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笑春风
（美）亚当·霍赫希尔德，扈喜林译《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
档案必须销毁干净
1908年末的冬日中，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即将走到他生命的终点。可是，即便是在这样一种生命之火随时可能殒灭的情况下，他仍然关心着一件事，那就是比利时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也是唯一的殖民地——遥远西部非洲大陆上的刚果，数十年来，他们对于这一地区殖民统治的文书档案，是否销毁的足够干净。
年迈的国王如此在意这批档案的命运，相信读者已经多少能猜出，这其中隐藏着他无法言说的秘密，或者说，是已经公开的秘密，那就是由他所主导下，比利时殖民者在高压统治刚果时期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据后来人的保守估计，死于比利时殖民统治的刚果原住民，已经超出了1000万。这个数字无论放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如此的骇人听闻。是啊，一个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西欧民主国家，为什么还会制造出如此的人间惨剧？无可否认，有些细心者试图寻根究底，但是，
随着一战的爆发，世界把目光逐渐聚焦到了距离自己更近的、残酷的“文明人”之间的战争中，而对于比利时人到底在西非干了些什么，他的影响如何，则罕再有了解与深究，直到二战结束以后非洲大陆掀起的独立运动当中，这些隐入历史尘埃当中的内容，才被有心人一点点的发掘出来。而即便如此，有关此事的文字记录的出版，以及关于其“真伪”的争论，又使得它在众生喧嚣之中，再次回归于不该有的平静。或许有人会这样认为，那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原始资本积累的往事了，这样的阶段已经过去，从今往后，类似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少。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中东的人们，最有发言权。
歧视无处不在，谁也难于逃离
回归到利奥波德国王所试图隐瞒的真相当中，在利用探险家斯坦利深入非洲大陆腹地所获得的最新信息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比利时殖民者进入到这里。他们贪婪地去掠夺这里的一切，同时还用后膛枪逼迫着土著为他们获取足够多的象牙与橡胶而效力，一旦对方稍有不顺从，随即残忍杀死或砍下他们的手脚。
殖民者残忍的行径，很快被一些当时欧洲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得知，供职于英国外交部的爱尔兰人罗杰•凯斯门特、英国报人莫雷尔等，在亲眼目睹了这些暴行后，纷纷将矛头对准了他们心中暴行的始作俑者，也是幕后的大老板——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国王也很狡猾，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去和对方打口水战，同时还不失时机的披露一些英法德等国在海外殖民地所实施的同样卑劣的行径，他似乎在提醒着肉食者们——管好你们国内的声音，大家都一丘之貉，谁也没有高贵到哪去。
（比利时在刚果招募的辅助其殖民统治的“公安军”及其所俘获的奴隶）
利奥波德这样做的目的不能说毫无根据，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即便是这些为维护非洲人生命安全的知识分子们，从骨子里讲，都持有着一种隐约的优越感。这让笔者不由得想起美国电影《绿皮书》中，南方庄园主为非裔钢琴家的高超演出技艺赞叹不已，但当对方要寻找厕所解决内急时，庄园主却礼貌而不失微笑的请他去外面方便，即便家里有着装修完好的洗手间。
（电影《绿皮书》剧照）
歧视无处不在，谁似乎也无法摆脱它的环绕。而对于当时同利奥波德作对的舆论先锋们来说，他们的报道虽然展示了许多事实，民众看到了，也会为刚果人蒙受的屈辱而伤心落泪，但是结果则是，比利时殖民者继续从事着肮脏的勾当，而且并不因为国王的死去而有所缓和，他们找到了一种更加“文明”的形式，以此逃脱舆论的声讨，那就是课税，并且是重税，它毫无商量的余地。这样的文明，对于承受者来说是一种负担和累赘，詹姆斯•斯科特写《逃避统治的艺术》与《弱者的武器》，就是尝试从欧洲人眼中的“野蛮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人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文明，但他的研究与呼声凤毛麟角。
利奥波德以及他的“事业”继承者不受抑制的奴役刚果的原住民，在其国内却鲜有批评者，即便有，他们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比利时政府抱怨国王的海外作为，不是因为他主导下的殖民军残害被殖民对象的肉体，而是因为国王从刚果攫取的财富都落入到他个人的腰包之中，当然，比利时政府自有办法从他身后取得这笔钱，他们不会考虑将它还给刚果人，而是据为己有。至于国内民间对于刚果所发生事情的了解，更具有局限性，《丁丁历险记》的绘者埃尔热亦不能免俗，在涉及主人公丁丁前往刚果旅行的内容中，将他与殖民当局描绘为耐心地开导者与保护者。原住民的孩子们被丁丁告知，比利时是他们“遥远的亲爱的祖国”。联系当时被大量砍去手脚或直接饿死的土著家庭婴孩，这多少又有些许讽刺了。尼采与福柯等思想者在高歌猛进的欧洲工业文明中拒绝唱赞歌，而是怀疑欧洲人启蒙时代以来所竭力倡导的道德与理性，不是毫无道理。
（英国殖民军侵略非洲祖鲁领地的战争）
利奥波德身后的世界
针对利奥波德等所主导下的残忍殖民统治的批判，在其死后逐渐归于沉寂，但是非洲土著们却并未摆脱痛苦的命运。而也恰在此时，那些努力维护正义的知识分子内部却发生了分裂，凯斯门特在争取非洲人权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爱尔兰人的身份同样使得他在遭受着歧视与排挤，因此与比利时国王的舆论战硝烟散尽后，他又转而投身于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直到最后被伦敦政府处死。至于报人莫雷尔，在面对一战前夕国内高涨的好战气氛时，他已经预感到了可能的战争对于同胞和整个欧洲的负面意义，
因此努力阻止，试图唤醒身边人的谨慎与怀疑。但这一次，他曾经的支持者们不再像他为非洲人命运摇旗呐喊时那样配合了，他们快速抛弃了莫雷尔呼吁的人道主义，英国政府也出面对其施加监禁。人们发疯似要教训德国佬和奥斯曼土耳其，可是他们恰恰忘记了，自己之前同情刚果人民遭遇的心理，与自己当下的心情会有怎样的差异。终于，一战爆发，文明人努力地在教会野蛮人什么是文明，可他们自己所作的一切，不过仅仅是披着文明的外衣。
（电影《西线无战事》剧照）
如今，利奥波德国王与他的殖民时代早已远去，非洲大陆上的大大小小的国家也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是殖民时代所遗留下的负面遗产却远远没有同时消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非洲国家卢旺达，爆发了一场无比令人痛心的种族大屠杀。其根源，恰恰是比利时殖民者为了更便于巩固统治，于是操纵人数上占劣势的种族去控制人数更多的种族，仇恨的种子由此播种而下，当部族冲突扩大化的灾难降临之时，从其中曾获利无数的欧洲与美国，在这个过程之中，却是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权力具有诱惑力，而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比能够夺取他人生命的权力更大。我们声讨利奥波德和他的同党，但同样不应去忽视他们的帮凶与批评者。因为植根于人内心深处的那种迷之自负与难以克制的欲望，促成了他们无数自相矛盾的思想与行为，人们的动机可能不一，可最终殊途同归。
我们距离恶到底还有多远？我想到了阿伦特这句名言，不妨，就用它聊作结语——“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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