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我们今天的高考、公考，科举考试在社会关注度和竞争激烈程度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举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考试选官制度，自隋唐设立到1905年被清廷废止，经历了1300多年。特别是有清一代“慎重科名，严防弊窦”“寒士而为真才，必能扬眉吐气，此为培养人才最要之着”。
为了确保科举发挥选拔人才的功能，清代制定了详细完备的法律，从考生点名入场到复试磨勘，层层把关，各个环节都有详细规定。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作弊手段也是花样百出，不可穷究。
而且科举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政风不振，科举风气也必然败坏。如果士人选拔的环节就开始败坏，那吏治也必然从根子上烂了。因此，历朝历代都严厉打击科举舞弊，肃清政风首要是整顿科场考风。
仅有清一代就有三大科举舞弊案，分别为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居于三大案之首的戊午科场案，牵连之广、处罚之重，世所罕见，特别是身为主考官的一品大员被“斩立决”，不仅是清代孤例，在整个科举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因此该案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科举第一案。
金榜题名终是黄粱一梦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干支纪年戊午年）八月初八，顺天府乡试在北京贡院举行。
清代的科举沿袭明代，分为四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考中者即为秀才，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考中者为贡生，第一名为会元，最高等级殿试三甲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二、三名依次为榜眼和探花。其中，竞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乡试。
乡试是省级考试，三年一次，常在秋季举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闱”。乡试通过，就具备了做官资格，也只有通过乡试才能参加全国性的会试。最著名的解元是唐寅。最耳熟能详的“范进中举”，恰能说明乡试中举带给人的巨大喜悦，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从“民”到“官老爷”的阶层转换。
参加此次顺天乡试的考生中有个叫平龄的秀才，是镶白旗满洲附学生，爱好唱戏，平时经常登台串戏。就是在这样关键的考试季，他也依然不忘登台演出。但是到了九月十六日，顺天乡试发榜时，平龄竟然高中第七名。顺天府属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考试结果备受瞩目。一时间，舆论哗然，物议沸腾，人谓“戏子亦中高魁”。当时，奴仆、隶卒、倡优、乐户等是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
十月初七日，纪检干部孟传金将平龄中举引发的舆情上奏了咸丰皇帝，指出此次顺天乡试存在舞弊情况，要求核实查办。对孟传金来说，这是行使自己作为言官闻风言事的职责，是分内之事，然而由此引发的一场腥风血雨的轩然大波，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天子脚下竟敢有人科场舞弊，咸丰的震怒可想而知。当天，他就颁发谕旨“认真查办”，而且成立了最高级别的专案组。专案组成员有两个铁帽子王，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还包括了吏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两个从一品大员。
审讯中，平龄澄清了自己的票友身份，并非职业演员，具备考试资格。但是通过核查他的试卷，专案组成员发现朱墨卷不符合。墨卷是考生的原始答卷，朱卷是封糊姓名后由专门的誊录人用朱笔统一抄写的卷子。本是防止舞弊的措施却被平龄利用，成为他作弊的手段。他的墨卷错误百出，但在朱卷中却都被改正过来。严刑拷打之下，平龄很快招认了买通阅卷官舞弊的事实，自己也很快身死狱中。
然而，平龄的死只是揭开了顺天乡试舞弊案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惊涛骇浪。
一品大员竟成刀下之鬼
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叫柏葰，字静涛，蒙古正蓝旗人。考试结束，柏葰从协办大学士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从一品升为正一品。清代的内阁大学士类似宰相，居文官之首，政治地位崇高但没有实权。柏葰身兼大学士与军机大臣，是名副其实的宰相。
然而不过一个多月，平龄案发。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更多的线索浮出水面，作为主考官的柏葰也深陷其中。
其中最重要的线索是新中举人罗鸿绎与同考官（助理考官）浦安“交通关节”舞弊的事实。考生罗鸿绎供认，通过同乡找到了身为顺天乡试助理考官的浦安，托他在考试中给予“关照”。于是，浦安设法找到罗的试卷，并推荐给主考官柏葰。但是，罗的卷子写得实在太差，柏葰和两位副考官看后，打算列入副榜。到了写榜单时，柏葰经过考虑又决定撤掉，直接淘汰。可见，罗的卷子有多差。浦安得到消息后，找到了柏葰的家人靳祥去说情。最后，柏葰拿掉了一份本来取中的卷子调换成罗的试卷，使罗列为顺天乡试第238名举人。
事后，柏葰分别收取了罗鸿绎、浦安的“贽礼”12两和16两。
柏葰调换试卷的影响非常坏，当时就有副考官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同时，柏葰与专案组的载垣、端华等政见不和，宛如仇敌，结果可想而知。浦安、罗鸿绎等人被“斩立决”，柏葰也最终丢掉了性命。
办案期间，浦安还举报了副主考程庭桂也为人请托，由其子程炳采在考场为他人传递纸条。涉及的人包括刑部右侍郎李清凤之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潘敦俨、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最终，程炳采被处斩，朝廷念在程庭桂为两朝重臣且其子已被斩，法外施恩免了死罪，“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余人或流放或革职降级，只有李清凤早已亡故，免受追究。
到了咸丰九年二月，“戊午科场案”历时半年才结案，共惩处91人，斩决5人，革职降级9人，戍边8人，成为咸丰朝第一大案。
柄国权臣难逃杀身之祸
这场大案最让人唏嘘的是柏葰的被杀。清朝很少对一、二品大员动用死刑，特别是“斩立决”，而且往往在行刑时，皇帝会用减刑的手段以示“恩自上出”“皇恩浩荡”。
因此，柏葰在赴菜市口临刑时还很自信地嘱咐儿子，收拾好长途路上所需物品在夕照寺等他。也就是说，他此时还确信顶多是流放戍边，绝对不会是杀头。只能说柏葰对身处的大环境昏聩麻木，是个人不幸更是国之不幸。
“身任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有年，曾任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的柏葰还先后担任过刑部、户部、吏部侍郎，本身又是科甲出身，非常熟悉科场规定却又知法犯法，可见当时的科场风气乃至官场风气败坏到了何种程度。
当时，清廷正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洪杨的太平天国持续数年，屡败官军，富饶的东南几省基本都为其所占，此时双方正鏖战于湖北、江西、浙江、安徽等地。同时，贵州苗民、广西天地会等农民起义不断，再加上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内政可谓千疮百孔、乱象丛生。
对外，清廷受列强逼迫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割让了东北大片领土，外交可谓一败涂地、丧权辱国。已登基八年的咸丰帝此时27岁，渴望励精图治、重振朝纲。面对影响如此恶劣的科场舞弊案，他势必要出重拳严办，以儆效尤。
柏葰低估了年轻皇帝“肃场闱而警世人”的决心，也忽略了另一个会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就是深受咸丰倚重的户部尚书肃顺。
爱新觉罗·肃顺，字雨亭，满洲镶蓝旗人，是郑亲王端华同父异母的兄弟，与载垣、端华在政治上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是三人中的核心。而柏葰经常与肃顺意见相左，带头与之抗衡。
在戊午科场案的审理过程中，肃顺是一个对案情审理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也被认为是导致柏葰被处死的关键人物。甚至清人的笔记中还记载，柏葰在希望落空临死之际还说，必是肃顺从中作梗，否则皇帝不会如此，并预言有一天肃顺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该记载不足以信，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会发现很多类似因果轮回的杜撰，而且如果柏葰认识到政敌的窥伺更应该克己慎行，这样才不至于授人把柄。
但是，肃顺用“取士大典，关系至重”的说法促成咸丰乱世用重典整饬吏治、痛下杀心是可信的，或说是其借机铲除政敌，但又不能止于“挟私构陷”。
此后，肃顺的权势与日俱增，短短三年后达到鼎盛。1861年，咸丰驾崩，肃顺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臣。但是不过三个多月，他就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发动的辛酉政变中，被斩于菜市口，终年四十五岁。
肃顺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然而不可否认，他大刀阔斧的施政改革确实给陷入困境的王朝带来了生机。特别是他大胆起用汉臣，推荐提拔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力保左宗棠，对清朝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午科场案后，京师考场的舞弊行为“净绝”“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到了“条子横飞，贿买肆虐”的清末，科举气数已尽，大清朝的国运也便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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