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八王之亂引發的五胡亂華，徹底埋葬了西晉政權。衣冠南渡後，琅琊王司馬睿在南北方士族的共同擁戴下，登基稱帝，建立東晉王朝。東晉作為西晉的延續，理論上應該和北方所有的胡人勢力，不共戴天。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東晉朝廷交好五胡中的鮮卑，卻仇視五胡中的匈奴和羯族。羯族首領石勒晚年曾送給東晉一批財物，以求跟東晉和好，但是被東晉拒絕，東晉還焚燬了那些財物，以示自己的決心。

東晉仇視匈奴和羯族，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匈奴和羯族是直接攻滅西晉的罪魁禍首。東晉焚燬羯族人求和的財物，堅決不與羯族和好的態度，與後來南宋被迫向北方的金國俯首稱臣、委曲求全是完全不一樣的。南宋就有學者借東晉對石勒的強硬態度，抨擊南宋的軟弱。不過東晉對北方政權的強硬態度，也不完全是出於民族氣節，跟八王之亂基本結束的終局之戰有著重大關係。

東晉政權和八王之亂的終局之戰：司馬越大戰司馬穎

司馬睿能在江東建立東晉，其實和參與八王之亂的東海王司馬越有著很大的關係。因為司馬睿是司馬越的心腹，他出鎮江東，就是奉了司馬越的命令。司馬越在八王之亂中最終勝出，控制了西晉朝廷。為了鞏固江東，以支撐朝廷，司馬越遣司馬睿和王導過江鎮守江東，最終促使司馬睿在王導聯合南北方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東晉政權。可見，司馬睿能建立東晉，是和司馬越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司馬越是司馬睿建立東晉的重要紐帶，甚至可以怎麼說，東晉政權是司馬越的人馬和班底建立的。司馬越死後，東海王府的許多名士精英，都跟著司馬睿去了江東，後來都成為東晉初期的重要官員。

東晉朝廷既然和司馬越有著這麼重要的關係，自然也會繼承司馬越和北方胡人之間的關係。八王之亂的終局之戰，就是東海王司馬越和成都王司馬穎兩方的對決。司馬越和司馬穎對峙的態勢，也影響到了東晉朝廷的許多政策，其中就包括東晉區別對待不同的胡人勢力。出自司馬越東海王系的司馬睿和王導建立的東晉政權，也就順勢繼承了司馬越的胡人政策。司馬越拉攏、親近的胡人，東晉就和他們交好；司馬越仇視、痛恨的胡人，也就是司馬穎的胡人盟友，東晉當然也會仇視和痛恨他們。

當八王之亂進入尾聲時，只剩司馬越和司馬穎還在繼續鬥爭，對戰的雙方，都引入了胡人勢力。在蕩陰之戰中，司馬越被司馬穎擊敗。司馬越戰敗後，非常不甘心，不久後指令部將-幽州刺史王浚，聯合司馬越之弟司馬騰，一起起兵，再次和司馬穎作戰。王浚率領鮮卑、烏桓騎兵南下；司馬騰除了向鮮卑部落求援外，還從幷州劫掠了大量羯族人參戰，同時還有一群由難民組成的乞活軍。司馬穎則引入匈奴的劉淵、劉聰勢力支援自己，另外被司馬騰劫掠並遭虐待的羯族首領石勒，也起兵支持司馬穎。

八王之亂打到最後，就是以東海王司馬越為首，鮮卑、烏桓、乞活軍所支持的東海王系，和以成都王司馬穎為首，劉淵、劉聰的匈奴勢力和石勒的羯族勢力所支持的成都王系。東海王系和成都王系雙方打得不可開交，你死我活。鬥到最後時，司馬穎被殺，司馬越病死，匈奴聯合羯族攻入洛陽，攻滅了西晉。此後，劉淵和石勒先後在北方稱帝，建立胡族政權。原先依附司馬越的乞活軍和一些部將，則繼續留在北方對抗匈奴和羯族。

西晉滅亡後，同樣出自東海王系的司馬睿、王導在江東建立了東晉，他們繼續執行司馬越結好鮮卑、仇視匈奴和羯族的胡人政策，東晉堅拒石勒也就不足為奇了。東晉區別對待不同的胡人勢力，就是源自司馬越和司馬穎大戰時期，不同胡人支持不同的對象造成的。東晉由於司馬越的那一段歷史淵源，結好鮮卑、仇視匈奴和羯族，也是理所當然的。

留在北方抗匈奴和羯族的勢力，影響著東晉

如前所述，司馬越死後，和他有關係的人中，很多都留在北方對抗匈奴和羯族。如劉琨、段匹磾、邵續、慕容廆這些人，就是如此。這其中的劉琨、邵續，和司馬睿一樣，也屬於司馬越的人馬，不同的是的，司馬睿去了江東，而他們留在北方抗擊胡人，其主要作戰對象就是匈奴和羯族。而屬於鮮卑勢力的段匹磾和慕容廆，也堅持在抗擊匈奴和羯族的一線。

衣冠南渡後，隨著局勢的發展，司馬睿已經是唯一能繼承晉祚的宗室了。有鑑於此，北方抗胡勢力都曾派代表勸進司馬睿稱帝。司馬睿稱帝后，還和北方抗胡的勢力在建康的代表，保持著特殊的聯繫，這些代表在東晉政壇，發揮著重要作用。如劉琨派往建康的代表溫嶠，是平定王敦之亂的重要功臣之一，邵續派往建康的代表劉胤、劉遐在協助東晉平定蘇峻之亂時出力甚多。溫嶠、劉胤、劉遐作為北方對抗匈奴、羯族的勢力在建康的代表，自然不希望看到東晉朝廷結交匈奴和羯族。

特別一提的是溫嶠，過江來建康後，他的名望和影響力蒸蒸日上，這其中除了溫嶠本人能力出眾意外，也和他是劉琨的代表分不開的。實際上，包括溫嶠在內的北方抗胡勢力的“駐京代表”，在東晉政壇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不僅是司馬睿建立東晉政權的重要支持，還為後來平定王敦之亂和蘇峻之亂立下大功，東晉朝廷更不會破壞這種支持力。如果東晉和匈奴和羯族發展友好關係，勢必會遭到留在北方抗擊匈奴和羯族的勢力的反彈和抵制，不利於東晉朝廷政局的穩定。

在北方對抗匈奴、羯族的勢力中，除了劉琨、邵續這些漢人將領，還有段匹磾、慕容廆的鮮卑勢力。不過相對而言，東晉更看重鮮卑勢力一些。原因有二：一方面，漢人將領抗擊匈奴和羯族，主要也是依靠鮮卑勢力進行的。漢人將領在和匈奴、羯族對抗時，並未突出的優勢和戰績，如果缺乏鮮卑勢力的支撐，漢人將領很難有所作為。據《晉書》記載，“石勒攻邵續，段匹磾救之，勒素畏鮮卑”，“（漢人將領）李矩屯滎陽，劉琨遣人率鮮卑五百騎過李矩營，與匈奴劉曜軍隊對陣，屠各（匈奴一部）舊畏鮮卑”。由此可見，鮮卑的段匹磾部是對抗匈奴、羯族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隨著局勢的發展，漢人將領要麼在作戰時戰死，要麼因為部眾潰散而南歸朝廷，幾乎只剩下鮮卑勢力在對抗匈奴、羯族。故而鮮卑勢力是東晉朝廷在北方的主要結盟對象。

東晉朝廷更看重鮮卑的態度，還可以在劉琨遇害之事中得到印證。鮮卑段匹磾部發生內亂時，劉琨被段匹磾冤殺，子侄四人同時遇害。當時東晉為了交好鮮卑，不僅沒有給劉琨伸冤，甚至也不為劉琨發喪，直到後來溫嶠等劉琨的部下堅持要求朝廷發喪，劉琨才被東晉追贈侍中、太尉，隨後發喪。

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晉書·劉琨傳》

東晉朝廷對於此事的處理，顯然是秉承跟鮮卑的友好的理念，因為鮮卑對東晉的作用顯然是超過漢人將領的。劉琨作為東晉的將領被鮮卑所殺，東晉卻無動於衷。可見在東晉看來，鮮卑才是北方抗擊匈奴、羯族的主力，當然得罪不起。

東晉交好鮮卑，是司馬越當年對戰匈奴、羯族所支持的司馬穎的延續

東晉交好鮮卑、仇視匈奴、羯族的政策，從東晉初期一直持續到東晉末期。東晉末年，五胡之一的羌族人所建立的後秦，出兵攻打洛陽，駐防洛陽的東晉將領-雍州刺史楊佺期派人向北魏常山王拓跋遵求援。拓跋遵上奏北魏朝廷得到同意後，拓跋遵就派從事中郎張濟去見楊佺期。楊佺期在和張濟分析當前局勢時說，東晉和北魏的友好關係很早之前就開始了，甚至說洛陽如果真守不住，寧可給北魏，也不給羌族。

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為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為羌所乘，寧使魏取。”-《魏書·張濟傳》

楊佺期所說“晉魏通和”，當然是從司馬越與鮮卑關係緊密說起，所以東晉建立後，朝廷依然保持和鮮卑保持友好關係。東晉立國百餘年，從初期就開始和鮮卑交好，這種友好關係一直延續到東晉末年。楊佺期所謂的洛陽“如其為羌所乘，寧使魏取”，顯然也是基於這種傳統友好關係，其言語中的敵友之別，一目瞭然。

楊佺期這種言行，其實是東晉政權自八王之亂終局之戰後，司馬越當年聯合鮮卑對戰司馬穎的延續。五胡亂華後，留在北方以劉琨為代表的東晉將領在對抗匈奴、羯族時，主要是依靠是鮮卑人的勢力。劉琨和鮮卑勢力一直較為友善，他先是投靠鮮卑的拓跋猗盧部，與拓跋猗盧結拜為兄弟，隨後投奔鮮卑的段匹磾部，並聯合拓跋猗盧和段匹磾的鮮卑兵力對抗匈奴、羯族。劉琨被匈奴人圍困時，拓跋猗盧曾出兵救助劉琨。可見北方東晉將領和鮮卑的友善關係，直到東晉末期，身為東晉雍州刺史的楊佺期，還拿拓跋猗盧救劉琨之事來向鮮卑求助，可見東晉一直對鮮卑較為友善，並且相信鮮卑會助東晉的。

但是也有注意到，北方的胡人勢力是四分五裂的，彼此之間都有嚴重的矛盾衝突，東晉交好鮮卑、仇視匈奴、羯族，也是出於這一基本事實。東晉敢焚燬羯族財物、拒絕石勒的談和，也是清楚地知道，羯族人如果執意南侵，勢必為遭到其它胡人勢力的鉗制。衣冠南渡後，司馬睿多次表現出對匈奴和羯族的仇恨，兩次發佈討胡檄文，一次稱要和拓跋猗盧聯合討伐匈奴的劉淵，再一次聲稱要征討羯族的石勒。無論是討劉淵，還是討石勒，司馬睿雖然只是故作姿態，但也能看出司馬睿和東晉的策略，即分化敵人。東晉建立之初，國力羸弱，很難有效抵抗匈奴、羯族南侵，只能聯合鮮卑的力量對抗之。這不僅是出於民族矛盾，也是穩定東晉政權的需要。

結語

東晉交好鮮卑、仇視匈奴和羯族，源自西晉的八王之亂的終局之戰，即東海王司馬越大戰成都王司馬越。司馬越聯合鮮卑勢力，對戰司馬穎聯合的匈奴、羯族勢力，而司馬睿建立的東晉政權的人馬，基本出自司馬越的東海王系，因此東晉朝廷便有了仇視匈奴、羯族勢力的歷史淵源。除了這些淵源，匈奴、羯族聯合滅亡西晉的現實，也是作為西晉延續的東晉政權，必須要拿出仇恨匈奴和羯族的態度。綜合歷史和現實的雙方面考慮，東晉做出了交好鮮卑、仇視匈奴和羯族的策略，當然這其中，司馬越的那段歷史淵源還是主要原因。

東晉偏安江東，雖然有多次北伐之舉，但是成效不大。儘管衣冠南渡後，北方士族領袖王導曾揚言要“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但只是說說而已，不管是王導還是司馬睿，都以開拓江東、穩定江東作為第一要務。所以當初祖逖北伐時，朝廷並給予他未任何實質性幫助。而後世的權臣桓溫、劉裕北伐，其目標不在北方，而在江東，只不過以北伐作為增強威望的手段，進而實現對江東政權的控制。

隨著北方戰局的惡化，鮮卑逐漸成為抗擊匈奴和羯族最主要的力量，東晉聯絡鮮卑勢力，對抗匈奴、羯族等勢力，也是江東政權出於生存戰略的考慮，只要能阻止北方某些胡人勢力南侵，交好同屬胡人的鮮卑也是東晉能接受的。即便到了東晉末期，雍州刺史楊佺期仍然以東晉、鮮卑長久交好為由向北魏求助。以上這些都和八王之亂中司馬越交好鮮卑有重大關係，在八王之亂的終局之戰形成的局勢基礎上，東晉才做出了交好鮮卑、仇視匈奴和羯族的戰略考量。

江東政權交好鮮卑、仇視匈奴和羯族，也是以胡人勢力無法對江東構成威脅為前提。等到後來北魏統一了北方各部之後，實力大增，對江東政權的威脅非常明顯之時，江東很快和鮮卑決裂。晉亡宋立以後，南朝宋和鮮卑一刀兩斷，多次開戰。當然這是後話了，不再展開敘述了。

閱讀更多 袁衛宇 的文章

關鍵字: 段匹磾 慕容廆 劉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