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瓘在《文字论》中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 这里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书法表达的信息全息性。书法不仅仅是表达了文字的内容，还表达了作者内在的性情和气质。用文字表达最精炼的形式，是诗词，而即使诗词也要用“数言”才能构建一个内在的情感表达。
而书法则是一个字的点画和气韵就可以表达全息的信息。表面上这个是“简易”其实，是外延简单，而内涵更加丰富了。只是内在的东西是隐非显而已。中国文化因为地理地貌等先天因素，是一个内向型追求的文化类型，故而其艺术也格外的追求内在的性质。故而一个字，即是一个全息系统的入口。
汉字本身也具有这种精炼性质，一字多义和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也说明了这一点。书法不仅仅是一个抒发性情的出口，同时也是了解一个时代一个风气的入口，因为人的气质风神都藏在一点一划的气韵中，但有同情共理的感知能力，才能理解和感受到。
文章本身就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而文字往往都是书法为载体而存在的，不论的文字的结果性还是书法体现的书写的过程性，都综合表达了内在的信息。书法有“通乎自然之道”。张怀瓘在《书断 》的序言中说：
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觌，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含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精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
书法作品是一种气质神韵的全息记录，不仅仅记录结果，也记录了过程，即书写者书写时候的身心状态。而读这些书法作品，则是重新解读了这些压缩在了汉字中的信息，便能体会到含情万里的性情，也能感受作者的气质，如同会面一样。
我们读古人对某人的记载，尚会有真伪的质疑，而其书作倘若证明是真迹，则真如见本人一般，感受那个人鲜活的气质。当然，这是针对精于笔墨的人来说的，有审美感知能力的人才可以明白这里的乐趣。
一幅书法作品，其动态感越强，表达的信息越充分，实用性越强，则信息越少。比如我们看秦代李斯的小篆，更多的是从其结体和造型中观察一种固定的美学特质。而如果是草书，因为其速度很快，则更容易产生更多的反映性情的信息。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的书法状态：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优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这里表达了张旭醉心于草书而在狂放开张中淋漓尽致表达他的心态变动的状态。最充分的抒发，是要借助于“势”，有“势”则需要速度和节奏，还有力量的充分运用。
而这种性情抒发的能力是如何来的呢？韩愈接着说：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取法与自然天地万物，其力量动态情形便吸收入书法表达之中，充满了生命力，张旭有强烈的寓自然之象于书中，而又以书表达性情的能力。
所以，韩愈认为因此，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张旭作为盛绝千秋的大书法家艺术家，可谓名符其实，而其狂放戏谑之豪情又绝非是当今“流行书风”可比的。张旭的笔法功夫本就精神，收放有度，可见其小楷《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则可见一斑。狂放，是要有前提资格的。
张旭小楷《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
书法既然有达其性情的功用，自然是一种乐趣，而非苦差事。而书法之乐，除却抒发挥毫那一刻，也有环境相适的一种仪式感。欧阳修在《试笔 学书为乐》曾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
由于不同人的性情不同，有的人尚动，有的人则好静，欧阳修所谓的书法之乐，是一种仪式感和精妙的静谧之意。书法并非乱写狂涂，而是一种发于纤毫的艺术，不论多么豪放，也都是精微为前提的。书法之道是在感知深处找到自己内心性情的放之处。不论动静，不论豪情还是婉约，都是达其性情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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