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遙遠的鼠疫，其實早已退出了人類的主要視野。時至今日，在現有的防疫條件和預防意識下，鼠疫再度大規模爆發的可能性實在是微乎其微。
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在提到它時為之色變。畢竟，雖然關聯性存疑，但大多數人還是認為，正是這兩個字造就了從歐洲到世界的深層次改變。那場在六百年前席捲歐洲的疫情，在造就人口銳減之後，最終把世界變成了今天的樣子。
當十八歲的朱元璋在外遊蕩之時，他將來要擊敗的蒙古人正在萬里之外攻城。1346年，一支蒙古軍包圍了如今位於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城市克法。
但此時的蒙古軍已經不是百年前摧枯拉朽的樣子，不僅久攻不下，軍中還發生了致死的疫情。無所不為的蒙古人，將死去的士兵用投石機射入城內。城內的居民不知道這些從天而降的死屍是什麼用意。
很快瘟疫開始在城內蔓延起來。城裡的熱那亞居民逃離此城，逃往家鄉意大利的西西里。而他們身上的病菌正如影隨形，要跟著他們在歐洲搞一場大事情。很快從意大利到西班牙，從英國到北歐，歐洲幾乎沒有一處不受摧殘，人一旦染病就會在3~5天內死亡。
這場綿延四百年的瘟疫斷斷續續地時起時滅，最終一直到18世紀才最終完全平復下去。在朱元璋的時代，它將歐洲和中東的總人口從1億直接減到8千萬，過了一百五十年才恢復。
當時的人將這場災難稱為黑死病，因為死者的皮膚會發黑。二十世紀，黑死病被廣泛認為是傳播性鼠疫——但仍然存在些許爭議。一是因為鼠疫也會殺死老鼠，但當時並未記載出現大量鼠屍；二是因為鼠疫會隨氣候變冷而減弱，但1348年冬天黑死病的傳播速度卻不降反升。不過鼠疫，卻確實是與當時病症最為相似的病因。
假如黑死病登陸的第一個歐洲城鎮與外界隔離，那麼當這個鎮子的人死光之後，黑死病就會至此而止。但莫名的恐慌促使人們選擇逃離，正是這種接連不斷的移動將病菌傳播至整個歐洲。那時的歐洲醫學雖然存在一定隔離措施，但問題在於相當多的未隔離者看似健康，實際上已經是病菌的宿主。
當時的歐洲籠罩在中世紀神學的陰影下，人的頭腦被上帝所佔據。天主教會向來宣稱，“瘟疫是上帝對那些罪人的懲罰”。然而當黑死病到來時，為臨終病人作彌撒的神父也跟著倒下了。而是越是盡忠職守的神父，倒下的速度越快。而那些擅自逃離的神職人員，又把病菌帶往更遠的地方。
教會是許多人唯一的希望，於是許多人把所有家財都送給教會，希望上帝能垂憐網開一面只要錢不要命。教會就此增加了無數活人和死人的財富，但患病的人仍然快速死亡。教會也在努力地挽回公信力，教皇宣佈1350年是聖年，所有到羅馬朝聖的人都可以直接進入天堂樂園，而不須經過煉獄——成千上萬的人響應，成千上萬的病菌也就此前往羅馬。
巫術、香水、護身符、醋……一度都成了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但很快都被證明無效之後，瘋狂的人們開始了更瘋狂的行動，例如殺死被認為是邪惡來源的貓，以及被認為故意投毒的猶太人。
整個歐洲都被死亡所籠罩。1349年，英法百年戰爭不得不暫時中斷，因為已經沒有足夠的人口可作為補充兵源。一個五萬人口的城市，當時每天大約死掉五百人。而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卻以一種為人難以預料的方式改變了歐洲。
在黑死病來臨之前，歐洲農民普遍被束縛在封建領主的土地上。瘟疫過後，一直以來的人多地少成了人少地多，倖存下來的封建領主，發現勞動力價格已經增加了許多——因為全歐的勞動力削減了至少25%。在英國，由於種地成本增加、獲利減少，越來越多擁有土地的領主開始改農業為牧業，把耕地變成了牧場。而毛紡織業的興盛要求相關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終於有一天紡織機的改進成為了歐洲工業革命的先聲。
此外，歐洲的傳統貴族領主，收入絕大部分來自於土地。當勞動力薪酬上升、土地租金反而下降之時，土地造就的財富便與日俱減。與此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城市商人和金融家，他們的產業基礎並沒有因為黑死病而受到致命衝擊。此消彼長之下，商人和金融家開始逐漸取代以往的貴族領主，在政治上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資產階層取代傳統領主階層，越來越成為難以阻擋的趨勢。
對上帝的失望引向對人自身意志的張揚，黑死病帶來了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思潮，提供身心享受的奢侈品也備受追捧。從蔗糖到香料、從茶葉到陶瓷，越來越大的需求量，使歐洲商人越來越希望避開中東阿拉伯商人的層層盤剝，而獲得直接通往貿易地的新航路。一百多年之後，達伽馬和哥倫布打開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門。
要享受塵世的快樂，極眼目之娛的藝術品就越來越受到富人的追捧。畫家和藝術家們不願再受限於死板單調的宗教題材，他們致力於恢復古希臘羅馬時期對人體之美的頌揚。致命的黑死病，就這樣成為了一個多世紀後歐洲文藝復興的濫觴。
歐洲中世紀的禁慾主義，在黑死病的衝擊下顯得極其滑稽，及時行樂的現實主義起而代之。事實證明，對上帝的虔誠在黑死病到來時全無效用，與其期待天國不如期待塵世的享樂。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記述黑死病的《十日談》裡，連以往最道貌岸然的主教、傳教士和僧侶，也爭先恐後地投入到現世的放浪形骸中去。
黑死病推動了醫學的發展。在此之前，盛行於歐洲的仍然是古希臘蓋倫派的醫學理論，認為疾病跟人體內的體液失調有關。但體液說在黑死病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致使醫生們開始把關注重心轉向外科的人體解剖學。黑死病襲擊歐洲之後兩百年後，意大利醫生弗蘭卡斯特羅最早提出了細菌傳染致病的理論。
黑死病還促進了各地高等教育的興起。1348年之前全歐有三十所大學，但瘟疫限制了學生異地求學的機會，因此更多的大學很快出現在維也納、布拉格和歐洲各地，而不僅僅侷限於原來的巴黎和博洛尼亞等少數中心。以劍橋大學為例，黑死病直接催生了四個新學院。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神學統治人心的逐漸崩盤。而羅馬教廷面對黑死病時的毫無作為，令時人重新審視宣稱萬能的宗教和羅馬教會：無論信或不信，瘟疫來時仍然人人難免一死。持續日久而懷疑叢生的不信任，最終造就了歐洲的宗教改革。以往神學對人思維鐵板一塊的禁錮，是從黑死病開始破裂的。
黑死病是偶然的嗎？也許是。就像從14世紀開始，地球開始偶然地進入一個小冰期，氣候的改變導致了地球生物微妙的變化：一隻老鼠偶然地患病而倒下死亡了，它身上的一隻跳蚤，又偶然地跳到了偶然走來的一名蒙古兵的腳上。當蒙古兵的屍體隨投石機落入城市時，蝴蝶效應就此開始。
事實上，當黑死病的高潮過去之時，歐洲仍然籠罩在中世紀的黑暗之下，沒有人能預知未來的變化。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乃至更遠的工業革命，都還統統不見邊際。
但如今回頭看，黑死病卻是一次契機。如果沒有這一次偶然，歐洲也許仍然會告別中世紀、進入大航海時代，最終把地球變成一個今天這樣由西方主導的世界——但又會在何時？位於歐亞大陸中心的拜占庭帝國，獨享古典思想文化資源近千年，卻始終沒有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出現。而朱元璋的國度，一度擁有輝煌燦爛的文明，卻也在鴉片戰爭來臨之際淪為陪跑者。
歐洲30%~50%的人口在恐怖的黑死病來襲時消失了，逝者的消失卻改變了生者的未來。只是每一次的大災難，都意味著無數個體的絕望。未來的世代在感嘆歷史演進不由人類主宰的同時，不應忘記千萬人在面對疾病時的痛楚。
詩人木心寫過一首詩，《中世紀的第四天》：
三天前全城病亡官民無一倖存
霾風淹歇沉寂第四天響起鐘聲
沒有人撞鐘瘟疫統攝著這座城
城門緊閉河道淤塞鳥獸絕跡
官吏庶民三天前橫斜成屍骴
鐘聲響起緩緩不停那是第四天
不停緩緩鐘聲響了很多百十年
城門敞開河道湍流燕子陣陣飛旋
街衢熙攘男女往來會笑會抱歉
像很多貿易婚姻百十年前等等
沒有人記得誰的自己聽到過鐘聲
鐘聲也不知止息後來哪天而消失
閱讀更多 談資有營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