喻指作文的靈感等，使事用典化而無跡，辭藻華麗而無矯揉造作之態，可謂"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

再如其古賦《劍閣賦》中："上則松風蕭颯瑟颶，有巴猿兮相哀。" 暗用"斷腸"典故，松間烈風蕭颯、猿聲哀鳴，渲染出淒涼恐怖的氣氛，並以此表達對友人王炎入蜀依依不捨、滿懷同情等。

此期是古典詩歌取得最高成就時期，佛老思想的盛行，使得詩歌中存在大量佛老典故，其中有部分典故出自《世說新語》。但除此之外，也有不少著名的抨擊朝政、揭露時弊的文章和奏疏。這些文章不僅宗經重道，現實針對性極強，多出自玄宗後期。

如李華的《弔古戰場文》，全文通過對慘不忍睹的荒涼古戰場進行描述，揭示社會黑暗及戰爭頻發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以此警示，並側面烘托其對中華大地的無限熱忱。李華在此駢文中運用了大量的佛典，這不僅是其美德的體現，也是他提高道德修養的體現。前文提及盛唐詩人崇尚魏晉名士的放誕不拘，文人亦是如此。就李華而言，《新唐書·李華傳》對李華性格有一段總結性的描述：

"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

唐代傳奇小說與唐詩是同時共生的文體，他們生存和發展的環境相同，因此它們相互影響，在盛唐文化風氣中孕育而生。盛唐時期的傳奇小說，較之初唐時期更為成熟，如何延之《蘭亭記》，張說《傳書燕》、《綠衣使者記》、《鏡龍記》、《梁四公記》等。他們對《世說新語》典故的運用雖不比詩歌多，但個性突出。

他們的小說中多魏晉名人，並且名人善吟詠詩歌，所吟詠詩歌又多典故運用，其中也有不少典故是出自《世說新語》的。如何延之《蘭亭記》中開篇提及極具魏晉風度的名人謝安、支道林等，他們共圍棋撫琴，探索問世，相聚甚歡，故而吟詠詩歌曰：

"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

其中用"披雲樂鏡"典故，讚譽友人風神朗澈，有一部分友人雖然是剛認識不久的，但興趣相投，皆仕途困頓，故而惺惺相惜，恨相知之晚。

總結

盛唐時期的壯志未酬、隱逸避世、佛老思想、宴飲成風已經形成了盛唐時期獨特的文化風氣，文人們在創作時，不管是什麼題材都會有意無意的使用《世說新語》典故，這不僅是對魏晉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文人墨客直抒胸臆的有效途徑，婉轉而又豐富地表達詩歌內容及情感思想。

總之，相對開明的政治以及開放而又獨具風格的文化風氣助長了盛唐文人才子們恃才傲物的自信、進取的激盪和詩意的激情享樂，致使他們對魏晉之際的名士存在著莫名的"親和力"，魏晉名士的精神更是成為了盛唐詩人的精神信仰，如竹林賢士超越禮法的精神。

他們對這些精神的嚮往是與魏晉風度深度契合的集中體現。唯一不同的是，社會歷史狀態下，官場對盛唐文人產生的誘惑力極強，故而在表達隱逸態度時沒有魏晉名士那麼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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