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議潮與他的歸義軍（07）——內外交困中，歸義軍漸露疲態。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張議潮在沙州起義後，於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八月，遣其兄張議潭入長安獻十一州圖籍，其後張議潭一直在長安為質。

公元867年(鹹通八年)，張議潭在長安去世後，張議潮入朝，唐廷任命他為右神武統軍，晉官司徒並遙領河西節度。

入朝前，他把河西軍務總委其侄張淮深（張議潭之子）令守藩籬。公元872年(鹹通十三年)八月，議潮卒於京師，賜官太保。

接任歸義軍節度使的張淮深，並沒有辜負沙州人民的期望。在他領導下，沙州軍民成功的將染指瓜州（甘肅酒泉瓜州縣）的回鶻勢力驅逐。

在晚唐動盪的河西時局中，為沙州百姓保有了一處安樂的桃源。對於張淮深的任內的功績，沙州士紳評價為“文治武功，不下議潮”。

一、回鶻對歸義軍的夾擊

但無論張淮深如何努力，沙州歸義軍逐漸弱勢的大格局依舊難以逆轉。

被逐出瓜州的回鶻勢力，並沒有因此消弭。在亂世的舞臺上，還有大量的戲份，等著他們來表演。

不久後，回鶻實力復起，但他們這次也長心眼了，知道沙州的馬蜂窩不能捅，捅了張淮深真急眼。

這次，他們的目標鎖定了甘（張掖）、肅（酒泉）兩州，

隨後幾年，甘、肅二州烽煙四起、戰火頻頻。

甘州城內的吐蕃、吐谷渾、龍家、通頰等“十五家”部落，在與回鶻交鋒中漸漸不支。

據《肅州防戍都狀》記載，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左右，甘州城內“龍家”部落的首領，在回鶻軍隊持續圍城之下，曾遣使者向盤踞於涼州的吐蕃溫末勢力求援。

龍家首領在求救信中提到：“我龍家共回鶻和定已後，恐被回鶻侵凌。甘州事，鬚髮遣溫末三百家已來，同住甘州，似將牢古(固)。如若不來，我甘州便共回鶻為一家，討你溫末，莫道不報。”

從信中的口氣可知，走投無路的龍家等部落，事先已與回鶻進行過協商，但龍家部落擔心回鶻不守盟約。為求一個保障，不得不再向涼州溫末求援。

因擔心溫末漠視此事，還在信中以威脅的口氣表示，“如不來，我們就和回鶻聯合，進攻你們，到時候別說我沒事前通知過。”

但龍家首領的希望依舊落空了，涼州溫末並沒能夠前來救援，孤立無援的龍家部落，是年十月被迫撤出甘州。

十二月，回鶻軍隊控制了甘州城。

甘州遂成河西回鶻勢力的中心，史稱“甘州回鶻”。

回鶻力量為何迅速復起，史料沒有明確記載。

但如果分析一下，河西割據勢力的局面，似乎也只有高昌回鶻，能夠成為其臂助。

畢竟，高昌回鶻政權的創始人僕固俊，本就曾是甘州回鶻的一支。

鹹通七年（866年）時，和張議潮存在某種合作關係的僕固俊（有的史書認為僕固俊在張議潮的帳下聽命），率兵光復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東南高昌故城﹐即哈拉和卓古城)，成了一支足以影響河西地區格局的重要力量。

至少在張議潮主政沙州期間，僕固俊和歸義軍保持了很好的盟友關係，雖然沒有史料能夠確證，其納入了歸義軍的序列。

但在歸義軍與吐蕃勢力征戰的過程中，僕固俊及其回鶻勢力，至少站在了歸義軍一邊。

但隨著張議潮入質長安，僕固俊與張淮深的關係迅速交惡。

僕固俊以西州、庭州、輪臺（在今新疆烏魯木齊市附近）為根據地，建立了高昌回鶻政權，史稱“西州回鶻”（高昌回鶻）。

西州回鶻在天山東麓地區表現的相當強勢，在敦煌文獻中，保存著張淮深上奏文書的殘卷，“僕固天王，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中殘)，打劫酒泉後卻¨斷(下殘)”。

這條殘破的記錄可以看出，西州回鶻存在向東發展勢力範圍的行動。

伊州（新疆哈密）和酒泉縣分別在沙、瓜二州的東西兩側，西州回鶻打破、劫掠兩地意味著，兩股回鶻力量（西州回鶻、甘州回鶻）已對歸義軍形成了左右夾擊之勢。

事實上，自唐懿宗鹹通年間（公元860年—874年）以來，回鶻勢力已進入了甘、肅地區，而溫末部落也成為涼州地區舉足輕重的勢力。

到唐僖宗光啟元年（公元885年）時，河西走廊已不再為“國命所能制者”。按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法，應歸入“朝命不及”的地區。

二、張淮深的軟肋

河西環境如此的險惡，但卻不是張淮深最頭疼的問題，真正讓他費盡心思的，恰恰是歸義軍內部湧動的暗流。

張淮深在執掌歸義軍期間，一直存在一個阿克琉斯之踵——始終未曾獲得唐朝政府授予的節杖。

按常理說向歸義軍這種半獨立的邊疆軍事政權，有無朝廷授節並不十分重要。畢竟，以當時唐朝自身的實力來說，其影響力已很難越過隴山，在河西走廊施加影響。

但歸義軍的情況有些特殊，從“大義”上說，歸義軍是一個以“驅蕃歸唐”為綱領和號召力的地方政權。

唐朝政府的認可，代表著政權地位成立與否的“合法性”問題。

從“小節”上說，如果張淮深是張議潮的親兒子，可能一切都好解釋，

可張淮深恰恰不是。

所以，在周邊日漸險惡的政治環境下，身為沙州領袖的張淮深，迫切需要一個正式的“名分”，來堵住某些別有所圖人的嘴。

從公元867年（張議潮入長安之年）起，張淮深就開始請求唐朝授予節度使實職，但唐庭的處理方式是命張議潮遙領河西節度使之職。

面對這個決定，張淮深也無可奈何，畢竟張議潮的威望，在沙州是種無可匹敵的存在。

在《悟真文書集》保存的資料上看，鹹通十年（869年）時，唐庭對張淮深的官職稱謂為“河西道沙州諸軍事兼抄州刺史御史中丞”，甚至連“歸義軍兵馬留後”都不是。

公元872年(鹹通十三年)八月，張議潮於京師去世後。

歸義軍再也沒有人質在唐朝手上，張淮深至少有六個兒子，但哪個也不願入京城為質。

在這種情況下，他所希望的歸義軍節度使節杖，就更加遙遙無期了。

當然，張淮深也沒有坐等唐庭回心轉意。他採取了邊將慣用的伎倆，那就是獻俘邀功。

隨著鹹通末年和乾符年間的幾次勝利，唐庭也確實派員數次到沙州進行了封賞，但封賞的結果卻是從沙州刺史到詔賜尚書，兼加重錫，再到戶部尚書，依舊沒有他最看中的歸義軍節度使

之職。

三、歸義軍官吏間的裂隙

這時的張淮深已經等不及了，他借唐使前來宣賞的機會，自稱為“使持節沙州刺史，充歸義軍兵馬留後，當管營田等使守，左繞衛大將軍，賜紫金魚袋”。

如此之長的一段官銜，但真正有營養的，只有其中

“使持節沙州刺史充歸義軍兵馬留後”這一段。

他這是在向沙州百姓表明，自己是得到了唐朝認可的持節歸義軍領袖。

同時，在《張淮深碑》中也自稱為“加授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

但實際上，唐朝並沒有認可他的節度使身份。

這種自稱，也就能矇蔽一下普通沙州百姓而已，對於深知虛實的沙州官僚們，並沒有多少影響力。

另外，曾經的“尚書貴子，二小郎君”（張議潮的兒子張淮鼎）已漸漸長大。

以其父親的威望來說，張淮鼎擁有自己的擁躉班底，幾乎是必然的。

歸義軍內部的權力之爭，給張淮深造成了巨大的困擾。

這一點，從張淮深自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始，連續向唐庭派出三隊使臣入京求節，便可見一斑。

也算張淮深倒黴，他的三隊使臣先是因涼州變亂，受阻於河西。好不容易趕到關中，又趕上了黃巢軍隊佔據長安。

僖宗皇帝都跑到四川去避禍了，以至於沙州使臣，甚至不知道該去哪裡面聖。

直到光啟三年（公元887年），沙州使臣才千辛萬苦的，在興元（今漢中）見到了御駕。

但此時，雖然黃巢起義已經平息，但朱玫之亂卻愈演愈烈。

朱玫攻入長安後，扶持了襄王李熅為帝。

年紀輕輕的唐僖宗李儇，一不小心都成了太上皇，哪還有閒心管沙州節度的閒事。

儘管沙州使臣用盡了上狀、對問、送禮、請託等種種手段，但唐廷宰相，特別是握有實權的軍容，只是拖延而不予答覆。

唐庭對張淮深態度冷淡也就算了，在沙州使臣內部也分裂成了兩派。

主張給張淮深授節的使臣，想盡一切辦法，“修狀”、“懇苦再三”盡呈利害，求授予旌節。

可同為沙州使臣的另一些人，居然以“路次危險，不用論節”為理由，對朝廷接狀後，“數日不得指偽”幸災樂禍，“高聲唱快”，並“惡口穢言”，甚至有恃無恐地聲言“僕射（張淮深）有甚功勞，覓他旌節？！”

要知道，在唐庭四宰相、兩軍容面前，沙州使臣竟敢放言指責“僕射無功”。足見其背後，必有足夠過硬的後臺。

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主張不授予旌節使臣張文徹，既是張淮深本家，又是其連襟。

就是這種親屬關係，也不能阻擋其出言反對張淮深。

可見反對張淮深的沙州勢力，必定有一個實力強大，且還擁有正朔之望的人物做後臺。

那麼這後臺又能是誰呢？

答案几乎是呼之欲出的。

記載沙州使求旌節之事的《進奏院狀》為一殘卷，此次“請節”是否成功，因卷殘不得而知。

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截至光啟三年三月廿二日(殘卷所述事實的最後月日)，張淮深還未得到節度使之職。

光啟四年（888年）二月，“幸蜀”的唐僖宗，在外“巡幸”數年後，終於回到了長安。

但常年“巡幸”已搞垮了他的身體，三月六日，年僅27歲的僖宗“暴斃”在長安武德殿。

其後，僖宗李儇之弟，唐昭宗李曄繼位，改元“龍紀”。

綜合以上情況來看，光啟三年（公元887年）前後，歸義軍使臣的求節之路，大概率是空手而歸。

公元890年（唐昭宗大順元年）二月廿二日，沙州歸義軍府衙內，爆發了一場慘禍。

倒在血泊裡的不只有張淮深，還有他的夫人和六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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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唐末沙州_敦煌_張議潮的起義》_金啟綜；

《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再收瓜州史事鉤沉》_李軍；

《略述唐王朝與吐蕃的關係及張議潮領導的沙州人民起義》_齊陳駿；

《豎牛作孽君主見欺-談張淮深之死及唐末歸義軍執權者之更迭》_李永寧；

《吐蕃對敦煌石窟影響再探_吐蕃因素下的歸義軍首任節度使張議潮功德窟》_沙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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