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世纪初唐朝建国，到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的发生，唐帝国与境外诸多国家的冲突、往来不断。我们通常站在中华中心主义看待这段历史，在探究“安史之乱”起因时，习惯于从中国史视点对其进行负面评价：煽动胡汉对立的李林甫恶人说，安禄山、皇太子与杨贵妃一族的权力相争等等。
日本学者森安孝夫主张书写历史应当采取更为开放和包容的世界史视野，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中，他特别关注唐帝国与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突厥、回鹘的关系，以及唐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认为应该给予“安史之乱”正面评价。
“安史之乱不单单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历史，进一步说，是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成了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
中国史的分水岭
8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此迄今为止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帝国不仅失去了西域，而且在本土也陷入藩镇(节度使、观察使等)割据的状态。
与帝国的前期(初唐、盛唐)相比，尽管唐朝的实际统治领土大为缩小，却在急速发展的淮南至江南的农业经济的支撑下，又继续保持了足以与前期匹敌的近一个半世纪的生命力。
倘若从国家的常备军这一角度来观察问题的话，在唐代前期，常备军是靠面向所有民众的租庸调制这种徭役来维持。而安史之乱后则不同，国家乃是基于重视课税的两税法以及食盐专卖、商业税等间接税得到的税收来雇佣常备军。
根据中国史研究者们的杰出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已经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
事实也的确如此，换言之，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为避免误解，我以为安史之乱以后似乎不应该继续使用“大唐帝国”这一称呼。
《妖猫传》
把视角从中国转向欧亚大陆
在我看来，安史之乱不单单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历史，进一步说，是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可是，历来的研究在涉及安史之乱的起因时，一般提出的原因大致如下：
诸如由于宰相李林甫讨厌科举出身的政敌，所以积极启用安禄山这样的异族武将担任边境节度使等(煽动胡汉对立的李林甫恶人说)；因为玄宗宠爱远方的安禄山，导致安禄山与玄宗身边的皇太子以及宰相杨国忠(杨贵妃一族)之间权力相争；被怀疑具有反意的安禄山，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与杂胡化的河北地区的对立等等。
上述这些看法全都是来自中国史视点的评价，而且几乎都是负面评价。
《妖猫传》中安禄山的形象
最近数年来，我通过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角度，对粟特人、突厥人、粟特裔突厥人为主角的8世纪康待宾和康愿子之乱、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8世纪至9世纪河朔三镇的动向，以及进入10世纪以后五代的沙陀诸王朝与辽帝国(契丹)的成立等一连串的动向进行重新考察，注意到承担上述事件以及动向的主角都是中央欧亚的势力，因而与通行学说截然相反，我一直在提倡或呼吁应该给予安史之乱以正面的评价。
这里所说的中央欧亚诸势力，主要指的是中央欧亚的蒙古人种阿尔泰裔(主要是突厥裔，也包括奚、契丹等蒙古裔)的骑马游牧民族和白色人种的伊朗裔粟特人，以及由其混血形成的游牧的、军事的、商业性的族群。
进一步我还主张，即便对站在唐朝一方“粉碎了”安史之乱的突厥裔的回纥(回鹘)，也应该可以做出另外的评价。
换句话来说，我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作为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典型(即所谓“征服王朝”)，辽帝国的雏形有三个方面，即在我曾经提倡过的渤海的基础上加上安史之乱势力，再加上回鹘帝国。 而且，其趋势乃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长期波动)。具体而言，如后文所示。
过早的“征服王朝”
与生产力、购买力并列，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大的契机和动力是军事力量。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在中央欧亚干燥的大草原地带，擅长骑马的游牧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从拥有了地面上最强大的骑兵以后，他们的动向便自然成为推动世界的原动力。
正如在第一章的时代划分部分谈到的那样，我在划分世界史的时代时，也设定了“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尤其是作为欧亚大陆历史的一大转折期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标志上述第五个时期开始的10世纪前后的时代。
进入这一时期以后，欧亚大陆自东而西出现了辽(契丹)帝国、沙陀诸王朝(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王朝)、西夏王国、甘州回鹘王国、西回鹘王国、喀喇汗国(黑汗王朝)、伽色尼王国、塞尔柱帝国、可萨汗国等同样类型的中央欧亚型国家。
也就是说，从“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的公元前10世纪前后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游牧民势力对富饶的农耕定居地带的掠夺、征服，或者对农耕定居地带居民的调和、融合、同化的过程中，反复交错上演着成功与失败。
到10世纪前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用少数人来对拥有众多农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地区实施稳定统治的方法，或曰秘诀。这些方法包括军事统治制度、税制、人才选拔制度、商业以及信息网络、文字的导入、文书行政、都市建设等方面。而支撑上述这些的最大的基础，则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基于丝绸之路的财富积累。
但是，倘若仅仅凭借上述两点的话，其统治只会是一时的短暂现象，无法维持更加稳定强固的“征服王朝”统治。为了实现稳固的统治，所需要的是构筑起一个将若干个要素复杂地组合融汇在一起的“系统”。而在该“系统”的根基之中，应当包括文字文化(文字的普及与使用文字的文书行政)，自不待言。
人口稀少的“北方”游牧民势力在立足于自己根据地草原的同时，也开始统治位于“南方”的都市以及农耕地带。这样一种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大举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北方”势力已不只是单单凭武力，而是处于能够构筑一种通过文书行政来直接或间接地统治“南方”的阶段。因此，考虑到整个欧亚大陆上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其中应该可以发现历史的必然性。
10世纪前后的中央欧亚型(征服王朝)国家这只是一个示意图，图中的国家并非同时存在。宋朝于960年成立，包含五代后周的领域。由于整个10世纪存续于河中地区—东部伊朗的萨曼王朝是伊朗系统的王朝，所以本图中没有标出
此外，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点，那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安史方面的势力自不待言，即便是镇压了安史之乱的唐朝军队，其中坚力量也是来自中央欧亚的骑兵。
倘若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话，那就不能仅仅从中国史的角度给安史之乱贴上“乱”字标签，并只给予其负面的评价。反之，我们可以从欧亚大陆历史的角度出发，正面评价安史之乱。
从这一视角来看，安史之乱就成了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
中国学者荣新江也指出，在发动并维持安史之乱的背景之中，存在着游牧民的军事力量和因丝绸之路贸易而带来的经济力量两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安史势力成为征服王朝的基本条件似乎已经充分具备，然而最终安史势力却因未能争取回鹘成为自己的盟友，结果在军事上失败。
如果安史之乱成功的话，那么可能会成为安史王朝。然而遗憾的是，在8世纪时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安史之乱可谓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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