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9年2月28日，京東CEO劉強東持有公司15.4%股權，為第二大股東。但在關鍵的投票權上，劉強東仍具有主導權，劉強東持有京東79%的投票權。京東的第一大股東為騰訊，持有京東17.8%的股權，但投票權僅為4.5%。此外，沃爾瑪持有京東9.9%的股權，為其第三大股東，擁有2.5%的投票權。
劉強東曾經說過，“如果我失去了京東的控制權，我就拿錢走人”。他之所以敢說出這種豪氣沖天的話，是有底氣的。下面我們還看看劉強東在一路融資的過程中，是如何保證京東控制權不放手的。
京東控制權設計
早期發行優先股
2007到2010年間，京東發行了A、B、C三輪“可轉可贖回優先股”。優先股對於投資者來說沒有投票權，可以更好的保障創始人對公司控制權，但也增加了公司債務風險。
A輪由今日資本提供：2007年3月27日，發行1.55億“A類可贖可轉優先股”，附帶1.31億份購股權。8月15日，1.31億購股權被行使。兩筆融資合計1000萬美元。
B輪由今日資本、雄牛及梁伯韜聯合投資：2009年1月，發行2.35億“B類可贖可轉優先股”，融資2100萬美元。
C輪融資額達1.38億美元：於2010年9月完成，這次發行1.78億“C類可贖可轉優先股”，投資方為高瓴資本。
發行可轉可贖回優先股融資方式雖好，但融資額有限。否則資產負債率畸高公司將瀕於破產，控制權有什麼用。2011年，京東開始發售普通股融資。
股權票委託
後期在普通股融資中，劉強東要求投資人排它性地將投票權授予他的兩間BVI（英屬處女群島）公司Max Smart和Fortune Rising，通過幾番博弈，在京東上市前，劉強東通過兩間BVI公司控了13.74億股投票權，佔比55.9%，以微弱優勢保住了控制權。
在機構投資人不願意委託投票權給創始人情況下，創始人可要求真正的天使投資人、資源人股東以及股權激勵對象等將投票權委託給創始人行使，早期公司的創始人應當優先考慮的投票權委託方案。
雙重股權結構
上市後，11家投資機構將收回7.96億股的投票權。另據招股文件，京東將發售1.38億新股，總股本將達到27.6億股。這樣，劉強東持有的股票佔比20.5%。基於此，京東效仿谷歌、百度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上市後劉強東持有的5.65億股轉為Ｂ類股票，每股有20份投票權。其它新舊投資人持有的都是Ａ類股票，每股有1份投票權，劉強東獲得83.7%的投票權。
AB股的核心，就是同股不同權。簡單理解，就是把投票權和分紅權分離。企業的控制權至關重要。AB股這種同股不同權的設計，確保了創始人對企業的控制權。
AB股其實就是權力的遊戲：
？公司股票區分為A序列普通股（Class A common stock）與B序列普通股（Class B common stock）；
？A序列普通股通常由機構投資人與公眾股東持有，B序列普通股通常由創業團隊持有；
？A序列普通股與B序列普通股設定不同的投票權。
京東在美國上市後，公司股票分為A類和B類普通股，劉強東控制的股份為B類普通股，其他股東的股份為A類普通股，B類普通股擁有A類普通股20倍的投票權，因此劉強東控制著超過83%的股東投票權。
董事會控制
京東招股書2014年4月14日顯示：根據公司上市前獲得騰訊戰略投資後簽署的股東協議，公司(上市前)最多設立11名董事，其中A、B、C輪及上市前今日資本、雄牛資本、高瓴資本和老虎基金在持股數不低於各自相應約定的持股下限的情況下，分別有權任命一位董事，騰訊有權委派一名董事。即投資人共有權委派5名董事，剩餘6名董事由劉強東控制。
引入騰訊之前，劉強東也同樣控制著公司董事會的多數席位。根據更早的股東協議，公司最多設立9名董事，其中A、B、C輪及上市前的領投人（即今日資本、雄牛資本、高瓴資本和老虎基金）在持股數不低於各自相應約定的持股下限情況下，分別有權任命一位董事。也就是說，投資人共有權委派4名董事，剩餘5名董事由劉強東控制。
公司控制權之爭往往體現在董事的提名和罷免上，如果創始人之外的公司股東沒有提名或罷免公司董事的權利，這些股東也很難插手爭奪公司的控制權。但現實中，公司的投資人往往要求董事任免權，而公司往往也需要創始人之外的董事助力公司的發展，所以創始人需要注意控制董事會的人數以及創始人任命的董事人數。
早期企業建議更多地學習京東案例中劉強東對公司董事會的控制，而不是阿里巴巴上市後的湖畔合夥人，因為後者更多的是基於管理層股權比例太低的一種大尺度補救方法。
創始團隊在公司初期最好能控制2/3的董事人數，而在後期最好能控制1/2以上的董事席位，公司儘量將外部董事席位留給對公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投資）人，隨著外部董事的增加而擴充董事總人數，則儘可能維持創始股東對董事人數的上述控制比例。
京東股權激勵方式
2013 年京東虧損 5000 萬元，當年第四季度還實現了盈利。對於淨虧損擴大，京東表示，主要由於股權獎勵增加。京東對物流建設的重視也體現在股權激勵上，2012 年、2013 年履約費用中的激勵成本分別 為 7800 萬元和 8100 萬元。京東將對研發人員的激勵力度放在第三位，2012 年、2013 年激勵成本分別是為 2500 萬元和 3300 萬元。
Fortune Rising Holdings Limited是京東專門為參與“股票激勵計劃”的員工設立的代持公司，目前持有京東59,681,336股B級普通股，約佔後者總股本的2.2%，劉強東是Fortune Rising Holdings Limited的唯一股東和管理人。
2008～2013年間，京東先後出臺了5個版本的激勵方案。2013年12月20日，京東將5個方案合併為“2013方案”。根據該方案，京東最多可以授出4.68億股。目前已授出1.07億股。
京東股權激勵方式採用獎金轉購股資金的方式逐步獲得公司股份。這種方式類似於業績股激勵，即通過員工創造的業績中提取一定比例資金作為購股資金，進而獲得公司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京東上市前夕，董事會曾將公司股權的4%直接獎勵給京東董事長兼CEO劉強東。當時這筆期權的價值為6.06億美元，這直接導致京東在2014年第一季度大虧37.95億元人民幣。
（上市公司案例中因為對一個人股權激勵導致把公司拉到虧本狀態，這是非常罕見的，足見劉強東有霸氣的底氣）
2015年，京東宣佈董事會批准針對公司董事長兼CEO劉強東的一項為期10年的薪酬計劃。
根據該計劃，劉強東在計劃規定的10年內，每年基本工資為1元，且沒有現金獎勵。雖然每年只拿1元年薪，但根據京東的股權激勵計劃，劉強東已被授予2600萬股A類股股權，相當於公司所有流通股的0.9%。劉強東獲得的這筆股權每股執行價格為16.70美元。在該10年期限內，公司不得再向劉強東授予額外股權。
京東啟示
京東能快速發展，趕超同行業的企業，最核心的原因在於能夠快速獲得融資，京東能夠快速獲得資本，迅速做大做強，之後登陸IPO後，採用併購重組的方式強化自己核心競爭力，一舉奠定B2C市場的江湖地位。
創始企業進行私募股權融資，往往非常困難，為了獲得發展資金，企業可以借鑑京東的“夾層融資”模式或與投資進行對賭。當然，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風險，因此企業在融資的過程中一定要有戰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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