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這是個甲申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絕對的多事之春。
正月，李自成在西安誓師，揮軍東進，目標直指大明京師。
三月，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三月十五，開始攻城，一天後，崇禎自縊於煤山。
攻下了北京，並不代表大順已取代了大明，權力的交接，並沒有那麼順利。彼時天下還有蠢蠢欲動的清朝，和以南都南京為中心的明朝力量，他們仍然佔據大半江山，試圖重組政權，收復河山。
看上去，這又是一出三國演義，在這個甲申年的春天，鹿死誰手，猶未可知。
政局的急劇動盪，誰也無法獨善其身。每個人、每座城都必須做出選擇，在這亂世中，是否堅守自己的立場，抑或是如何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1644年的濟寧城，就是這樣一座城市。
濟寧城位於南北交通要道，又是漕運重鎮，決定了它位於多方勢力反覆爭奪的要地，從這一年濟寧城控制權的反覆更替，我們可以一窺各方政策的得失。
四月二十五日
從年初得到李自成北伐的消息開始，濟寧城裡就已出現了騷動。
騷動的人群分為兩派。
一派主張據城固守，一派主張開門迎降。
主張固守的，是城內的士紳階層；主張迎降的，是城裡的官吏和百姓。這正代表著兩個利益集團。
對百姓來說，李自成一直以來的形象是個革命者。
民間有句口號“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明末的底層百姓，自己尚且吃不飽飯，哪來的牛羊酒肉迎闖王呢？那當然是牽來的士紳的牛羊，搬來的士紳的酒肉。對於李自成的到來，窮苦百姓當然是舉手歡迎。
對官吏來說，李自成的形象是個新王朝的建立者。
這時明朝已經垮掉，南京局勢不明，民心向順，眼看大順朝就要取代大明朝。明朝的飯，他們多半吃不上了，於是和北京許多官員一樣，想要迎接大順軍到來，給新朝一個好印象，以謀求一官半職。
對士紳來說，李自成是個破壞者。
除了宗室和不肯投降的官員，士紳經常成為大順軍的打擊對象，因為他們的富有，能夠提供所需的軍餉錢糧，在大順政權統治下，士紳利益必然受到損失。
這時候，城內最高官員的態度很重要，很大程度上起到決定性作用。
當時濟寧城裡的最高官員是工部侍郎黃希憲。
黃希憲既不打算抵抗，也不打算投降，他在得到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後，很快拋下了濟寧，南逃南京。
黃希憲一跑，城裡最高官員就成了署道僉事王世英，王世英主張迎降。
如此一來，歸順大順朝再無疑義，城裡士紳縱然不情願，在官員和百姓層面都已達成一致的情況下，無力反抗，只能隱忍求全。
於是，王世英“乘總河南奔，大張偽示，勸民從賊，及賊至，以城降”。
1644年4月25日，大順朝派來接收濟寧城的大將郭升帶著其他官員抵達，官紳百姓開門迎降，濟寧城被大順政權接收。
在這一時期，投降大順可以說是大勢所趨，明朝南都南京這時一片混亂，各方勢力還在為擁立哪個藩王而明爭暗鬥，無暇顧及北方地區。
大順軍接管山東，幾乎用不上軍隊，只需要傳檄而定，山東西南部的濟寧也在其中。
五月十一日
大順接收濟寧後，城裡的原明朝官員、士紳、平民，三個階層的命運又各有不同。
李自成的口號是“三年不納糧”，這是個聽上去很美好的口號。
但世界畢竟還是現實的。
三年不納糧，大順政權那麼多軍隊怎麼養，拿什麼給官員發工資。
李自成的辦法是“追贓助餉”，也就是通過暴力手段來逼取錢財。
暴力的對象，是原來明朝的官員和士紳們。
在北京，“追贓助餉”之下，許多明朝的高官、士紳、富商們被嚴刑拷打，前首輔魏藻德、陳演都受刑而死。
“追贓助餉”同樣推行到了濟寧。
原來打算投效大順，繼續官場生涯的官員們發現，自己非但不被任用，還和士紳一起，被列入了追贓的範圍。
比如原知州朱光，被嚴刑拷打，勒令拿出錢財，最後朱光和弟弟、侄兒一起自盡身亡。
《流寇志》：收朱知州酷刑拷訊，同弟侄皆自盡。
通過這種方式，大順官員在濟寧得到了四十八萬兩白銀。
收大小文武官僚、鄉紳、舉監生員、富民，勒賠銀四十八萬兩。
除了貧民，幾乎都在打擊範圍內。
士紳們本來就牴觸大順，開門迎降已經是違心的舉動，官員們的立場也完全轉變，反抗之火，已經開始燃燒。
郭升只是第一波，緊隨而來的，還有大順戶政方元昌，他在五月初五抵達濟寧，隨著他的到來，濟寧又開始了第二波追贓助餉，用刑程度比第一次更加嚴酷。
還有第三波，防禦使張問行於五月初十抵達，準備繼續追贓，並且貼出告示，明碼標價：“限官侍郎者十萬，撫按五萬，翰林三萬，司道部屬一二萬，舉人、監生、生員、富民千百各有差。”這個官職，包括之前在職的和退休的。
這時，天下形勢再次發生了鉅變。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在山海關被關寧和八旗聯軍擊敗，四月二十六日逃回北京，四天後就撤離北京。清軍尾隨追擊，五月十日，大順軍在真定再次被擊敗，退入山西。
與此同時，濟寧城內的官紳再次達成了一致：反順歸明。
他們以周邊的鄉兵為主力，在五月十一日發動了暴動。當晚，濟寧城就宣告脫離大順統治，大順官員張問行、傅龍等被殺。官紳選出原來的明朝官員潘士良、李允和、楊樸等擔任領導，城頭又插上了大明的旗幟。
濟寧城在名義上重新歸附了明朝，實際上，明朝南京政權並沒有在這裡進行實際統治。
在南京，終於選出了福王朱由崧接任帝位。五月初三，朱由崧出任監國，五月十五，正式即位為帝，是為弘光帝。
朱由崧出任監國，實際上已經就是皇帝，幾乎與此同時，隨著大順軍的潰敗，山東、北直隸等地到處打出反順復明的旗幟。
這時，對南京弘光朝廷來說，是最好的收復失地的機會。就如同大順一樣，他們只需派出官員接收，就能實現有效統治。
從1644年5月11日起，雖然濟寧城名義上歸屬明朝，但是弘光朝廷並沒有什麼動作，實際上這是濟寧一個自治的階段。
沒有明確的歸屬，城裡的士紳和鄉兵逐漸也出現了矛盾。在亂世裡，誰有兵誰就有話語權，這一時期，濟寧城的話事權逐漸從官紳轉移到鄉兵首領李允和、米繼宗等人身上。
“時濟城無官，鄉兵練長為政，不容一人南下。”
七月二十二日
濟寧不是個孤例，它代表的是大順軍退入山西后，從北直隸到山東附近州縣的情況。濟寧以外，山東各地情況都類似，基本都發生了反順起義，打著明朝的旗號在自治。
退入山西的大順這時以自保為主，沒有兵力來收復這些地區。競爭對手只剩下了兩個——弘光政權和順治政權。
弘光政權毫無反應，與之相比，清朝行動可稱迅速。
北京城內的多爾袞等清朝權貴迅速意識到了山東的重要性，決定利用出現的真空進行接管。
七月初五，清朝派出王鰲永、方大猷率領官員南下接管山東。
“王鰲永總督山東、河南，以方大猷為監軍，署巡撫事。”
接管山東，並沒有遭遇強烈抵抗，這和之後江南傳檄而定差不多。山東這時候實際上是個三不管地帶，沒有政權真正在統治。大順朝不得民心，大家本來想歸明，可是南京的弘光政權卻對自己不理不睬。大家摸不著頭腦，這時，清朝伸來了橄欖枝。
山東各地差不多，許多地方接受了清朝的招撫，濟寧的情況卻還有一些不同，根據《爝火錄》記載：
“大清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青州、東昌、臨清、兗州皆降，惟濟寧不下。”
王鰲永的第一次招撫沒有成功，這時候，濟寧還沒有決定到底歸屬何方，他們還想嚮明朝努力一下。
在離濟寧不遠的東昌，同樣爆發了推翻大順官員的暴動，有所區別的是，暴動成功後，領導者張鳳翔並沒有留在東昌。他帶著其他一些原明官員南下投靠弘光朝廷。
張鳳翔等經過東昌時，濟寧的鄉兵首領李允和等出城十里熱烈迎接，目的是得到他們的支持。
但張鳳翔等人其實是和濟寧城裡的官員一樣的，他們並不是來接收濟寧，身上也沒有印信之類的證明文件，更沒有意願留在濟寧與清朝對抗。
(七月二十日)，張鳳翔至濟，允和等迎接十里，求札行，亦無印札付也。
這時實際控制濟寧的鄉兵頭目們對明朝再也沒了盼頭。
兩天後，方大猷抵達濟寧，士紳和鄉兵代表們在城外款待，濟寧隨後被清朝接收。
可以看到，大順敗退後，民心又開始倒向明朝。入關伊始，各地對清朝並不認同，北京雖然丟失，南京還擁有廣大地盤和兵力，看上去實力仍然強大。李自成已經被趕走，清朝的體量無法跟南明相比，沒人會想到它最後能一統天下。
弘光朝的應對
從五月十一日到七月二十二日這近兩個半月的時間裡，弘光朝廷在幹什麼，為何對北方各州縣的主動反順復明無動於衷？
因為他們確立的政策，是“聯虜平寇”。也就是說，想要聯合清朝的力量，消滅李自成。
“聯虜平寇”對不對呢，也不能說不對。
在當時局勢下，“聯虜平寇”其實也可以理解。對弘光政府來說，李自成是來推翻明朝，逼死崇禎的死敵，這種仇恨難以化解。至少在當時來看，大順政權的存在，比清朝對南明威脅更大。
清軍入關，打的是為崇禎報仇的旗號，雖然這只是個幌子，但從行動來看，他們確實一路追著李自成猛打，做到了明朝沒能做到的事。
而且，這段時期他們和明軍並沒有什麼大的衝突。這也給了弘光政府幻想，認為“聯虜”似乎可行。
問題在於，“聯虜平寇”即使可行，與接收山東並不衝突。
弘光政府大可以派官兵進行接收，同時準備和清軍的談判方案，兩手同時進行。
或許有人認為，弘光朝的總兵跋扈，兵力難以調動。實際上，這並不需要調動江北四鎮的兵力就可以實現，只要從幾萬人的京營裡撥出一小部分人馬，就可以實現這個目標。
《甲申核真略》裡也說：設南都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山東豈遂歸清耶?
也就是這個意思。
弘光朝早在七月初，就派出了左懋第為首的使團，從南京出發前往北京與清朝談判。
九月初，以左懋第、陳洪範為首的使團經過濟寧，這時清朝對山東的控制已經強化，方大猷貼出告示：“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著自備盤費。”
明朝的使團，經過本應屬於自己的土地，受到如此冷遇，不知心裡作何感想。
三國的博弈
從四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二十二日，不到三個月，濟寧城三易其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天下的動盪和各方的得失。
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雙重失敗，大順政權註定將被拋棄，這是三國裡最先出局的一方。
弘光朝其實機會很大，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從山東到北直隸，數十個州縣都舉起了“擒賊復明”的大旗，擒殺大順委任官員，組織反順義軍，無需弘光出兵，這些地方已經自動歸明。
正如上文所說，如果派出官員將領接收，至少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統治，因為這時清朝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和大順軍作戰，還有一部分在拱衛京畿重地，難以抽調。
至於南明軍隊的不堪一擊，那是之後的事情，也是多方原因導致的結果，當時誰也不會料到多鐸能兩個多月就滅亡弘光政權。
和談可以，但不能不做兩手準備，接收山東，實際也是增加自己談判的籌碼。
可是為了議和，弘光政權對山東置之不理，唯恐惹怒清朝，影響自己和談的誠意。
這片重地，相當於是拱手送出去的。
南明不要，清朝不可能不要。清朝統治者入關以後，表現出了對時局極為敏銳的嗅覺，自然伸手笑納。
相比之下，清朝表現出了一個新王朝銳意進取的活力，作為明朝延續的南明，則繼續因循守舊，不知變通，繼承了明朝的缺點並且變本加厲。
所以，從上層體制就已經決定，不管是注重軍事的大順，還是起初在地盤、人口、兵力上都頗為龐大的南明，都完全無力與清朝抗衡。
這在1644年裡濟寧城三個月的得失中，已經表現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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